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全球秩序和价值链重构

1.1　世界从“平”的走向“崎岖不平”

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是对自20世纪冷战之后逐渐形成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程的描摹与解读。他在书中对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现在看来正在变成现实。例如，全球化加剧了贫富两极的分化所蕴含的社会危机，美国中产阶级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竞争的后知后觉导致下一代无法保持现有的生活质量，这些都是“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正如《三国演义》中所说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发生重构。

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我们渐渐看到了近年频繁发生的“黑天鹅”事件后面的必然。全球化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逐渐达到顶峰，但这一趋势正在发生逆转。过去20年，全球化是科技革命及其所推动的产业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再分配的过程，且以美国为主导，而中国无疑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凭借着粗放的资源使用方式和廉价劳动力，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备受外资青睐的投资目的地。

如果说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参与并推动上一轮全球化的进程，那么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则为如今开始的“逆全球化”埋下了隐患。全球经济自那时开始进入漫长的恢复期，成熟经济体为此前过度放大的金融杠杆付出代价，在克服衰退的道路上蹒跚前行，同时也给长期依赖海外市场的“外向型”主导经济体提出了挑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均面临着经济转型的考验。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因内生要素的变化而难以为继——土地成本高昂、劳动力结构改变、生态成本加剧、人口红利式微等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重构的影响因素。在上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并成为全球价值链中举足轻重的一环；在新的“逆全球化”时代，中国将更为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货币、贸易和政治秩序的重构，更为积极地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在重构中互动。

我们观察到重构正受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股作用力的推动。自上而下的作用力来自“经济体板块”之间相对优势的变化而形成的碰撞和冲突，正如地震的发生是由于地壳板块之间的碰撞和摩擦而导致。其中制造业竞争力优势的变化和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最关键的经济因素，由此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经济体的应对则是政治体制的应激反应。

图1-1　重构的推动力

图1-2　全球化下一程和中国的角色

资料来源：德勤研究。

自下而上的作用则主要来自全球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互联网科技对全行业的渗透。全球老龄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不可低估，同时，千禧一代（1984—2000年出生的人群）成为社会财富拥有主体所带来的行业变革不可忽视。互联网是上一轮全球化的关键驱动因素，极大地降低了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重要生产要素信息交换的不对称，提升了要素流动效率和国际分工效应，并颠覆性地打破了国别疆界和产业边界，逐渐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主流人群的生活方式。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局中，基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将更进一步主导经济转型、行业升级和商业模式的快速迭代，成为自下而上重构的最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