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迅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做出不同的解读和研究。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就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行的新的区域合作战略和周边战略，是一种新的高度开放的地区主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国家展开合作的区域化战略，通过实施该战略，中国与沿线国家一起共商、共建、共享经济繁荣，促进沿线各国区域经济合作，加强文化交流借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因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和平之路、发展之路、繁荣之路，是中国和沿线国家实现合作共赢的康庄大道。

首先，中国不是现有国际秩序的造反者，而是现有国际秩序的修正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调整了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态度，从过去那种不认可、不合作、不参与调整为积极参与和合作。应该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得益于现有的国际秩序，因此，我们是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受益者。诚然，现有的国际秩序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需要改革和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我们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这个目的。中国正在迅速成长为世界大国，有能力、有责任、有义务要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而现有的国际秩序不能很好地反映这一变化，因此，需要调整和改革，需要变化。

其次，中国不是要恢复古代的朝贡体系，而是要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西方一些分析家在前几年撰文认为，中国试图恢复古代那种“朝贡体系”，以加强对周边国家的控制。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中国人不想恢复这个体系，现在是一个高度开放的世界，因此也不可能重新建立这样一个体系。

再次，中国推行“一带一路”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合作框架和体系。在亚洲地区已经成立了很多地区合作组织，他们在过往的地区秩序构建中已经发挥或者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多边合作组织，如东盟、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合作组织；二是金融合作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三是多边或双边合作自由贸易安排，多边如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双边如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区等。

复次，中国不是要搞“新殖民主义”，而是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共谋发展。西方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攻击中国这几年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与贸易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是推行“新殖民主义”，这是一种污蔑和不实之词。的确，在发展对外关系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和一些中国人在国外有一些不当的行为，但是，我们要注意两个区别：一是要把个别企业的行为和政府的政策区别开来；二是要把部分不良企业和大部分守法企业区别开来。

最后，“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而是要与世界分享中国和平发展的成果。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计划于1948年4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诚然，我们作为一个先走一步的发展中国家，有义务对其他后发展国家提供各种支持，也包括各种援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即是希望以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方式与世界其他国家共享中国和平发展的成果，促进中国与沿线各国人民互惠互利，共同繁荣进步。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广州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应该发挥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既是历史赋予广州的使命，也是广州在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所处的地缘战略地位所决定的。作为面向南中国海的重要口岸，广州一直是世界海运史上千年不衰的东方大港，自古以来，广州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了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州作为祖国的南大门，通过一年一度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形式，一直是中国联系世界的重要桥梁与门户。改革开放以来，广州迅速崛起成为华南地区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广州责无旁贷地要冲在前面。广州既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又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人才基础及人文条件，一定能够焕发青春活力，再造辉煌。

曹云华

2016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