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政策的演进

（一）1978—1985年体制改革推动民族地区扶贫

这一阶段，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突出的原因包括自然环境差、资源禀赋差、基础设施不完善、受教育程度低等，但同其他地区的制约因素一样，计划经济体制下农牧业经营缺乏激励机制才是致贫的主要原因。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推广，极大地调动了农牧民劳动投入程度，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农产品价格管控放松和乡镇企业扶持政策等改革措施，也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此外，党和国家开始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帮扶政策。国家民委与国家计委依照相关政策陆续组织内地发达省、市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得以改善，人均收入有所提高，扶贫工作初见成效。

（二）1986—1993年进行大规模开发式扶贫

前一阶段的扶贫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从1986年开始国家加大了扶贫投入力度，开发式扶贫取代救济式扶贫成为主要形式。党中央、国务院对老、少、边、穷地区在信贷、税收、经济开发等方面给予特殊优惠政策，确立了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中央、省（自治区）、县三级行政领导扶贫工作责任制，并在民族地区实施了一大批扶贫开发项目，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相较以前更加规范、更加高效，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三）1994—2000年八七扶贫攻坚时期

1994年3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正式颁布，扶贫开发有了行动纲领，257个少数民族贫困县成了国家扶贫攻坚的重要战场。这一阶段，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并设立了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专项资金。通过大力发展投资金额少、覆盖面积广、能够尽快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种（养）殖业和相关的加工业，重点支持能够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带动就业的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支持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的地区实行移民搬迁等方式，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得到显著改善。截至2000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国内生产总值完成7495.724亿元，完成地方财政收入475.72亿元，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四）2001—2011年重点扶持特困民族地区

2001年，国务院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提出把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这为民族特困地区减贫脱贫创造了新的机遇。国家针对少数民族特困地区，进一步加大在信贷、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依托西部大开发战略不断加大对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交通、通信、科学技术、教育等领域的投入力度，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逐步缩小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地方政府积极引导民族地区群众以本地区资源优势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区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这一时期，藏区、南疆地区、六盘山区、乌蒙山区、武陵山区等重点特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在国家不断上调贫困标准线的背景下，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看，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来看，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五）2012年至今进入脱贫攻坚决胜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把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提升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高度，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民族地区在2020年全面脱贫、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规划。自此，民族地区进入了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过去开发式扶贫转变为精准扶贫模式。系统的精准扶贫战略思想让民族地区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得到了帮助，极大地提高了扶贫效果。截至2016年底，民族八省（区）地区生产总值近8万亿元，贫困人口下降为1411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为9.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大幅增加。

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太原主持召开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会上提出了“脱贫工作进入目前阶段，要重点研究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重要思想。⁽¹⁾这一重要思想标志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三个新增”倾斜政策和超长举措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积极引导社会各方推动深度贫困扶贫，坚持扶智与扶志相结合，激发民族地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能力，确保到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