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系统

城市系统的重大变革是30~40年递增变化的结果。因此，在普通公民的眼中或头脑中不是那么一目了然。我们从三个主要的变化过程进行探讨。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建立它们的城市系统。最显著的例子是近几十年的中国，其人口、经济活动和收入都涌到了沿海地区，随着经济的增长，现在人口、经济活动和收入正在“向西推进”，与19世纪末的美国经济发展十分相似。第二个例子是向美国阳光地带的迁移，轰轰烈烈始于20世纪40年代并一直持续到今天，美国的人口和企业流动性很大，而且容许城市之间相互竞争，对此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第三个例子是受到人口变化缓慢和大陆一体化双进程影响的欧洲老牌城市系统，其特点是中等规模城市占据的比例很高，它们的政治重心是要维持所有城市和地区的生存能力。城市系统研究的“圣杯”一直是尝试确定是否有一个合适的，即很高效的城市规模和数量，城市系统是否正朝着地域发展的最优均衡推进。为了给发展中国家打造城市系统，或促进发达国家的城市系统进行合适的变革，小规模的知识产业和大规模的顾问产业已经形成。

事实证明，从研究产业聚集和分散动态转向研究城市系统的广泛演变，是地理经济学和区域科学最困难的任务之一（Henderson,1974;Thisse,2010）。最终，理论家想要了解各城市单位以怎样的速度加入一个城市系统，旧的城市如何扩张或衰退，而这又对城市系统中的人口和就业波动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与本书的研究目标一致，值得赞赏。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和森知也（Fujita and Krugman,1995;Fujita、Krugman and Mori,1999）最先尝试研究新城市中心的形成，但都受限于传统的单一中心城市思维而不是当代多中心城市思维。如上所述，藤田昌久和雅克-弗朗索瓦·提斯（Jacques-Franɕois Thisse,2002）后来增加了创新产业的空间分布，作为研究新产品和集聚的一种方式。杜兰顿和普加（2001）正式确立了我前文提及的产品生命周期，杜兰顿（2007）又在创新和分散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增加了时间维度。所有这些研究都是为了试图理解各产业的技术演进、它们的时空动态变化以及人与工作岗位的城市和地区体系动态变化之间的联系。

新经济地理学的“底层”，即着眼于企业和产业、技术以及共享、匹配和学习的部分，还不能将规模、范围、集群等所有的动态力量，及所有产业的分布“组合为一体”，从各方面认识不同城市中的就业类型和数量的分布。以新经济地理学的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的有趣研究已经开始（Rossi-Hansberg、Sarte and Owens,2009）。这些研究试图探寻贸易成本的降低会对企业和产业的规模与范围造成什么影响，从而如何影响广泛的区位模式。但是，还没有人将这些一般观点运用于研究每个国家的各个城市。

同前文所述的始于产业的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相反，还有一些新经济地理学家从市场和价格深入到作为经济系统中的“组织”的城市（Gabaix and Ioannides,2004;Rossi-Hansberg and Wright,2007）。因此，城市和地区被建模为经济组织的中间层，位于（较高范围水平的）市场与较低集聚水平的产业及个体之间。代理人会因为集聚的效益而选择城市，然而，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对产业生产率冲击的反作用是对本地的规模经济或不经济给予抵消。按此观点看来，如果波士顿和旧金山的产品和要素价格过高，菲尼克斯和拉斯维加斯就会进入该系统，通过吸引企业和工人远离这两个城市从而起到抑制价格过高的作用。

这些模型声称已经解决了前面提到的难题：企业和产业带来集聚效益的同时，个体行为人也形成自己的空间分布，以使工作岗位和产出形成固定的空间分布，而两者与经济整体的总体效率和完全竞争都是一致的。

这些论点使新经济地理学朝着新古典综合的方向发展，这个综合是将城市和地区视为行为人—企业—产业—城市—经济体这个系统中的又一个层级而已，而且这个城市层级并不会产生经济学上的垄断竞争效应。如果包括城市、产业、企业和行为人在内的所有层级中的经济组织，都以这种俄罗斯套娃一样的方式排列，那简直就是奇迹。若真能如此，那么对维持最佳经济效率来说，真正重要的任务就是持续降低交易成本，并确保提供足够的土地和住房即可。正如新古典城市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尽管许多企业及其相互关系起伏波动，尽管母市场存在波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能自我运行的最佳城市和地区系统。可以看到，这些都是耐人寻味的抽象说法，从根本上来说没有自下而上的具体实践经验的支持。它们是纯粹的模型推演，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有关这个世界的假设之上，这些假设本身就没有得到多少数据的支持。

最后，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模型可以说明是什么形成了人员、工作岗位和收入水平的整体空间分布，而且这种分布方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城市该系统内各个地方的动荡和命运转变。城市系统可能有某种普遍规律（如大、中、小城市的数量和城市的规模有特定的发展趋势）。但我们仍然不清楚这些规律有多强大，它们如何通过各个城市的命运动荡得以形成和持续，比如这种动荡使纽约始终是富裕的大城市，而底特律的规模却在变小也更贫穷。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我将论证经济学和地理学模型在这方面的局限性并不是因为建模中的错误。相反，包含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一些结构性的决定因素在各地并不相同，影响这些因素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并不在这些模型的关注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