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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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是结果而非原因

在美国,许多收入最高的大都市区也是外国移民比例最高的地区,这其中包括纽约、旧金山、华盛顿及哥伦比亚特区、洛杉矶和芝加哥。毫无疑问,入境移民数量的增加(通常是多样性的来源)促进了城市的复兴。抛开其他因素,入境移民增加了能人的供给,能够激活原本疲软的房地产市场。正如Richard Easterlin(1987)在《出生与财富》(Birth and Fortune)中指出的,20世纪中叶城市衰退时期出生的人口数量非常少。衰退也正逢严格限制入境移民的时期。最近出生的本地人口数量有很大增长,而入境移民的水平也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峰。的确,21世纪的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和芝加哥等大都市区都出现了国内人口的净外迁,而来自国外的移民抵消了这种趋势(Brookings Institution,2010)。

弗罗里达(2002,2005)认为,具有创造性和高人力资本的人在具备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地方茁壮成长,也因此流向与此同类的地方。暂时撇开多样性和包容性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多样化的城市地区在信息经济中会获得成功的原因。詹马可·奥塔维亚诺和乔瓦尼·佩里(Gianmarco Ottaviano and Giovanni Peri,2006)用另一种方法说明,因为相互学习,种族多样性能够提高本地居民的人力资本。

我们也可以用研究人口密度的方式来研究多样性:我们可以把多样性既视为舒适性又视为可以获得其他舒适性的载体。人们欢迎(或包容)种族分化,可能是因为它能带来消费者利益。爱德华·格莱泽、杰德·科尔科和阿尔伯特·塞兹(Edward Glaeser、Jed Kolko and Albert Saiz,2001)指出,多样性的价值之一在于它能够增加可用消费品组合,洛杉矶的墨西哥市场、韩式和波斯餐馆以及华语版报纸等无疑都赋予该城市一些其他城市没有的属性。对于种族多样性和消费假设的推演结论是:“生活方式多样性”(即同性恋的存在)与城市消费主义之间存在关联。因为大多数同性恋者没有子女,所以他们的住房需求不同于有子女的家庭,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更多地花费在消费品上,并且因为不必担心城市贫困学校的质量,所以他们可能更愿意在中心城市生活(Molotch,2002;Black et al.,2002)。

因入境移民带来的多样性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也可能显著提高了富裕居民的消费能力。具备高收入和高时间价值的人,可以利用低工资阶层的服务使自己摆脱不愿承担的工作,从而把时间和金钱花费在他们喜欢的活动上。因此,多样性可以让具备高人力资本的人将日常生活中乏味的部分外包,从而提高自身的生产率。

所谓的世界城市,即入境移民集中的地方,比起郊区或较小的城市,能更好地提供这些功能。一些实证研究证明了这种观点。阿尔伯托·艾莱斯纳、雷扎·巴基尔和威廉·伊斯特利(Alberto Alesina、Reza Baqir and William Easterly,1999)表明,在美国,一个城市的种族分化水平与它在公共产品上的投入成反比,这说明占多数的白人可能更愿意从人口的多样性(私人商品的种类增加)中获益,但是不希望自己的税金用于为其他种族提供舒适性。

这种证据说明,包容性,即不同群体接受多样性的程度,取决于每个群体对多样性的收益和成本的管理能力,也进一步说明包容性可以是种族隔离的函数。在某种程度上,Florida以同性恋作为包容的代理变量是有问题的。尽管同性恋者无疑面临歧视,但比起许多其他少数族裔(例如拉丁裔移民),他们和大多数人在外表和社会经济地位上更相似。因此,对同性恋者的歧视相比于对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更困难,因为需要的信息更多。统计显示,多样化的地区或城市往往在较小的范围内隔离程度很高,比如在社区甚至街区这样的范围。通过居住在相对低密度的社区,送子女就读于不同的学校,以及使用私家车而非搭乘公交等方式,洛杉矶的富裕居民能够使自己与城市中其他文化水平的人隔绝。无疑,美国城市的移民隔离水平与公共交通的便利程度密切相关,因为移民常常根据公共交通安排他们的生活,而本土居民则围绕私家车安排生活(Cutler、Glaeser and Vigdor,2005)。对于这些精英来说,多样性的成本很低而收益很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包容性通常是与高人力(和金融)资本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价值观。对于多数裔中富裕程度不高的人来说情况正好相反,他们较少能享受到多样性带来的商品和服务,且多样性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较高,会给他们的家庭、学校甚至闲暇时间带来许多问题。所以他们选择郊区隔离自己,因为通过加大相互影响的空间距离,可以帮助他们控制多样性的潜在成本。所有这一切与每个群体对多样性水平的基本需求可能都没有关系。

包容性更可能是萌发于经济发展而不是促成经济发展。在制度层面上,一定程度的经济一体化往往是保护少数人的法律得以通过的必要先决条件。随着区域经济自给自足程度的减弱,企业和政府的领导人越来越难以忽视其他地区的指责。当南方经济迅速衰落,变得更加依赖其他地方的投资时,也就对“世界的皱眉”更敏感(Fischel,2001)。同样,辛辛那提的那些企业正在致力于推翻禁止保护同性恋者平等权益的条例,因为这样的法规阻碍了一流人才的引进(Swope,2003)。

在个人层面,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认为,包容性是对影响他人行为,也影响自身幸福这一内在欲望的良性反应。但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多样化程度的提高,这些行为的绝对数量超出人类心智可以监控和干预的能力。包容是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产生是为了抑制难以实现的干涉欲望(Kuran,1997)。这样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都市比小城镇更具包容性,也可以解释在抽象层面包容性会受到重视,而在遭遇某个人内心最深处的信念时,却常常瓦解。内心有这样的信念,干涉的欲望就最难以压制。那些重视包容价值观同时也持有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的人,尽管会谴责焚烧国旗的激进分子,但对言论自由持支持态度。

这会使我们处于何种境地?如同多样性一样,包容性也是城市或地区发展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尽管包容性的缺失(通过劝阻高人力资本的人)可能会阻碍城市的复兴,但是包容性不太可能带来城市的复兴。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地区可能会变得更加多样化,如果要持续发展,则需要变得更加包容。但是,把多样性和包容性解释为特定城市的复兴,或用它们解释总体上的城市发展和表现,都无法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