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交通通信成本持续降低，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极大地扩张了国际直接投资的空间及规模。发达国家为强化其产品国际竞争力，纷纷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外包等方式将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链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分散到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利用当地相对廉价的资源与劳动力组织生产以降低成本，推动全球价值链的片段化和空间重组，进而促进母国的产业升级。这种跨国界的生产要素流动改变了传统价值链的空间布局，为后发国家践行对外直接投资以促进母国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在借鉴先行国家经验促进产业升级的实践中，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成为新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受益者，是借助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其产业升级的典型代表，产业结构正沿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或知识密集型”的路径逐级攀升，在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互动中赢得了经济高速发展，并跻身于先进国家或地区行列。

国际经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母国产业升级效应，这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创新产业升级路径的举措。然而，这些研究基本上均是以发达工业化国家为对象，即便是对后发国家或地区的探讨，也主要聚焦在已经成功的区域，如“亚洲四小龙”等。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对外投资不同，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且数量和规模不高，在投资区域流向、行业偏好、企业选择和投资动机等方面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别，其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及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探究本论题的过程中，就需要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动机与影响产业升级的机理，以及我国产业演进的规律，并通过典型案例总结和实证考察等方法谋求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间蕴含的内在关联，进而判定其是否存在产业升级效应，不能简单地对其他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加以复制、扩展，而是应立足国情，来探索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和内在规律⁽¹⁾。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外部环境存在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倘若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依赖性过高，其对外贸易、外资吸引与产业结构调整等就极易遭遇外部不良冲击的影响进而受阻甚至中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外部需求骤减，高出口通道被阻断。受国内资源、环境与最终需求等条件的约束，高投资难以为继。因此，适时调整涉外经济发展战略与重构产业升级路径，以推动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然而，当前来自外部压力和国内推力的双重驱动，使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1）产业升级的外部压力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除依靠本身技术进步的自我强化机制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跨国界流动。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通过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鼓励发展出口贸易，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引擎的驱动下，迅速在全球各经济体中确立了“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地位。2009年，出口贸易总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0年，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中国在分享外资和外贸红利的同时也付出了代价。我国是“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但并非“经济强国”，无论在技术先进性、产业高级化等方面，还是在企业全球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与此同时，伴随国际经济形势的骤然转变，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渐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出口环境不断恶化，加剧了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增加致使美国等工业化国家产业政策回归，全球制造业竞争激烈，发达国家不断打压中国。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与通货膨胀严重，以及商品结构的类同性加剧了与我国的竞争，中国已成为全球贸易摩擦与纠纷的主要对象国。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外需大幅度缩减，使出口导向型行业遭遇严重冲击。事实上，自加入WTO以来的10多年，我国频繁遭遇国际贸易救济调查600多起，累计金额达389.8亿美元。其中，美国发起100起，欧盟70余起；反补贴调查43起，反倾销调查510起，保障措施106起，特保措施达33起。中国连续16年（1995—2010）位居世界反倾销调查案件之首，连续5年（2006—2010）为世界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²⁾。

其二，盲目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导致国内资源消耗过度和生态环境污染日渐加重。与此同时，企业对境外先进技术和营销管理等优势的过分依赖，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代理工厂”，并被牢固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Grossman和Krueger（1993）⁽³⁾就曾强调，投资与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市场和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该观点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国内许多研究，如李国柱（2007）⁽⁴⁾、周力（2009）⁽⁵⁾、张学刚（2010）⁽⁶⁾、张鹏（2013）⁽⁷⁾等的实证结果均证明，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代价，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这支持了“污染避难所”的观点。

其三，跨国公司以加工和装配低端环节为主的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路径偏差与外部依赖。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当前还主要是以加工贸易为主导，诸多关键零部件、设备以及原材料主要依靠从发达国家进口，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在产业链低端。Koopman等（2008）⁽⁸⁾以贸易统计数据与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利用数学规划法重新测算后发现，中国出口中的海外成分比例高达50%，电子设备行业则高达80%，且自2003年以来，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90%为外资企业生产。UNCTAD（2004）统计资料显示，21世纪初期与20世纪80年代的贸易条件相比较，发展中国家恶化了17%，但发达国家却改善了5%。

（2）产业升级的内在推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产业结构适应需求变化支撑了过去的经济增长，但这种追求量扩张的发展模式产生和积累的矛盾，日渐成为影响未来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未来一段时期是工业化中期转向工业化后期的过渡期，也是谋取从中低收入国家转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跨进期。伴随全球分工模式与国内外环境的嬗变，以及中国工业化阶段性特点的变迁，产业结构矛盾日渐凸显并呈现出与以往相异的特征。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产业结构外在表现为三次产业间的关系不协调，实质却是价值链和产业链过度集聚在生产和加工制造环节的中低端，设计、研发、供应链管理、营销与品牌等核心环节的滞后或缺失，由此造成产能过剩，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加重，贸易条件恶化，国民收入增长率持续放缓，服务业比重偏低等问题，致使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因此，未来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3）产业升级路径新探

近些年来，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深陷低迷的泥沼且复苏乏力，虽然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小幅下滑，但2013年依然维持了7.7%的增速。与此同时，在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还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景象。

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呈逐年攀升态势。伴随企业国际化能力的提升，中国掀起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高潮。2002年，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7亿美元。2012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依然维持了平稳态势。此时，政府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大力推动对外投资便利化，对外直接投资创下878亿美元的历史纪录，成为当年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流量国，2003—2012年，年均增速为43.56%，对外直接投资有望成为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新动力（见图1-1）。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国内资金、技术以及信息等要素正呈双向流动格局，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对外直接投资有望取代出口和外资，成为驱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新动力（江小涓，2006）⁽⁹⁾。

邓宁在投资发展周期学说⁽¹⁰⁾中指出，如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00～5000美元则为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此时吸收外资的增速在下降，对外直接投资将加速，尽管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为负值，但两者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图1-2和图1-3为中国1983—2012年人均GDP与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走势，2006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了2000美元，由此推断，中国已由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跨入到第三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呈持续增长态势，且对外直接投资增速超越外商直接投资，虽然我国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依然为负值。根据UNCTAD数据的核算，2006—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为36.3%，显著高于同时期外商直接投资8.8%的年均增速。

第二，国内产业结构呈现优化升级的阶段性特征。从三次产业来看，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经济增长还是以第二产业驱动为主，第三产业比重在不断攀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成为拉动就业增长的主体，但第三产业已超越第二产业成为吸纳就业的核心力量，这显示出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新特点。与2002年相比，2012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下降了3.6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向上微调了0.4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了2.1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为45.12%，第三产业为45.98%，第一产业为8.91%；在就业结构上，与2002年相比，2012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下降了16.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则分别增加了8.9个和7.5个百分点。（见表1-1）

从上述两大典型经济现象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与国内产业升级演进轨迹之间存在高度趋同性。那么，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必然导致了或支撑了过去十多年的国内产业升级？在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与产业结构亟须转型升级的今天，中国快速推进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成为带动国内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诱发了全球要素、资源、企业以及产业等方向的大变革，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空间和契机，因此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毋庸置疑。

1.1.2　研究意义

主流的经济理论强调，资本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为追求高收益必然会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投资实践却表明，诸多资本稀缺的国家正向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逆向投资”。有些资本边际报酬高、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更是经历了持续的资本流出而非流入，这被称为“国际资本流动悖论”（Lucas，1990）⁽¹¹⁾。后发国家凭借自身积累的比较优势，主动实施国际化战略，通过资源获取以摆脱经济发展进程的高外部依赖性。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则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因此，沿袭先行国家的逻辑与实践，学术界的很多新研究也开始将目光聚焦在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问题上，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命题是其研究的焦点之一。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在历史性的“转型”期，从发展理念到发展方式，从经济结构到经济体制等，其转型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其中，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将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务。在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变量，其地位和作用日益提升。因此，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相关课题的研究，如产业升级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该论题能够丰富和完善对外直接理论和产业升级理论。早期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主要聚集在投资动机、进入模式、区位流向、产业偏好和政策指引等方面，其产业升级现象被严重忽视且缺乏系统性分析，即便有部分研究也多散见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近些年来，国外开始关注并高度重视该方向的研究，但尚未形成相对系统的分析框架。同时，在该理论领域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从中观产业和宏观国家层面探讨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问题，侧重于微观企业视角的研究不多。但企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推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重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问题，有助于丰富和充实该领域的探究内容。故而本书选择从微观企业和宏观省际视角着手，探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问题，是对现有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理论的有益补充。

其次，尝试构建后发国家以产业升级为主旨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框架，以摆脱由发达国家借助对外直接投资牵制后发国家的依附格局。在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发达国家还依然是“中心”，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处于“外围”地位，进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沦为许多发达国家“过剩资本”输出和“边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对象，并被锁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因此，当前如何谋取资本流入、流出的双向运动，特别是凭借自身积累的“后发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积极主动地摆脱传统的产业升级路径依赖，进而实现产业价值链不断提升以及产品附加值增长，是需要审慎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鉴于此，本书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先行国借助投资推动母国产业升级的实践经验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并将其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进行简明提炼和刻画，为实证建模提供参考。进一步地讲，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特点和产业演进的考察，实证检验OFDI对国内产业升级的影响，并依据估计结论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和建议。希望本书的尝试和努力能够揭示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业升级的内在规律，以期为未来深化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