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智库概念、分类和功能研究

一、智库概念研究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智库概念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大多强调了智库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领域，研究具有相对独立性、非营利性等特点。国外许多学者对智库进行了界定，也提出了各种标准。国内学者多借鉴国外学者的定义，提出一些观点。丹尼·斯通（Daniel Stone，1998）认为智库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并从事公共政策问题分析的非营利性组织⁽¹⁾。肯特·韦弗（Kent Weaver，2002）提出智库是“非政府组织”，具备“非营利性”，智库相对于公司、利益集团和政党来说拥有更多的“自治能力”⁽²⁾。袁鹏（2002）在《美国思想库：概念及起源》一文中对智库概念进行了汇总和分析，认为美欧多数国家智库概念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他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具备从事政策研究、以影响政府政策选择为目标、非营利性、独立性四个条件的机构称为智库⁽³⁾。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2005）认为智库是“一种独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它们依靠专家及其思想而获得支持，从而影响公共决策过程”⁽⁴⁾。詹姆斯·麦甘（2007）提出智库是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它就国内与国际议题提出研究分析报告和政策建议，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广大公众做出知情决策⁽⁵⁾。戴维·纽瑟姆（David Newsom）认为智库是构成政策制定共同体的组织之一，属于政策精英。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基于多元主义的出发点认为智库是民主社会中能够确保多元、开放和负责的政策分析、研究、决策与评估过程的主要政策行为体之一，并以知识和智力为基础提供软性基础设施⁽⁶⁾。综合来看，当前比较流行和认可的是詹姆斯·麦甘、安德鲁·里奇等学者对智库的定义。

二、智库分类研究

美国智库分类因标准和方式不同而有所差异。美国学者约瑟夫·巴斯特（2005）按照意识形态将智库分为古典自由主义智库和国家主义智库，其中古典自由主义智库包括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市场中心论和权力中心论的信奉者，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信奉自由哲学，后者信奉集权主义或统制主义⁽⁷⁾。詹姆斯·麦甘（2007）指出智库包括“没有学生的大学”和合同型研究机构两种形式⁽⁸⁾。余章宝（2007）从运作方式、年代、独立性等角度对美国智库进行了总结，引用肯特·韦弗的观点将智库分为没有学生的大学、合同研究组织和倡导型智库三类，并引用唐纳德·埃布尔森（Donald Abelson）的观点将智库分为政策研究机构、政府合同型研究机构、政策倡导型智库和名利型或候选人取向型智库四类，并指出美国智库具有非政府型、非营利性、非党派性、客观中立性、中介性等特性⁽⁹⁾。王莉丽（2010）将美国智库分为官方智库、大学智库和独立智库三类⁽¹⁰⁾。王佩亨和李国强（2014）将美国智库分为官方设立、政府合同型、独立型和游说推销型政策研究机构四类，并对美国智库的非营利性、专业性、实用性、独立性等特点进行了分析⁽¹¹⁾。杨尊伟和刘宝存（2014）认为美国智库分为以研究为导向的机构、政府委托型机构、倡导型智库和遗产型智库四种类型⁽¹²⁾。斯蒂芬·奥尔森（2014）认为美国主要有学术多样型、学术专业化、合同研究咨询型、游说型、政策公司等几类智库⁽¹³⁾。鲁传颖（2015）依据美国智库传统政治导向及其是否在国家网络安全研究领域将智库分为安全导向、自由导向、国际战略导向和专业技术导向四类⁽¹⁴⁾。徐颖瑜（2015）按照服务对象将美国智库分为中央政府智库、地方政府智库、企业内部智库和管理咨询公司等⁽¹⁵⁾。沈进建（2016）从规模、功能、归属、价值取向等角度对美国智库进行了分类⁽¹⁶⁾。任玥（2014）将美国智库分为独立智库、荣誉型智库、大学智库三类⁽¹⁷⁾。安德鲁·里奇（2016）按意识形态将智库分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中间派或没有明显意识形态倾向的智库⁽¹⁸⁾。综合上述专家、学者的观点，可以发现他们对智库的分类因分类标准和层次不同而有所差异。

三、智库功能研究

王沪宁（1991）在国内首次将智库（Think Tank）翻译为“思想工厂”，认为在思想工厂中“充满活跃的智慧”。同时，他提出智库作用包括政策思想的来源、政策提议的源泉和评价者、政府计划的评估者、人才的来源，智库有意无意起到了“社会医师”的作用，不断寻找和发现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促进社会改进⁽¹⁹⁾。任晓（2000）认为美国智库具有生产政策思想、提供政策方案、储备和提供人才、教育公职人员和公众四方面的功能⁽²⁰⁾。唐纳德·埃布尔森（2004）指出美国智库具有五大功能，包括决策者政策理念的主要来源、政府公共政策议题的评论者、政府开展议案运作的检审者、甄选高级官员与专家的人才库、新闻媒体资料引述的权威来源⁽²¹⁾。王春法（2004）认为美国智库具有四个方面的社会功能：生产思想，为社会提供多元化的思想；战略设计，为政府决策提供多种设计方案；引导社会思潮，形成影响决策选择的社会氛围；人才储备和周转的基地⁽²²⁾。巩艳芳和巩艳梅（2006）认为美国智库功能包括生产思想、教育功能、培养和储备人才⁽²³⁾。余章宝（2007）认为美国智库在公共政策中具有政策研究、政策倡导、政策网络、政策评估四个主要功能⁽²⁴⁾。詹姆斯·麦甘（2007）认为智库具有政策问题研究分析、对决策者面临的政策难题及时提供咨询意见、评估政府的计划、通过媒体解释政策引导公众、建构涉及不同部门政策行为者的讨论与协商平台、充当政府重要人才库六种基本功能⁽²⁵⁾。王莉丽（2010）指出美国智库的主要功能包括设置政策议程、进行政策教育、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推动公共外交四个方面⁽²⁶⁾。王莉丽（2012）认为智库在美国公共外交中发挥“二轨”外交、提供外交政策建议和智力支持、构建政策理念与价值观传播网络等作用⁽²⁷⁾。徐成芳和刘东（2014）认为智库是美国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它们与政府紧密配合为国家战略和政策制定生产和储备思想，通过“旋转门”机制构筑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紧密结合的思想联盟，善于运用媒体、高校教育机构和学术活动平台传播主流价值观，通过建立海外分支机构或跨国智库影响他国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²⁸⁾。王辉耀和苗绿（2014）认为美国智库发挥着政府“第四部门”、大众“思想者”、人才蓄水池和引力场的作用⁽²⁹⁾。王佩亨和李国强（2014）认为美国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决策者决策理念的主要来源、决策制定过程中专业知识的提供者、公共政策评论者、高级官员和专家的人才库和蓄水池、新闻媒体公共政策的权威来源等五个方面⁽³⁰⁾。斯蒂芬·奥尔森（2014）认为美国智库具有提供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咨询、帮助公民更好地理解国内外政策、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中介作用、为媒体提供支持、提供意见交流中立平台、各类机构的思想网络等功能⁽³¹⁾。杨尊伟和刘宝存（2014）认为美国智库的主要职责包括生产专业知识和思想、设计政策、影响公众舆论、汇聚人才等方面⁽³²⁾。贾敏（2014）提出美国智库主要是扮演知识传播者、研究掮客和政要储备池的功能角色⁽³³⁾。王晓（2015）认为美国智库功能体现在为政府提供战略思想和政策建议、为美国大选提供建议、通过“旋转门”机制为政府和学界输送人才、推动公共外交四个方面⁽³⁴⁾。沈进建（2016）认为美国智库承担政党和利益集团代言人、决策咨询参谋、“思想加工厂”的功能⁽³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