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澳大利亚之忧
战争的新形势——胜利终归我们——英美在太平洋孤立无援——日本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潜在威胁——柯廷先生向罗斯福总统请愿——鲍登先生报告：新加坡告急——柯廷先生在《墨尔本先驱报》发文——我全权负责我国物资分配——第一护航队顺利抵达新加坡——战局全览——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在伦敦和华盛顿开始运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二个年头，1942年，战争形势对英国来说已迥然不同。美苏两位强大的盟友在侧，英国孤军奋战的日子已经结束。虽参战原因各异，但美苏两国都将义无反顾地同英国一道，奋战到底。只要联盟承受得住压力，保持一心；德国对新式武器的研究无所精进，最终的胜利终将属于我们。诚然，交战双方彼时都在暗中研究一种新型战争杀器。而后来，正如我们所知，原子弹的秘密终归还是被更强势的盟国一方所破解。虽然，战争的前路尚未可知，血腥残酷的战事无可避免，但我们终将夺得最终的胜利。
现如今，“伟大同盟”被迫接下日本的一记重拳。蓄谋已久的日本做足了准备，向英美前线（如果可以这么叫的话）发起猛攻。无论何时，要说日本能战胜美国，都没人会信，但美国却在菲律宾群岛上受到重创。英国和倒霉的荷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受挫不小。而正忙于应战德军主力的苏联受日本影响甚微，不过只是少了英美本计划用于援助苏联的军队和物资罢了。很长一段时间，英美两国都要遭受失败的折磨，这虽不会影响战争的最终结果，两国人民却着实要吃些苦头。英国兵力都被牵制在别处，英国本土毫无御敌之力。美国的资源虽几乎无穷无尽，但还尚未开始集结，目前也疲于应战。对英伦三岛的我们来说，形势似乎越来越糟。但稍加思索便清楚，此战必胜。
* * *
尽管新落在英国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但英国本土却很安全。相较而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却可能瞬间成为炮火前线，两国预感到，它们很有可能遭受敌人的直接袭击。对它们来说，过不了多久，战争就将从派遣部队远赴重洋支援祖国于危难之中变为自卫。这个新的强敌直捣澳洲并非难事，而澳洲大陆要防御无边无际的海岸线却是难于登天。澳大利亚所有大城市均在滨海地带，而且，其仅有的四个精锐义勇师和新西兰师，以及所有的优秀军官，都已被派去遥远的大洋彼岸。转瞬之间，太平洋的制海权就落在了日本手中，再夺回来却不知道要多久。澳大利亚的空军形同虚设。整个国家笼罩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中，然而澳大利亚内阁却只专注于自身安危，这怎么能不让人心生疑惑？
如此危急存亡之际，就连政府成员及其专业顾问也都感觉得到，澳大利亚联邦正面临灭顶之灾。即便如此，他们依旧各怀鬼胎，并未团结对外。这点一直以来都令人费解。不仅如此，他们僵化古板、反应迟钝，以致地方政治的统治牢不可破。工党以两票的优势上台执政后，不仅垄断了行政权，甚至还禁止为保卫本土所进行的征兵，这些党派性的决策与澳大利亚的民族精神背道而驰。到目前为止，我们需要在尽可能保障澳大利亚安全的同时，在全球战略上保持真正的平衡，而工党的所作所为使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了。
此卷中令人忧郁的记载，须从我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柯廷先生的通信说起。起初，在是否抽调驻托布鲁克的澳洲军队这一问题上，我们二人的商谈并不愉快。二战后期，战局好转后，他来到了英国，随着我们对他了解的加深，大家都被这位杰出的澳大利亚人的品性所征服，柯廷先生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我也同他私交甚笃。唉，只可惜他英年早逝。再回到我们正叙述的这个时候，当时，我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重压，对和他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产生的严重分歧过分在意。我的这些焦躁情绪，难免显露在电文中，现在想来，着实后悔。
我在华盛顿时，澳大利亚驻华盛顿代表凯西先生向我递交了不少柯廷先生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伊瓦特博士发来的电文。以下电文柯廷先生也同样给罗斯福总统发去了一份。
1．澳大利亚国难当头，我希望能借二位为我们的共同目标磋商的机会，说说自己的看法。
2．关于苏联问题，我已致电丘吉尔先生。我认为苏联问题与对日作战关系密切，希望二位会商时加以重视。
3．现在，我要说说我对另一个问题的看法，这个问题更为紧要。
4．所有的报告都清楚地表明，日本已经取得了北马来亚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驻防该地的英军势单力薄，仅有一个澳洲师。因此，我们已派遣三个空军中队前往马来亚，两个空军中队前往荷属东印度。当地陆军必须得到空军支援，否则，希腊和克里特岛的悲剧势必重演，新加坡也将面临灭顶之灾。
5．一旦新加坡沦陷，菲律宾群岛将孤立无援，荷属东印度亦将沦陷。野心勃勃的敌军也会企图围剿其他基地。这也意味着，在这一区域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交通会被切断。
6．这一挫折将对我国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对美国也一样。
7．在我们看来，英国决定派往马来亚的增援不过是杯水车薪，尤其是飞机方面，作战飞机更是少得可怜……少量增援几乎无济于事。说实话，英美政府能提供多少增援，就有多少力量在马来亚抵抗日军。
8．我国勇士们已浴血至今，并将奋战到底，但必须得到充分的增援。我国有三个师在中东作战；我国空军正在英国和中东作战，同时也在加拿大受训。我们已经向英国、中东、印度运送了大量资源。此时此地，我们资源实属不足。
9．解此燃眉之急完全在您的能力范围之内。如果美国政府需要，我们非常乐意在太平洋地区接受一位美国海军司令官指挥。总统也曾说过，澳大利亚的战略意义将越来越重要，如果要保住这个战略基地，新加坡必须得到增援。
10．我们虽面临极大困难，但又向马来亚派去了增援。
11．我非常希望此事能成为当前要务，尽快得到解决。
1941年12月26日
伊瓦特博士已从英联邦驻新加坡专员鲍登先生处拿到这些报告，并转交给我，证明情况属实且事态严重。
从今天看过的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空中形势日渐恶化。昨日，为迎战日本三四架飞机，英国付出了八架战斗机的代价。
眼下，吉隆坡和瑞天咸港是我方先遣部队的着陆场，作对空侦察之用。然而，日本空中优势明显，我们连空中侦察都很难维系。为保卫岛屿和军事基地，我方大部分战斗机已向新加坡撤退。不过，空军指挥官表示，由于载有战争急需的增援部队、人员和物资的海军护航队即将抵达，他必须派出战斗机护航队保驾护航。无奈之下，只能放弃对新加坡的防守。
报告还指出：
我认为，我必须强调，从马来亚保卫战的形势恶化中可以看出，整个防御体系（在某个方面）面临崩溃。新式战斗机虽已如期装箱运至，但我们要花上几周的时间进行组装，还要时刻防范被炸毁的风险，无法拯救当前局势；新来的增援部队也如期抵达，虽能缓解前线部队的作战压力，但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战局。目前，英国防御重心是保卫海军基地，于是，马来亚的绝大部分战斗机和防空部队被安排在了新加坡。由此，澳大利亚皇家部队等先头部队便处在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事实上，现在为增援马来亚所做的防御措施不过是做做样子。在我看来，要想拯救新加坡，就只能即刻从中东调集强有力的援军、大批最新式战斗机以及受过充分训练的作战人员。成旅的增援部队是不够的，必须要成师的部队火速抵达才能起到作用。强有力、现代化、效率三点缺一不可。如果安于现状，在我看来，新加坡要不了几周便会沦陷。只有立刻采取能从根本上改变局势的有效行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澳大利亚皇家部队才能幸免于难。
我并不清楚，澳大利亚公使来访是否会对现在的局势产生影响。事实摆在眼前，如果得不到及时增援，新加坡必将陷落。已来不及花几日时间思索，我们必须在几小时内决断并采取行动。
1941年12月26日
伊瓦特博士补充道，根据他的判断，鲍登总结出的战争形势确切无误，“如果不按他建议的行事，只会迎来最糟的结果。”
* * *
12月27日，柯廷先生在《墨尔本先驱报》发表署名文章，此文被敌人利用，在全球广泛传播。文章中讲道：
现在有种说法是，太平洋战场必须被视作整场战争的次要部分。这样的言论我们拒绝接受。我们的意思不是说，其他战场都不如太平洋战场重要，而是我们澳大利亚要求各方协定一项计划，以集民主国家之力共伐日本。
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将太平洋之战视作一场主要战争，并认为，制订此战场上民主国家作战计划时，发言权应属于美国和澳大利亚。
我要毫不顾忌地说明，美国是澳大利亚的希望。虽与英联邦渊源颇深，我们却并不会因此负疚。
我们清楚，英国目前面临着种种问题；我们清楚，敌人入侵的威胁时刻存在；我们清楚，兵力分散是多么危险。但是我们也清楚，澳大利亚或将沦陷，英国却不会。
因此，我们一定要保住澳大利亚，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制定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作战方案，给我国坚持下去的信心，直至胜利的天平向我们倾斜。
总结起来，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将是争取苏联的援助，与发挥关键作用的美国一道，并联合英国、中国和荷兰的武装力量，制定出一项太平洋作战计划。
美国上层圈子和加拿大都对此文反响极差。我确信，文中焦虑情绪的宣泄虽然可以理解，但那并不能代表所有澳大利亚人民的心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澳大利亚总理、澳大利亚联邦统一党领袖W.M．休斯先生（有名的比利·休斯）便在此文发出后，即刻声明道：“对澳大利亚来说，认为英国的支援不如其他伟大盟国重要的想法，是一项极为错误且危险的政治决策，这无异于自取灭亡。”澳大利亚国内就此文展开了激烈辩论。我从华盛顿向艾德礼先生致电道：“我希望此文引起的风波就此而止。同时，我们也将竭尽所能为其提供援助……”我在心中反复权衡，是否应直接向澳大利亚人民做一次广播，这个过程是痛苦的。然而，我又同时将落在我身上的责任全部承担了下来。“我希望您能尽力将所有问题搁置，待到我回国后解决。这样所有的反对声都可由我一人承受……如果马来半岛因利比亚和苏联的缘故孤立无援，没人比我更应该对此负责，但如果重新来过，我还是会做同样的事。假如议会中对此有疑问，希望能说明，我特别要求在我回国后，由我亲自回应，倘若能够如此，我会十分高兴。”
我即刻就军事形势问题向柯廷先生复电：
首相致柯廷先生：
韦维尔将军的指挥区域仅限于当前战事正激烈的作战区域，因此，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澳交通线均不受其指挥。事实上，没有一条交通线是韦维尔将军负责的。当然，在我们资源允许的情况下，一定会为这些关键地区和交通线提供保护。在我们看来，这些交通线，包括可直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岛屿，都应由美国海军负责守护。我们也正在迫切呼吁将此事落实。海军上将金不久前才开始统领美国海军，还未接受我方意见。显然，如果我不能说服美国人承担这项责任，我们还是会继续尽力而为。诚然，我还是希望美方能接受我方意见。果真如此，我方或者澳方在此区域的所有船只，在该地区作战时都需听从美方指挥。从未有任何一方想将新界定的西南太平洋战区作为盟国主要战场，我不知道您的消息从何而来。
我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只希望为保障你方利益和安全，做出最妥善的安排。而面对其他战场和其他威胁，我们还要从有限的资源中腾出部分以作防范。就在不久前，您还强烈要求为在中东地区作战的澳大利亚军队提供顶级的装备。中东战场前景虽好，但毕竟战事尚未结束。当时，我们尚未确定日本是否会参战，如果那时就把飞机、坦克等装备调到马来半岛，毁掉奥金莱克的战役，岂不是愚蠢至极。苏联和奥金莱克大胜后，高加索危机得以缓解，且以暂时牺牲中东战场为代价（这点您已知道），这才腾出了可观的增援部队向你们提供支援。现在，马来亚成了战场，做此安排也确实合理……
1942年1月3日
柯廷先生和我之间的交流持续了一段时间。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日本竟能轻取马来亚全境（除柔佛外），且要想守住这片面积不大的区域，在总司令看来，势必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这样的消息无疑令人担忧。
可以看出，决战的使命要落在澳大利亚第八师身上。澳洲政府坚信，这支部队将秉承澳大利亚皇家军队的优良传统，打出高水平一战。即便如此，我极力恳请您，按照我原来的建议和您自己的意愿，尽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援助。我尤为关心空军力量能否到位。为了避免重蹈希腊和克里特岛战役的覆辙，避免人民的不满，您必须早做安排。
您很快就将得知，澳方同意将澳大利亚第六、第七师，连同军直属部队、给养和基地机构，从近东调到荷属东印度群岛。
1942年1月11日
为了进一步消除澳大利亚政府的疑虑，我向其详尽地解释我们在东南亚战场统一指挥政策的动因。离开华盛顿前夕，我对当前情况做了总结。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
1．在我们同德国和意大利殊死搏斗之际，如果被日本夺去制海权，守住马来亚想必无望。目前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是新加坡要塞及其腹地。在我看来，我担心为争取时间在马来半岛进行的后卫战，会消耗保卫新加坡这一长期作战所需的兵力。共有四个师的兵力参与了这次作战。这四个师中，一个师已被歼灭，一个师受到重挫。他们的牺牲，为我们争取到了一到六个星期。也许会有人认为，还不如当初早点撤兵，至少能减少损失。
2．无疑，我们有责任尽全力向最高统帅的决定提供支持。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与战区相隔甚远，因此很难判断到底是牺牲丰盛港，在半岛西北边作战，还是现在就将全部军队撤退至半岛要塞处。韦维尔的看法得到了三军参谋长的支持，我个人也很认同，我相信您也会认可他的大部分看法。
3．我相信，你们的军队必将以最高昂的士气迎接接下来的战斗。为了保卫新加坡及其腹地所做的各项安排皆在进行中。载着第四印度旅及相应运输工具的两支护航队已经抵达。13日，载着英国第十八师主力旅的护航队也将抵达。这支主力军队的四千五百名士兵只能通过仅有的一艘运输船横渡巽他海峡，我难免有些担心。无论如何，希望他们按时就位，与澳大利亚兄弟并肩作战。我会将本次作战的详细信息以及军队抵达日期一并发给您。韦维尔希望能在2月下旬进行反攻，现在看来这有可能实现。
4．想必您知道，我曾提议将两个澳大利亚师从巴勒斯坦调到同澳大利亚利益直接相关的新战区去。这番安排唯一的阻力在于船舶，所以我们将尽全力从国内调遣兵力将他们换下。
5．因克里特岛和希腊溃败而来的指责，我一律不接受。我们一直在国内全力应付现有的危机和进犯。我们平息了一切党派分歧，开始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不仅适用于男性，也同样适用于女性。为支援远东战场，我们牺牲了两艘最优秀的舰艇，这使我们悲痛万分；但我们又尽全力组织剩余力量，进一步提供力所能及的海上援助。据报告，截止到1月7日，利比亚一战，大英帝国共牺牲军官一千二百名，士兵一万六千名，我军虽然军事力量不强，但仍有可能在沙漠地带继续守卫前沿阵地。阿盖拉附近似乎要有一场大战。在同你们长期英勇作战的士兵换防后，我们成功解放了托布鲁克。我希望你们在评价这些英勇抗战的战士时能尽量体谅他们，他们视澳大利亚人民的生命财产高于一切。
1942年1月14日
至少还有好消息：
首相致柯廷先生：
昨日顺利按时抵达新加坡的兵力有：关系重大的护航队（含美国运输舰“蒙特弗农”号），载有五十架“旋风”式飞机，一个反坦克团，五十门大炮；一个重型高射炮团，五十门大炮；一个轻型高射炮团，五十门大炮；英国步兵第五十四旅，共约九千人。
1942年1月14日
弗雷泽先生也表示了他的忧虑，对此我复电如下：
首相至新西兰总理：
1．如往常一样，我欢迎您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欣赏您分析时总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您的观点我大都是同意的。
2．一直以来，新西兰政府和人民都将这次战争的情况看得清楚并且愿意提供帮助；此次战争在欧洲小范围内开始，一步步蔓延到全世界，此刻马上就打到新西兰家门口了。
3．如果在过去，您曾认为我们毫不关心您的需求，虽然事实绝非如此，那么此次我向您保证，伦敦与惠林顿之间虽距离甚远，但我们会一直记挂着你们的安危，一定会在危急时刻向你们伸出援手。
4．我相信，如果因时间所限，我无法对您的每条看法都进行透彻研究，您一定会理解。通过我们二人的通信，您将会了解到英美正向您派去陆空增援部队。此外，我希望您能对成立新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海军战区一事表示支持。
不仅如此，美国正在考虑尽快向远东地区调集大批陆军和空军。
5．但是，您也不能期待我说大话，许诺一些无法实现的增援；远东战局终将扭转，但这需要时间，所以您也别期望我能立刻改善局面。
6．我们过去对太平洋地区和新西兰的局势过分自信，未能判断出可能遭到的危险，害得你们被误导，我感觉得到您因此事对我们不满。可是，没人料想得到，12月7日战事刚开始，美国海军舰队就受到了重创，随后，我们又损失了两艘优良的军舰。
这场战争中，意料之外的情况频频出现，但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对我们不利。我不太相信，德军参谋部能一直料事如神。就比如，希特勒坚信自己对战事走向判断精准，而大不列颠战役、大西洋战役以及苏联的顽强抵抗想必对他冲击不小。
1942年1月17日
* * *
很快，我收到了柯廷先生对我14日发出的电报所作的回复。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我想不明白，我写给您的电报中哪句话透露出，我们认为马来亚在没有海军优势的情况下就能守住这样的观点。
2．恰恰相反，如果您查看1941年12月1日澳大利亚政府在第一次新加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就会发现我们不幸一语成谶。当时报告内容如下：
“代表团一致认为，当前，在远东缺乏主力舰队的情况下，该战区面对日本大举进攻时，能用于保卫马来亚的兵力和设备完全不够。”
3．英国三军参谋长所做部署如下：
（1）提供保卫马来亚所需的陆军。
（2）提供（1）中部队所需的所有装备。
（3）提供“能为马来亚提供相当程度安全保证”的空军。
4．我们已竭尽所能在陆军、空军以及物资方面为该地区提供增援，且不断要求加强全方位的防御工作。现在存在着对这些安排过分自信的骄傲情绪。在日军快速推进的局面下，这种情绪很是危险。这就是我为什么在（12月5日）电报里提到，情况不容乐观。
……
6．早在1937年，英国就曾向澳大利亚保证，一定会使新加坡成为坚不可摧的要塞。1933年帝国国防委员会视察新加坡防御体系时，澳大利亚高级专员指出：如果新加坡沦陷，或是主力舰队无法使用，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表示，整个澳大利亚防御体系的最后一道屏障，便是领土完整的新加坡，加上一支可用的主力舰队。他还补充道，如果这样的前提无法成立，澳大利亚恐怕无法单凭海军的力量抵御外敌入侵，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增派陆空军事力量以防范危机。我现在又把这些搬出来讲，只是想陈述清楚，我们一直对英国和局部防御的理念深信不疑。如今，凭借我们所掌握的有限资源，我们是无法在太平洋战场上履行承诺的，这也对我们与其他战场进行合作的决策产生了影响。
7．我对克里特岛和希腊问题的评论并没有责备你们的意思，我更没有对任何人妄下评断。但不可否认的是，你们未能遵守承诺，增援足够数量的空军……我之所以坦率地向澳大利亚人民说清楚现在的局势，是因为我想还是让他们认清事实为好，不要以为诸事顺利，以致后来真相大白时，幻想破灭。
8．没有人比澳大利亚人民更敬佩英国人民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不过，我们不会为我们所做的努力致歉，也不会为您认为我们没做到的事情道歉。正如您所知，大英帝国的每个国家和地区情况不尽相同，资源优势各异，自会面临各自特有的难题……
1942年1月18日
尽可能体谅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恐慌及围绕在其周遭的危险，是我应尽的职责。然而，我不能容忍的是，澳大利亚各政党，尤其是工党，竟在战前疏忽防御，采取绥靖政策。下述电报总结了我的立场，应当将它附在此处：
首相致柯廷先生：
1．感谢您如此坦陈直言。对于战前疏忽防御和绥靖政策的问题，我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已在野十一年，早在战争打响的六年以前，我便不断发出警告。而另一方面，1940年5月我任职首相，自那之后决断战争的首要任务和资源分配的责任便全部由我承担。从那时起，我们便想方设法，尽自己最大能力，源源不断地向中东运输援军、飞机、坦克。我认为中东战区的局势比新辟的美、英、荷、澳战区更为紧急，同时，必须履行向苏联运送军火的诺言。日本的下一步计划虽无法预测，但我相信，只要日本向你我发起进攻，美国必将参战，澳大利亚的安全必然会得到保障，最终的胜利也必将属于我们。
2．就在三个月前，澳大利亚皇家部队所驻扎的中东还面临着被两面夹击的危险，西部有隆美尔军队的威胁，北部高加索、波斯、叙利亚、伊拉克接连溃败。以往的军事经验告诉我们，面对此般困境，我们需要集中力量向一侧敌人发起进攻。在我看来，我们需在集中剩余资源，尽可能在构筑最牢靠的地中海——里海前线的同时，击溃隆美尔军队。以我们现有的资源去维持那一整条战线远远不够。随后，我们以微弱优势击溃了隆美尔三分之二的有生力量，肃清了昔兰尼加地区的军队。事实上，直到奥金莱克接替了坎宁安，战争僵局才被打破。
3．虽然我不能保证全歼隆美尔的部队，可是我们至少获得了一次实质性的胜利，我军不仅脱离了危险，还解放了一些重要军队。同时，出人意料的是，苏联的大举抵抗行动为我们赢得了一段相当长的喘息时间，地中海东岸——里海前线尤为受益。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时间把印度第十七师和其他之前部署在地中海—里海前线上的印度步兵师，连同英国第十八师及第七、第八两个澳大利亚师，还有一些全副武装的飞机和装甲部队，从中东战区调至远东战区。我们正在全力推进此事。您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被隆美尔打败，高加索、巴库油田和波斯都落入敌手，我们的境况将何其悲惨。我确信，当日本尚未行动时，便将同隆美尔作战的军队调往马来半岛增援，一定会是个错误的军事决定。想要保全每一个地方，就没有一处会强大。
4．我们应当心存感激，原因有三：一、苏联夺取胜利；二、大败隆美尔；三、日本在进攻我们的同时，也进攻了美国。令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面对骇人风险的责任，理应由那些没有意识到纳粹威胁，没有在其萌芽状态就将其铲除的在职及在野人士承担。
5．1941年年关之际，谁都没料想到，英美海军会遭受一系列的重大灾祸。美国海军在短短一小时内就失去了在太平洋的优势，又过了一个小时，“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被击沉。这样一来，日本暂时获得了太平洋战场的制海权，而我们很可能还要在远东面对更为残酷的考验。在与你们休戚相关的新一轮危机中，我本应派遣三艘地中海的快速战列舰，连同四艘“皇家”级战列舰和刚刚修好的“沃斯派特”号组成一支印度洋舰队，前去助你们防守。这样一来便可最大限度地保护你们。
6．“巴勒姆”号被击沉的消息我已提过。现在又必须告诉您另一个坏消息：“伊丽莎白女王”号和“英勇”号的水下部分被“人控鱼雷”损坏，一艘要停运三个月，另一艘要停运半年。我们的敌人目前还不知道上述三艘军舰的情况，我们当然不能让他们知道，所以，请您务必保守这个秘密。
7．不过，如今的糟糕状况终会结束。5月份，美国在夏威夷就将拥有一支超级舰队。如果美国方面需要，我们也会不惜加重自身负担，支持他们将两艘新型战舰撤离大西洋。我们已从四艘新式航空母舰中抽出两艘调往印度洋，可能还会增加一艘，“沃斯派特”号即将到达印度洋，“英勇”号也紧随其后。这样一来，只要不幸事件不再增加，印度洋和太平洋上海军力量的对比，必将对我们有利。日军将来再开展海外军事行动，也就没有现如今的自信了。与此同时，我们正设法在地中海地区加强空军力量，以解决战舰匮乏的问题。美国抽调大西洋兵力增援太平洋，使得大西洋力量大为减弱。如今，依赖“安森”号的抵达和“约克公爵”号的完工，大西洋的困窘将得以缓解。
8．我们决不能惊慌失措，更不能互相指责，而应团结一心，共克时艰。请不要怀疑我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忠诚。我不能为将来许任何承诺，我相信我们将面临巨大的考验；但同时，我前所未有地充满希望，我坚信我们可以身披荣光，安然无恙地从黑暗的深渊里走出来。
1942年1月19日
总理复电如下：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非常感谢您的详尽回复，我们唯有全力合作方能报答。
2．正如您过去能预测欧洲局势一样，我们认为，我们对太平洋局势的了解，比伦敦方面要更清晰。
3．很不幸，事实证明我们对马来亚的看法是正确的。据戈登·贝内特的报告所示，我们的形势正不断恶化，这使我非常不安。
4．您所提出的长期规划很是鼓舞人心，但我们的迫切需求就在当下。盟国即将对日本展开大规模反击，可是要把他们从占领区驱逐出去，我们的军队可能也会受到重创。
1942年1月22日
澳大利亚方面宣称，对于来自远东地区的日本的威胁，他们的了解和预测比我在伦敦的所见所闻更清楚。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只能从战争全局出发加以考量。澳方自然有责任集中精力研究他们目前的战略形势，然而我们却得为全局着想。
* * *
为实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政府在抗日作战中全面持久的配合，我们提议在伦敦设立一个机构。现我将该机构的最终运作模式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两位总理做一个报告。
远东委员会构成人员级别应在部长级以上。我将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包括掌玺大臣（即国防委员会代表）达夫·库珀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各国代表。澳大利亚代表暂定厄尔·佩奇，新西兰代表（初期）或是一名高级专员，荷兰代表为内阁大臣。远东委员会将与英国联合计划委员会共同商讨相关事宜，自治领联络官的参谋小组则予以协助。委员会的职责是将各代表国的意见汇总后向主席提交报告，并将主席的意见递交至委员会。当然，就算目前涉及澳大利亚事务，这也绝不会对厄尔·佩奇出席内阁会议造成影响。您是否同意我的观点？我也正在同弗雷泽以及荷兰政府商讨此事。
2月10日，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由我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掌玺大臣、外交大臣、荷兰首相（P.S．格布兰迪博士）、荷兰大臣（乔基尔·E．密契尔·范·维杜纳）、厄尔·佩奇爵士（澳大利亚代表）、W.J．乔丹先生（新西兰代表）、艾默里先生（印度和缅甸代表）和三军参谋长。在随后的会议中，中国也派了代表出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重新考虑在太平洋地区所实施的广泛的基本对日作战方针”。
1942年1月19日
在罗斯福总统领导下，华盛顿方面设立了另一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两个太平洋委员会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1943年8月，委员会在伦敦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随后，原有常设机构恢复了对战争的指挥权。诚然，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给了在常设机构中没有席位的国家话语权，让它们共同参与到了战事的磋商之中。
不久，这一切便被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所打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