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内阁变动

日趋紧张的政治局势—新的权宜之计：下议院领袖—2月之灾—政府出现进一步变动—比弗布鲁克爵士递交辞职信—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出任生产大臣—新旧战时内阁—其他大臣的变动—我蝉联国防大臣

议会的信任投票带来的慰藉转瞬即逝。我不止一次警告过，大难就快临头。2月，灾难果然来了。同时我察觉到政界的气氛也日趋紧张。有人要求强化政府职能，为政府输入新血液。现有的最引人瞩目的新鲜血液无疑就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我极度反感因外界压力而被迫做出变动，所以在信任投票的辩论中，我言辞颇为激烈。但我深知变动是很有必要的，过了2月份，无论如何都要成立生产部，这个变化上升到了内阁重组性质。新闻部驻扎在世界各地的记者都报道，英国国内的政治纠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很显然，我们要想办法立即解决复杂又麻烦的人事问题。另一方面，尽快成立一个生产部，最好是采用温和的办法，但有的时候一些激烈的手段也是很有必要的。

生产部的计划快要完成的时候，我注意到比弗布鲁克爵士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真让人难过。他开始患上严重的哮喘症，经常彻夜难眠，而睡眠是治愈这一切的良药。从华盛顿回国以后，有天晚上我们在副楼开会，我被一阵持续不断的声音弄得心烦意乱，于是冒昧地呵斥道：“找个人出去把猫叫声制止住。”说完之后一片沉寂，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刚刚是我那可怜的朋友在喘气。我向他道了歉，事情也就告一段落了。我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这件事可以反映出那段令人疲于奔命的日子是有多么紧张，而这也是促使比弗布鲁克行动的原因之一。他真想每晚花三四个小时，在几万英尺的高空飞行以减轻气喘。

哮喘症是比弗布鲁克神经衰弱的根源，我也只能将其称作为神经衰弱。出访华盛顿的时候，我把他一时冲动写好的辞职信退了回去。可是，现在他是真的厌倦了官职，虽然他还在渴望更广泛更无束缚的权力，但他也极度盼望从忧虑和压力中解放出来。我们同僚中很多人都有这种强烈的愿望。

不了解比弗布鲁克任职期间的贡献、他的魄力及决断力的人通常不明白，为什么他对我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忽视了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事务中的长期合作。除了我十分尊敬但关系一直不算亲密的大法官西蒙勋爵以外，比弗布鲁克是唯一一个和我在一战中共同经历腥风血雨的同僚。我们同属于老一辈政治家，在过去的危机和争论中，我们经常站在不同的立场，有时候还针锋相对。但总体来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这一直以来是我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虽然人生历经起起落落，但我们的友谊却愈加牢固。在那些暴风骤雨的年代，可以同一位一向没有行政权力却能发号施令的人物探讨当时的困难和问题，并同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做一个比较，我常倍感欣慰。其他同僚当年还只是不为外人所知的年轻军官，他们驰骋在战场上挥洒热血，这些虽为过往，但都历历在目。

我已经准备好让比弗布鲁克去一个全新的、任务艰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他可以大展拳脚，任何能惹怒他的障碍也能降到最低限度。2月4日，我向议会宣布成立生产部，任命比弗布鲁克为生产大臣，由安德鲁·邓肯爵士接任他原来的职务。不过还有一些重要的细节需要秘密商定解决。根据比弗布鲁克的要求，并经莱瑟斯勋爵授权后，我又把军事运输部合并到生产部。这并不是我最初的设想，但莱瑟斯勋爵希望在比弗布鲁克的领导下工作。二人相处十分融洽，所以我意识到进一步合并的好处。可是，正式工作责任的划分就像经历一番斗争。尽管我十分有耐心，但最后也没能忍住。

丘吉尔先生致比弗布鲁克勋爵：

我给你寄了一份白皮书校样，几个小时后我要将其呈至议会。就我而言，白皮书算是最后定稿了。上个星期，我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努力做出妥善安排，确保使你满意，也符合公众利益；同时我还得统筹兼顾，消除各部门的顾虑，方便你们日后共事。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我相信，承担这项工作并努力做好是你的责任，你也有这个能力。莱瑟斯认为，军事运输部在决定商船的类型方面有绝对的发言权，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运输部是唯一了解情况的权威部门。我们所处的形势极度危急，牵涉的利害关系又十分复杂，如果其他问题都解决了，只有你反对，或者你不同意任何与我为你规划好的重要职位有关的事情，我不得不指出，你会受到举国上下以及来自美国的强烈谴责。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勿使你的国家、朋友、特别是自己的名誉严重受损。

在这件事上，我将按原计划行事，今日上午递交白皮书。另一方面，如果你决定同我们断交，我会要求议会将我的报告推迟到星期四。这封信是布里奇亲自送到你手上的，请你托他把回信带给我。

1942年2月10日

比弗布鲁克接受了这一决定，于是，我在2月10日上交给议会的白皮书中明确规定了生产部的职责。我向议会宣读了开头的主要四节：

1．生产大臣，作为战时内阁大臣，最重要的职责是按照国防大臣和战时内阁的方针，处理一切与战时生产相关的事务。生产大臣履行除与人力资源及劳工相关的一切职责。

2．生产大臣的职责包括现有生产力资源和原料（包括原料进口的安排）的分配，必要时的优先生产决定权，以及对有关各部门和分支机构的管辖与领导。

3．尽管白皮书规定，负责有关生产事务的各大臣在主管各部时对议会所负责任保持不变，但就合理免责方面，任何大臣级长官都有权利向国防大臣或者战时内阁申诉。

4．生产大臣代表战时内阁负责主持设在英美的联合机构的讨论事宜，以解决盟国间军需品和原料的分配问题。

读到这里，我被霍尔—贝里沙先生的问题打断，他提出质疑：为什么白皮书里没有提到人力和劳工问题？当然是因为此事牵涉比弗布鲁克勋爵和欧内斯特·贝文先生，他们俩彼此敌对，势不两立。接着我又宣读了另外三节，内容如下：

8．劳工和兵役大臣属于战时内阁大臣，将来会在战时内阁的授权下，管理原属生产管理委员会掌管的人力和劳工资源。所需履行职责包括为武装部队、民防、战时生产和民用工业等分配人力资源以及处理生产方面的一般劳工问题。

9．作为劳工和兵役大臣，他们的职责是满足人力资源的需要和处理人力资源的分配，同时，他们也有责任指示各部门采用更高效的办法使用人力资源。为此，该部官员在搜集人力资源使用方面的信息之时，其他部门要按要求为其工作提供各种便利。

10．生产部门和劳工部之间的人力资源问题将由劳工大臣和生产大臣或他们所任命的官员负责解决。这三大供应部门将保留其现有的、独立的组织形式。

最后，我要求你们能够仔细研读白皮书并试行该计划；如果大家想辩论，我会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 * *

一切尚在进行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立场和态度显得越发重要了。他表现出一副有消息要透露的样子。他从莫斯科回国后的那次广播演讲受到了热烈欢迎，因此倍受鼓舞。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坚持要求新闻大臣再给一次广播演说的机会。2月9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原文如下：

在布里斯托尔，当有人问及你是否会加入政府时，你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最好问丘吉尔先生”或诸如此类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公布你1月29日的来信和我在31日的复函会不会不太好？

我发现在第二页“如果再加上军需大臣在内”这几个字前面，我忘了加上“依据职权”这几个字。比弗布鲁克当然不是以军需大臣的身份加入战时内阁的，而是在1940年秋季出任飞机生产大臣时，按规定才加入的。所以为了将我的原意表达清楚，我认为还是添上这几个字更好。

按照他的意思，我没有公布函件。但在我看来，大多数成员欢迎他加入战时内阁。可是，很多有影响力的团体或个人却希望战时内阁裁员，所有内阁成员应当尽可能不受各部门职责的约束。要两面兼顾实属不易，因此我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

1940年5月政府建立之时，除了其他职务，我还担任下议院议长一职。一切日常工作由艾德礼先生处理，我只需处理一些务必处理的重大事务。在我看来，斯塔福德爵士具备领导整个下议院的全部资格。他是议员，又是最杰出的辩论家之一。这项任命，加上他战时内阁成员的身份（他还是战时内阁的拥护者），意味着前景一片广阔，这是他的追求，现在他仍为此默默地争取着。我同艾礼德先生讨论过这一任命，当前情势危急，可艾礼德对我依然忠心耿耿、不离不弃，十分可贵。我向他提议，将掌玺大臣和下议院领袖一职让给克里普斯，而由他主管自治领事务部，并授予其副首相的头衔，尽管法制方面没有变化。变革的只是形式，实际无任何变化。

艾德礼先生同意了，因此我只得将克兰伯恩勋爵从自治领事务部调到殖民地事务部。在我看来，这个职务等同于贵族院领袖。这两个职位本来都是由莫因勋爵担任—他是我最尊敬的一个朋友。在政府中的落选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让他遭受这些，我实在有点于心不安。后来又发生了一连串事件，莫因勋爵在埃及开罗竟被一个以色列人刺杀。

亲爱的沃尔特：

不管于公还是于私，我都必须对殖民事务部作一次调动，对此我深表遗憾。当前形势和舆论要求政府进行改组，因此我有必要将自治领事务部交给艾德礼，很多人主张，这一部门应该由战时内阁成员来负责。既然如此，我殷切希望克兰伯恩能胜任你的职务，以我对你的了解和你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我敢肯定你一定会满足我的愿望和要求的。

在这腥风血雨的战争时期，我很高兴能与你共事。我非常感激你一直以来对我的所有帮助和情谊，也感激你在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和下议院领袖时的尽职尽责。

1942年2月19日

莫因以一贯的气势和幽默同意辞去内阁方面的职务。“什么都不用说”，他写道，“我十分明白政府改组的重要性。我只想补充一句话，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很庆幸能够在一个如此有意义的机构里工作，而且在此期间，你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对此，我非常感激。”

正当我们对处在困境中的核心政府机器进行重组的时候，国外的灾难突然降临。新加坡于2月15日投降（下一章会有详细描述）。我们预计有数十万名士兵成了日军的俘虏。但在这之前，即2月12日，发生了一件在我看来无足轻重的小事，但极大地激怒了公众，引发不安。那天，德国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连同巡洋舰“欧根亲王”号从布雷斯特逃脱，直闯英吉利海峡。据公众了解，这几艘战舰竟然在多佛尔炮台的轰击下以及我们空军和海军部队的猛攻下完好无损，目前公众仅知道这些，或者仅被告知这些。在合适的时机，我们会再探讨此事。所以说，公众对政府及其指挥作战日益丧失信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 * *

由于生产部的成立，以及为了迁就带来新力量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要求，政府内部进行了一番重大调整，调整幅度已达到重大改组的规模。同时，我也决心要做些其他调整。身为陆军大臣的马杰森上尉成绩斐然，现已离职，我提议委派他的常务次官詹姆斯·格里格爵士继任，他办事的效率和意志力久负盛名。我担任财政大臣时，格里格当我的私人秘书大概五年之久，他不但在财政部受到过锻炼，而且还曾在印度担任总督行政会议的财政委员，任职期间成绩斐然。格里格对于陆军部的所有工作了如指掌，全体将领和士兵对他信任有加。格里格不愿进上议院，对下议院又没有什么经验。因此，他不得不寻找、甚至在必要时争取一个选区，使自己成为一位合格的政治首领，能适应权力更广泛、工作范围更多样化、手段更灵活的领域。格里格性情刚毅、公正无私、勇气可嘉，再加上他的固执，都使他格外出色。把他提升到大臣级别，我的确少了一位最能干的文官。

我还调整了飞机生产部的人事，让卢埃林（他在美国飞机生产工作中做得非常出色，现在我们所有的飞机生产都已与美国的成为一体。）接替前飞机生产大臣穆尔—布拉巴宗的职位，尽管后者十分遗憾，但他还是接受了贵族爵位。

亲爱的穆尔——布拉巴宗：

非常遗憾地写信告诉你，迫于形势和舆论，我不得不调整飞机生产部，这对改组政府非常必要。

我知道你在飞机生产部工作一向努力，而且你待我一直亲切热情，对此我非常感激。你知道，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我的处境十分艰难。虽然工作上不再来往，但我真诚地希望这不会影响到我所珍视的友谊。

1942年2月21日

他的回信彰显出他高尚的品德：

尊敬的首相：

我十分理解（您信中提及的情况）。我认为，您制定的政策中有一两个方面尤为重要，早想跟您谈谈，但此刻已经没必要了。

对于过去的一切，我感到非常满意，也十分感激您对我的信任，现在部门里一切事务已经比当初我来时好多了。

祝

一切顺利。

布拉巴宗

1942年2月21日

为了精简战时内阁，我不得不让财政大臣正式辞去内阁成员一职。

丘吉尔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

我认为有必要组建新的战时内阁，所以特将名单附上。你可以看到财政大臣并未列入其中，这和我们当初成立政府时的计划相一致。

对于这点我感到非常抱歉，但在那种情况下，别无选择。当然，涉及与你有关的公务时，恐怕还得劳驾你。

1942年2月19日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调整，格林伍德先生辞去战时内阁成员一职，以便减少人数，他这一做法体现了高尚的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

* * *

改组内阁的过程中，比弗布鲁克勋爵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他往往能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冷静态度看待他人的事情，可是一到自己身上就不一样了。比如说：

尊敬的首相：

兹送上我在电话中提到的函件。

公众已经丧失信心，他们希望政府能够令他们重拾信心，而政府有责任履行这一职责。

可是，新组阁的政府又如何能给予人民需要的东西？

1．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加入有用吗？恐怕公众对于克里普斯只是一时的热情。更何况，这一热情已经开始有所减退了。

2．还是重新任命一位国防大臣，或是一位国防次官？但是，根本找不到一位既能使公众满意，又能令您称心的下属。

找一位像克里普斯那样能让当前的公众满意的人尚有可能，但是您可能对他不大满意。

3．重建一个由少数大臣组成的战时内阁，其中每位成员分管几个部门，但是不需承担各部的具体职责？应当采取这一计划。

战时内阁应该由现任内阁成员中最有能力的贝文、最得人心的艾登和工党领袖艾德礼组成。

内阁中其他成员全部排除在外，虽然他们都是勇士，可以以一敌十，但他们在战时内阁中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及以上三位。

4．最后，政府中有几位大臣被公众视为眼中钉，您知道这些人是谁。

在国防大臣中，也总有那么一两位不合大家的心意。

很显然，这是一封私人信件，我本人无意助长或支持公众的任何负面情绪。

您永远的朋友马克斯

1942年2月17日

他还引用了下面这段修昔底德的话，没有标注日期，也许他亲自实践过，但徒劳无功。

不要再同斯巴达进行会谈。让他们看清楚，眼前的苦难没有压倒你。只要能直面苦难而不畏缩，顽强抵抗，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是真正的英雄。

* * *

但是，似乎一切已成定局，比弗布鲁克勋爵已经辞职。他的身体完全垮了，不再能肩负起任何重担。我竭力劝说他不要辞职，但他和其他一些大臣在我面前进行了冗长而又恼人的会谈，这让我觉得最好不要再勉强他。因此，我同意他退出战时内阁，去美国完成一些职责尚不明确的任务。在美国，他可以影响总统身边的人，以便继续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是，比弗布鲁克勋爵可以去西印度群岛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养，这也是他迫切需要的。那些不赏识他的才能，不知道他为战争所做的贡献的人，抑或是同他有过纷争的人看到这一结果都觉得称心如意，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损失重大。

几天之后，他写来最后一封信，我们就这样分别了。

尊敬的温斯顿：

今天我将离开，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现在我必须把我这二十一个月以来的所有经历告诉您，因为我从未经历过如此冒险的事情。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感激您，正是因为您的支持我才能顺利完成所有工作。

您冒着很大的风险让我加入内阁，为了让我留下还遭到一部分阁员的攻击。

我的付出与您的相比实在相形见绌。多亏有您，我才能名声显赫；因为有您，公众才给予我充分的信任，我也才能鼓起勇气面对这一切。您为我做的一切足以让我在众士兵面前有一席之地，当您拯救我们的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他们也会竭尽所能为您服务。

离别在即，特留下这封信，向国家的领袖、人民的救星、民主自由世界顽强抵抗侵略的标志性人物致谢致敬！

您亲爱的马克斯

1942年2月26日

我一直打算等他恢复健康、心绪平静之后就让他回来，但当时我没有将这一意图告诉同僚们。

* * *

这样肩负重任的生产大臣一职又成了空缺；我认为，要找一位继任人选并非难事。在我看来，奥利弗·利特尔顿就是最佳人选。他工作经验极其丰富，精力充沛，而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与他在童年时相识于他父亲家。1940年，没有职务的他被我带进议会出任贸易大臣，并加入议会。在贸易部，他赢得了各派的信任。担任驻开罗国务大臣一年以来，他见证了中东的军事失利，于是在后方的行政工作和铁路事业上提出并贯彻实施了许多重大改革。于是，奥利弗·利特尔顿同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有了密切的联系，而且他在华盛顿也十分受人尊重。我还得再物色一人，接替他担任驻开罗国务大臣。3月18日，澳大利亚驻华盛顿代表R.G．凯西先生接到任命。

2月19日，正式宣布改组战时内阁。虽然现在进了两位新成员，但内阁人数已经从八位减到了七位。读者自会发现，同强烈的舆论潮流恰恰相反，我已经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即战时内阁成员同时也是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而不是游手好闲的空头顾问，天天想想事情，随便说说，做决策时靠折中方案或多数意见作出表决就可以了。

新战时内阁的成立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克兰伯恩勋爵认为，作为上议院院长，他也应当是战时内阁的成员，至少应经常出席会议。目前，他急于提高政府在上议院的辩论能力；按照惯例—宪法虽然没有强制规定，但是上议院至少应有两位国务大臣。这个时候，我认为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可以贵族身份履行这一新的使命。

丘吉尔先生致克兰伯恩勋爵：

我认为，不能赋予上议院议长绝对权力，允许其参加每次的战时内阁会议，因为大家坚决主张让一小部分内阁成员参与内部讨论。之前，上议院和战时内阁唯一的联系是比弗布鲁克，但是他很少参加会议，即使参加，也只讨论他自己的问题。

各部次官必须由上议院任命，但是我也不能保证担任此要务的一定是议员且是有地位的人。一方面，我必须考虑到各重要部门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我必须要注意此人是否有足够的辩论能力。兰开斯特郡公爵大臣达夫·库珀可能愿意升职，担当此任，只是我还没向他提及此事。

可是这两三日内，我还不打算做出任何最终安排。同时，我向你提过的新职务人选也暂时搁置一下。我也有可能将职务进行划分，任命一位大臣领导上议院，另一位大臣负责殖民地事务部。

十分感谢你愿意坦率地写信给我，我深知困难重重，但我一定会想办法一一解决。

1942年2月20日

过了几天之后：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非常希望留在下议院，而且十分明显，下议院也非常希望他能留下，所以我不能请他到上议院去协助你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按照宪法行事，但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帮助，我可以请达夫·库珀前来上议院协助你，或者你也可以再试几个星期，看看情况如何。

一些次要的机构也进行了人事调动，我从中得到了不少帮助。在此次调动中，不下九位主要次官把他们的机构交给我，任我指挥，为我减少许多艰难险阻。有些调动过了几个星期才正式实行，最终名单如下：

我使用之前提到过的办法解决上议院在战时内阁的代表问题：安排几位非内阁成员的大臣出席战时内阁会议。月底前我们总算恢复了日常工作。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内阁下周工作安排如下：

1．星期一下午五时三十分，在唐宁街10号召开全体会议，经常与会的各部长、三军参谋长、各自治领和印度代表等都务必出席。议程：整体战争形势；特殊的机密事件，譬如即将开展的军事行动不得在会上讨论；其他合适的议题可进行讨论。

2．星期二下午六时，在唐宁街10号召开太平洋会议。

3．星期三中午十二时，在下议院开会，只有战时内阁成员参加，你也必须出席。有关特殊议题需他人参加时，再另行召集。

4．星期四中午十二时，在下议院召开战时内阁会议。（如果有需要，星期三、四下午六时还需另行召开会议。）

5．星期五晚上十时召开国防委员会。三军参谋长、劳工大臣、印度事务大臣和自治领事务大臣，如有需要或经指定时，我、副首相和外交大臣将出席本次会议，也许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也会应邀出席。

我们先看看这样是否行得通。

1942年2月27日

总的来说，新闻界和公众对重大改组表示热烈欢迎。政府机构经过这样一番大变动之后，议会也觉得需要稳定下来，所以，我们总算赢得了喘息的时间，能再次承受不久就要降临的灾难。

* * *

在这个国内外风云涌动、政局紧张的时期，我的地位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公务缠身，我鲜有工夫考虑这些。我的地位似乎反倒因同僚或即将上任的同僚的诸多不确定性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我并不会因有人想罢免我的职务而感到难受。我要求的是，经过理性的讨论事情能如我所愿进行。战场失利只会让我和三军参谋长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这种紧密团结在政府各部门随处可见。在战时内阁，或者在人数众多的内阁级大臣之中，没有人暗中搞阴谋或闹对立。可是，外界不断对我施加压力要求我改变作战策略，以获得比现在更好的结果。“我们一致拥护首相，但是他公务繁忙，我们应该分担他肩上的重担。”这种看法长久以来一直都有，他们还有许多理论硬要人接受。但无论如何，我很高兴收到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的来信：

尊敬的首相：

在和某些议员交谈时，我才察觉到外界在不断给您施压，所以您不得不采用劳合·乔治先生从1916年至1918年为配合政策与战略而采用的制度：取消国防大臣一职，让三军参谋长和由国务大臣们组成的小型战时内阁直接联系。

我花费了两年半的时间研究劳合·乔治先生的制度。我认为，除有一点不足之外，您的制度要好得多。多年来，我在帝国国防学院和各军事院校都拥护这种制度。我认为应该设立国防大臣，并同三军参谋长直接联系，而在战争时期唯一可以担此重任的是首相。同海陆空军士兵有共同语言，能从战争的普遍规律中总结出特殊性，这在政治家中是罕见的，也是您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如果让三军参谋长参加战时内阁会议免不了会浪费参谋长的宝贵时间，因为他们难以在内阁会议上畅所欲言，但和关系密切的首相在一起就不同了。

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我认为现行制度中唯一的不足就是联合计划委员会。我的个人经验是，这一委员会的成员自己手头上的工作都忙不过来，又怎么可能专心致志从事联合计划的工作呢？一到开会的时候，他们非但不主动提出议案，反而挑毛病，反对其他人提出的行动计划。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有效行动，找到实施这一计划的负责人，在他制订计划时予以必要帮助，然后将计划交给您和三军参谋长核准。那么，计划是否可行、实施计划所需的各项条件是否具备都将由您和三军参谋长决定。

在此重要关头，特向您表达我的同情和祝愿。

您真诚的朋友F．莫里斯

1942年2月14日

在给弗雷德里克爵士的致谢函中，我补充说道（1942年2月24日）:“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提出某项任务时，应根据任务的性质从三军中挑出一位有能力的军官进行指挥。”

我已彻底下定决心保留自己对战争的全部指挥权，而这只有通过身兼首相和国防大臣的职务才能实现。然而，处理反对意见和各种分歧冲突比自己全权做主遇到的麻烦和困难更多。最重要的是，既然我身处最高职位，就必须要有领导全局的统一思想，切实地对各项事务进行协助，对不完善的地方加以修正，不破坏全局。如果我被免去国防大臣一职，我一定不愿意继续出任首相，一分一秒都不愿意。这一点众所周知。因此，就算有人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向我提出诘难，我都会迎难而上，还有很多人建议成立委员会和其他一些非个人机构，现在也没什么意义了。在此，我一定要对所有助我成功的人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