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立足于我在三所“母校”独立以及合作开展研究的成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地理系，由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组成了一个超级团队，他们在地理学和经济学方面极具共识。我特别要感谢与我共同完成其他著作的作者，他们是我现在的同事里卡多·克雷申齐（Riccardo Crescenzi）和安德烈斯·罗格里格斯-珀斯（Andrés Rodríguez-Pose），以及我以前的同事吉勒斯·杜兰顿（Gilles Duranton）和托尼·维纳布尔斯（Tony Venables）。我还有幸能常常与其他同事交流并得到很多启发，他们是致力于经济地理研究的西蒙娜·亚马里诺（Simona Iammarino）、伊恩·戈登（Ian Gordon）、亨利·奥弗曼（Henry Overman）和克里斯蒂安·希尔伯（Christian Hilber）。汤姆·法罗（Tom Farole）是以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生，法布里齐奥·巴萨（Fabrizio Barca）是罗格里格斯-珀斯区域政策问题研究团队的成员，我与他们两人的合作对我的思考也很重要。

我与我那些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生合作，尤其是共同进行由约翰·伦道夫和多拉·海恩斯基金会（John Randolph Haynes and Dora Haynes Foundation）支持的城市发展基础方面的研究，也影响了我这段时期的思考。我要感谢汤姆·凯梅尼（Tom Kemeny）、纳吉·马卡拉姆（Naji Makarem）和塔内尔·奥斯曼（Taner Osman），他们积极参与了本项目的研究，我们多次讨论了不同地区发展模式的分类这一难题。我与汤姆·凯梅尼、迈克·曼维尔（Mike Manville）和艾伦·斯科特（Allen J.Scott）共同写作，我也从他们身上获益匪浅。

最后要提到的但同等重要的是，从2003年起，我有幸成为巴黎政治学院的教员，成为其组织社会学中心（Center for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的一员。本书中提出的经济地理学和经济社会学合作的观点便出自这段工作经历。我在关于社会力量如何使某类制度在某些地方成为可能这方面的思考得到了巴黎政治学院的同事的帮助。我要感谢埃哈德·弗里德伯格（Erhard Friedberg），他和我共同指导公共事务硕士项目，并就各种组织和制度如何“真正产生作用”的问题进行了许多极具启发性的讨论；感谢帕特里克·拉盖里（Patrick LeGalès）与我就城市政治经济问题做了许多交流；感谢组织社会学中心主任克莉丝汀·穆塞琳（Christine Musselin）对我在中心期间一直给予的热情接待。在公共事务硕士项目中，我们集中研究了“地域发展政策”问题，我在本书中借鉴了在该领域执教的很多同事的观点。在巴黎，我还要感谢让-克劳德·普拉格（Jean-Claude Prager）和皮埃尔·威尔茨（Pierre Veltz）多年来就区域发展问题与我进行了极具启发性的探讨，还要感谢瑞尔·米勒（Riel Miller）与我在远程监控技术问题上的合作。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埃里克·施瓦茨（Eric Schwartz），就书稿的写作提出了积极而详细的修改建议；康奈尔大学的苏珊·克里斯托弗森（Susan Christopherson）和鲁汶天主教大学（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的雅克-弗朗索瓦·提斯（Jacques-Franɕois Thisse）就如何增强观点的说服力给了我许多建议。

本书借鉴了许多我已经出版的研究成果，但都做了大量修改并重新编排，同时也以新材料做了完善。本书对参与者的具体贡献在每一章的注释中都给予认可，但我对本书的研究结论承担唯一责任。我在各种会议和各个大学做的报告强化了本书的观点。在世界各地许多大学里从事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朋友和同人对我的思想发展都产生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