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

对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分析，是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最初，多数学者倾向于强调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工具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在“美好的蓝天”时期，许多学者乐观地认为，互联网将给政治带来新景象。如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社会在参与方面将更加民主，计算机网络将使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决策的人数增加；亚历山大和帕尔在《数字化民主》中认为，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正改变着政治参与制度。“网络政治参与正保持着强劲的势头，改变着我们的知识基础、政治制度和过程，以及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经济等诸多方面”；麦克卢汉也在《人的延伸——媒介通论》中强调：“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面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但也有学者强调，互联网对民主政治发展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例如，爱普鲍姆认为，在线民主很少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协商与利益表达机制。凯文·罗宾斯在《技术文化的时代：从信息社会到虚拟生活》中指出：“网络上会出现错误的政治信息，政府甚至可能通过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垄断政治信息资源，从而使网络政治参与变得低效甚至无意义。”⁽¹⁴⁾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将网络视为一种影响政治参与的技术工具的观点，不仅忽视了互联网作为信息资源库和互动空间对政治参与的影响⁽¹⁵⁾，而且忽略了其他因素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此需要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多维度分析。其中网络使用技能、网络信息获取、网络互动、政治观念和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是在研究中被关注较多的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因素。

（一）网络使用技能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的互动性和异步性特征，有助于降低政治参与成本、有效进行社会动员、形成新的团体组织机制、开拓政治信息传播渠道，这些都有利于扩展公众的政治参与。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获得后续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因此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需要通过网民的网络使用行为才能实现，只有当人们具备一定的网络使用技能和经验，即当人们知道如何搜寻政治信息、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决定相信哪些信息、了解并掌握网络互动方式时，网络才能对人们的政治参与产生实际的影响。基于这样的思路，一些学者将网络使用和网络技能作为网络政治参与的解释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例如，Gennare和Dutton利用2003年和2005年牛津网络调查数据，研究了英国公众的在线和线下政治参与行为，发现网络使用经验（网龄、网络技能）对人们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有很强的解释力，他们将网络使用者的网络使用技能分为极好、好、一般、差四类，发现这四类网络使用者至少参与过一项网络政治行为的比例分别为50%、39%、31%和15%，说明网络使用技能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正相关。⁽¹⁶⁾但也有学者发现，网络使用经验与政治参与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联系。例如，Jennings和Zeitner通过对1965年互联网尚未出现时的一个高中生样本（平均年龄18岁）的追踪调查（1973年、1982年和1997年），发现在互联网因素介入后，他们的公民参与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¹⁷⁾Bimber进一步提出了解释网络政治参与的工具性模型和政治心理学模型。在工具性模型中，上网时间、信息接触、网络使用方式是解释政治参与的主要变量；而在政治心理学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是政治兴趣和政治参与经验等。研究发现，工具性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的解释力不强，而政治心理变量则对政治参与有较强的解释力。⁽¹⁸⁾

（二）网络信息获取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媒体是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媒体对政治参与的积极作用早已得到为数不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支持。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互联网不仅使巨量信息的快速、廉价传播成为可能，而且极大地方便了网络使用者进行信息发布。有学者强调，网络媒介的兼容性、交互方式多样性等特点，使其汇集的信息量十分庞大，其已经呈现出来的提供丰富政治知识和降低参与成本两个特征，有助于提高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¹⁹⁾Tolbert和McNeal认为，除了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等传统政治参与解释因素外，在今天，网络传播媒介是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影响因素。他们借助1996年、1998年和2000年的全美调查数据发现，利用网络获得政治信息与参与投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浏览网络新闻的用户与不浏览网络新闻的用户相比，其投票参与程度分别增长了11.73%（1996年）、-5.61%（1998年）和7.70%（2000年）。⁽²⁰⁾但Polat认为，互联网上存在着大量可获取的政治信息，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会接触并利用它们，而且对于在政治信息获取与政治参与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也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支持。⁽²¹⁾正如Bimber所说，信息媒介对政治参与的作用，受人们的政治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制约，虽然网络改变了政治行动者所处的信息环境，但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以及吸收政治信息的能力。

（三）网络互动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互联网具有强大的社交功能，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扩展了社会互动，而这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例如，Polat认为，互联网有助于地理上分离的社会团体如兴趣小组、宗教团体、单身母亲团体开展有效的社会沟通，从而促进他们的政治参与。Polat还进一步基于Weare关于对话、信息汇集、广播和群组对话四种互动类型的划分，具体探讨了每种互动类型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他发现，互联网对这四种互动类型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同类型的网络互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还有学者强调，网络互动有助于建构社会网络和增加社会资本，从而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例如，Resnick认为，互联网特别适用于培植社会资本、扩张社会网络、发展集体认同、增进群组成员之间的信任。⁽²²⁾在社会资本研究中，Granovetter按照社会关系的持续时间、互动频率、亲密和互惠程度，将社会关系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而普特南则依据社会网络、互惠规则及信任的性质，把社会资本区分为黏结型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会资本。有学者基于上述视角，研究了网络互动是否能够促进社会资本，并进而提升政治参与。Williams发现，网络互动不仅有助于维持线下社会资本，而且有助于发展出新型的在线社会资本，加强桥接型资本。⁽²³⁾Skoric等人基于新加坡的调查数据，发现线上桥接型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具有积极影响，但与传统政治参与不相关，而线上黏结型资本的情况则相反。他们认为，网络互动的便捷、低成本、容易获得更多信息、跨时空限制、方便在线交流等特点，都有利于促进在线政治参与。⁽²⁴⁾Kobayashi等学者的研究则发现，网络社会资本不仅会显著地影响在线政治参与，而且有助于加强线下政治参与。⁽²⁵⁾郭良等人基于2003年、2005年和2007年“世界互联网项目”中国区的数据发现，在中国大陆，网民的网络互动规模与网络意见表达之间存在着正相关，虽然政府的网络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限制了人们公开表达的意愿，但网络互动建构的松散网络，仍对政治参与带来了正向影响。⁽²⁶⁾但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例如，Schenfele和Nisbet发现，网络互动和在线社会资本阻碍了政治知识获取，降低了投票参与程度。⁽²⁷⁾Quan-Haase等调查了北美政治网站访问者，发现网络互动虽然增加了网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渠道，但并没有提高他们的实际政治参与水平。⁽²⁸⁾

（四）政治观念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按照文化资本理论，政治观念是一种形塑社会阶层界限的力量，具有排斥性特征。人们往往倾向于和与自己拥有相同文化资本和政治价值观念的人进行交流，这种倾向导致了特定文化圈的形成，人们在自己所处的圈子内互动交流，并习惯性地排斥与圈子之外的人进行接触，这不利于拥有不同政治信息及政治观念的人群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如C．桑斯坦（C. Sunstein）认为，由于互联网创造了回声室效应，在自己创造的“我的日报”的空间中，一个人的观点很少受到挑战，人们习惯寻找与自己观念相近的意见，避免接触不同观念的意见，从而容易导致网络互动偏向同质性，导致具有不同政治观念的群体之间的社会边界更加清晰和尖锐，甚至形成“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的状态。⁽²⁹⁾但也有学者发现，在线政治讨论的重要魅力就在于其意见多样性，强调互联网的开放性、去中心化、身体不在场等特征，使传统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拥有不同政治信息、政治观念的人会直接在网络空间中发生碰撞。⁽³⁰⁾而这种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观念接触，有助于人们重新理解与自己拥有不同政治观念的行动者，并进而重新塑造自己的政治观念，提升政治参与的兴趣。

（五）社会经济地位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是社会科学研究社会行为时关注的基本变量之一。有不少研究者也在其研究中将社会经济地位作为网络政治参与的自变量或控制变量，但关于其影响及作用，学者们的观点和发现却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现实社会中对政治参与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经济地位，仍是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也仍然会在网络空间中存在，网络政治参与体现并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社会经济地位分化，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低的人，在网络空间中仍处于边缘化的处境。⁽³¹⁾但也有学者认为，网络使用变量如上网时间、网络使用能力等，导致社会经济地位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不再那么重要。Gibson、Lusoli和Ward对英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形式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白人女性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参与政治的程度较低，但在网络中，他们与白人男性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在政治参与水平上并没有明显差异。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网络政治参与。⁽³²⁾

与现实世界中的政治参与相比较，网络政治参与在目前中国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与国外学界相比，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多是从概念和理论层次出发讨论网络政治参与的内涵、形态及后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如何引导网民理性参与政治生活。相对而言，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数量较少，并且在这些有限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的发现和结论也并不一致。例如，李亚妤通过对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网民的问卷调查，发现互联网使用、网络政治信息接触、网上社会网络规模、网络社区归属感和开放的人际讨论模式，都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的积极影响；⁽³³⁾而邹静琴等对广东八所高校在校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则发现理性选择和政治社会化是影响我国城市居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机制。⁽³⁴⁾即使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在网络政治参与的针对性、理论假设和概念操作化方面，也仍显得较为粗糙，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鉴于此，本研究以我国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对其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定量测量，在此基础上，对影响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