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殷商

一般认为中国史前时期截止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对于这段远古时期的历史，除了上文提到的考古发现之外，并没有其他可靠的信息来源。后来，中国出现了史官对于帝王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记载年代的相关信息，但对其他时期的描述则不可完全相信。据记载，殷朝得名于其位于河南北部的都城殷。直到此时我们才有了更为坚实的历史依据，对公元前11世纪—前12世纪的历代帝王也有了确切的了解。这些帝王的名字记录在河南北部彰德府（Chêng-ting-fu）安阳县小屯村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上。这些甲骨主要用于占卜。卜人在有小圆孔的龟甲或兽骨上刻下问题，经火烧灼后，甲骨上出现裂纹，称为卜兆。贞人对这些裂纹进行解读，宣布神的意旨。占卜的问题包括农作物收成、天气晴雨、打猎捕鱼、家畜繁殖、战争施政等，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中国的农业、社会概况和行政体系。例如，帝王需要检查牺牲，繁殖期来临时，他向上天询问：“雄性还是雌性？”当然，帝王问的更多的还是下雨和收成，因为这些事关国家的和平与繁荣。其中一些甲骨上刻的不是占卜问题，而是卜官的回答或公告。中国考古学家罗振玉出版了一些甲骨卜辞，他认为当时使用的扁平的骨头主要用于记录重要事件，与后来人们使用的木板、竹板作用相同。

这些文字没有记载时间。根据商王的宗谱推测，小屯村的甲骨文应当始于公元前1000年，即最后两任商王统治时期。当时并没有史书，但上述推测与《竹书纪年》中的记载非常接近。与《尚书》及其他基于班固的《汉书》而作的广为流传的著述相比，《竹书纪年》具有更高的史学价值。

然而，殷墟中最吸引我们的并非甲骨，而是发现的其他骨、角、象牙、石、陶等器物。这些器物上面雕刻着浮雕或装饰图案，具有极高的艺术性。作为中国最早可以确定大致年代的、饰有传统兽纹的器物，它们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从风格和纹样的角度来看，它们是研究中国早期装饰艺术的起点。有研究称，宋朝时当地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器，但没有相关的确切信息。目前，我们只知道小屯村出土了一小块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碎片。我们对上述文物的了解，并非基于系统研究或考古挖掘，而是基于中国考古学家罗振玉的收藏和论著。罗振玉派人四处寻访，还亲自到遗迹搜寻，收集了许多小屯村的文物，在1916年出版的《殷墟古器物图录》中对它们进行了解释，在许多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中也有所提及。罗振玉收藏的甲骨目前大都藏于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另外，日本、法国和美国的私人及机构也收藏了一些刻有纹饰的甲骨。因这些甲骨的风格和工艺相似，我们一般认为它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只介绍其中几件。

我们所见的刻有纹饰的甲骨大都是残片，很难准确判断其原本的功能。它们一般呈细长形，有些弯曲（这是其自然状态），也有一些明显呈握柄形（图8、9）。罗振玉认为，这些是疏匕（用于从器皿中取祭肉的长条工具）的握柄。他在书中介绍了一件保存较好的疏匕握柄，其他的收藏在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中。还有一些甲骨碎片又长又平，局部有些凸起，中间较细，两端较宽，像勺柄。这是柶，用于从器皿中取祭肉或搅拌献祭的酒。柶与疏匕的不同之处在于：柶的尾端较平，不是尖头，还有凹陷的匙斗，见图8、9中有匙斗也有握柄的那些。其他木质或金属的匙斗可能是后加的。这些匙斗的大小取决于盛的食物是固体还是液体。除用于祭祀仪式外，柶还是餐桌上的常见用具。

除了这些礼器，还有一些装饰或实用的衣饰，尤其是将系带固定于高冠上的大型饰针——笄（图10）。帝王用玉笄朱纮，王子用玉笄黑纮，诸侯用象牙笄青纮。罗振玉还介绍了骨梳、骨质箭头和骨币，还有大而扁平的片状骨用作刻字板或乐器。如悬挂在木架上的钟，就像后来的玉钟、青铜钟一样，其材质有牛骨、犀牛角和象牙——当时中国中部有大象生活。

仔细观察这些甲骨上雕刻的纹饰，会发现它们与周朝古典青铜艺术中典型的装饰纹样相同，包括龙纹、饕餮纹、蝉纹、夔（一种龙形异兽）纹、蟠夔纹、雷纹（回旋形的雷云）等。较为重要的兽骨上会重复出现一种或多种纹样，有些刻纹很深的大型兽骨上还嵌有绿松石（图11、12）。当时的镶嵌技术精准熟练，如果这些镶嵌的宝石能够完整保存下来，整块儿兽骨一定十分精美。

这些装饰纹样大都呈直线型，可能是从木刻纹发展而来的。奇妙的是，这些纹样在青铜器上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只是刻得更深，多为两层或多层。青铜器的制造年代与这些骨质用具为同一时期，其装饰纹样的风格主要由雕刻技巧决定。早期的木器很可能跟陶器、骨器一样，是礼器。这些木质工具和器皿全都未能保存下来，仅在较晚的青铜器装饰中保留了它们的影子。

其中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刻有纹饰的兽骨是一对龙头纹握柄（疏匕？），一件由瑞典王储收藏（图12，原为罗振玉先生收藏），另一件收藏在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图13）。尽管龙头的造型不太突出，但显然是个猛兽，龙口大张、龙齿尖利、怒目圆睁。其余部分饰有刻槽条纹，龙颈处还有不规则的螺旋纹，尾端为饕餮纹。这是最为完整的兽纹雕刻作品。

法国罗浮宫东方艺术馆中收藏的饕餮兽面是重要的象牙雕刻作品（图14B），其主要特征为：大大的圆眼、卷曲的鼻孔、两侧尖牙上方长长的触须。其间饰有雷纹浮雕。显然它是某个物品的一部分，或许是某个大型木器，也或许是其他礼器。这令人想起周朝早期青铜器上相似的装饰纹样。从风格上看，它将刻有纹饰的骨器与周朝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联系起来，虽然材质与小屯村出土的兽骨同类，但我们无法确证它刻于商末还是周初。

小屯村还出土了大量小型装饰石雕，现收藏于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图14A、15）。它们可能是大型器皿或祭祀用具的握柄或装饰，其纹样同样可见于骨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双面羊首石雕，其颈部造型传统、曲线柔和，背面凸起，由此判断，它原本应是固定在木架上的。羊首造型细腻，融合了对自然的细致观察和严谨的装饰风格，使我们想起了周朝的大量青铜羊首。

一些刻于凸面石板（可能是大型器皿的局部）上的羊首浮雕的风格和样式与之相同。它们造型统一，鼻孔、眼、耳都是程式化的线条，边缘饰有抽象的线性兽纹。它们有很强的立体感，上一段所讲的羊首石雕尤其如此，因此这些石器应归为雕塑而非饰物。这说明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商朝末期时，用于装饰的兽纹就已具备了艺术稳定性，周朝的作品很难超越它。有人认为它们的年代更晚，但我认为，罗振玉的论述总体上有理有据，而且这些兽纹雕塑上也有浅浮雕装饰，与小屯村出土的大型骨钟等器物上的装饰完全相同。对我们而言，艺术风格的相似性非常有说服力，它们无疑属于同一时代。

有些青铜器很可能造于商朝末期，其雕刻手法也让我们想起那些兽骨。如现藏于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中的大型握柄残片（图16A），罗振玉在《殷墟古器物图录》中对它也有介绍。它呈扁平状，两面都装饰着盘龙纹，凹槽中镶嵌着小块绿松石。这些凹槽的线条比骨质握柄上的雕刻纹饰更规则，但雕刻技艺大致相同，尤其是绿松石的镶嵌技术。

阿方斯·卡恩（Alphonse Kahn）在巴黎的一件藏品与之类似，但更为完整（图16B）。它为半圆形的龙纹，龙头较大，龙口大张，露出巨大的尖牙，与前文讲过的龙首骨雕非常相似。不过，这件扁平的青铜握柄不像骨质握柄一样刻有凹槽，而是镶嵌绿松石，这与罗振玉收藏的青铜残片的装饰方式相同。这件青铜握柄受损较严重，部分绿松石已经遗失，但它依然精美华丽，展现出精湛的制造技艺。

许多匕首和短兵器也属于这一类装饰风格。它们一般为玉身、青铜手柄，手柄上镶嵌着绿松石，多见于罗浮宫和英、法两国的私人收藏（图17）。青铜手柄上的装饰纹样大都是饕餮纹，直线细条纹间镶嵌绿松石。这种镶嵌技术更适用于小型祭祀用具、武器和饰物（图18），而非器皿和较大的曲面用具，至少我们尚未在早期青铜器皿上发现绿松石镶嵌的痕迹。

另外，有些大型青铜器上有程式化的直线细条纹装饰，这与前文介绍的小型器物上的装饰相似。例如，柏林博物馆中有一件原始器皿鬲，其装饰和形制都表明它年代久远（图19）。它的形状很罕见，几乎没有碗状部分。鬲足坚实，颈部较宽，饰带明显，边缘较扁；上部呈拱形，有一个大孔、一根斜立的管子和两个圆形突起。这种神秘的造型现在还无法解释，它可能有性隐喻，是阴阳两种自然力量的拟人象征。

经常与小屯村骨雕一同被提起的还有白陶碎片，在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图20）、京都帝国大学博物馆、北京历史博物馆和汉城博物馆中都能看到保存较好的藏品。斯德哥尔摩的白陶碎片是作者于1922年在天津从罗振玉先生手中得到的，京都的大部分也来自罗振玉先生，其余是一位日本古董商从中国带去的。罗振玉先生说，这些白陶碎片与骨雕是在同一个地方发现的，因而在此处对其进行介绍。但它们的风格与周朝青铜器更为接近，其装饰纹样大都与周朝青铜器上的纹样相同。滨田（K. Hamada）教授曾在两篇文章中讨论过京都的白陶碎片，他同意罗振玉先生关于其产地和年代的看法，认为这些白陶是“供庆典或特权阶层使用的奢侈品”, “它们与粗糙的黑褐陶都制造于汉朝以前”。

滨田教授的解释较为可信。但在发现更重要的碎片或完整的陶器之前，我们很难完全了解这种白陶的用途和特征。斯德哥尔摩目前收藏的最大的碎片应该属于一个筒形瓶，肩部呈锐角，细颈宽口，高约26—29厘米，直径约15厘米，瓶身厚度为0.5—0.75厘米。斯德哥尔摩和京都的其他碎片我也有幸见过，它们可能来自相似的器皿，与我们已知的青铜器造型不同。高筒形瓶罐更多见于陶器，而非青铜器。

无论造型如何，这些白陶碎片上的装饰纹样与周朝一些青铜器上的纹样非常相似，如细长的曲折纹、末端为带状龙纹的有棱角的螺旋纹、锯齿条纹。上缘可能有饕餮纹或夔纹，弯曲的颈部饰有一圈三角蝉纹。所有纹样都非常尖锐，跟青铜器上的一样，可能是在烧制前用模具压印的，但也有一部分明显是用锐利的工具刻出来的。直线纹样和雕刻方式或许可以说明最早的器皿可能是木器，上面的装饰纹样最初是雕刻而成的，早于模具浇铸。斯德哥尔摩的碎片源自一件上好的白陶，表面呈乳白色，烧制得非常坚硬，而内部泛红，烧制得较软。

这种白陶的总体风格特征与周朝（或许更早）的一些青铜器非常相近。因此有人认为，这些白陶是青铜器浇铸模具的母版，但上述白陶的形状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在对它们的形状、出现率和成分有更多了解之前，我们难以判定其用途。它们的风格界于小屯村出土的刻有纹饰的兽骨和早期青铜器之间，即便制造于周朝，也是早期具有传统艺术风格的陶器代表。

骨器和青铜器上的装饰大约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其总体特征是将严谨（近乎严苛）与精致完美结合起来。所有细节都清晰明了，线性特征非常突出，但较为扁平，没有大部分典型的周朝青铜器装饰中的立体浮雕和流露出的充沛能量。这些装饰大都是镶嵌或雕刻而成的，并非浮雕，因此比后来的青铜器皿和装饰更为完整，表面更不易损坏。

装饰纹样补记

这里稍费笔墨介绍一下前文提到的装饰纹样的意义和起源。这些纹样出现于骨器和青铜器上，盛行于周朝礼器上。因为这个话题不属于艺术史范畴，其代表的内涵目前仍是假说，所以我们仅进行简要介绍。

礼器上最简单、最常见的纹样是雷纹，通常表现为曲折的螺旋纹。纳色恩（A. von Rosthorn）认为，雷纹源自描述雷雨现象的古汉字，如果“云”为螺旋线条、“雷”为一对同心圆形或方形，那这种说法可能成立。骨制、青铜礼器上采用雷纹可能是因为举行祭典的目的是求雨或祈求好收成。这些纹样的起源可以从中国文化内部找到，简单的条纹和线性纹样同样如此，它们的出现大都与器物的形状、特征直接相关。

传统兽形纹样大都与动物的真实形象相去甚远。它们可能由多种自然元素融合、重组而成，在中国早期装饰艺术中处理得最为自由。秦汉时期的兽纹更接近自然的动物形象。这或许可以证明，这些纹样在出现于器物上之前，已然经历了一段艺术演变过程。

兽纹中，最贴近实际、最易于辨认的是蝉纹，不过在装饰器皿颈部时往往呈三角形或箭头形。蝉的象征意义也非常明确，广为人知。中国人跟希腊人一样，认为蝉象征重生（蝉经历幼虫、蛹、有翼的成虫三个连续阶段）。因此，死者下葬时，人们会在其口中放置玉蝉。

名为夔的异兽有多种形象。今人认为夔是“一条腿的怪物”。然而在早期青铜器上，夔的形象各不相同，有的只有一条腿，有的却有许多条腿，有的背上有翼或尖角，身体也是长短不一，但尾巴大都卷成圈，头部呈吻状。有种“夔凤”为鸟首。“夔龙”则更为常见，并逐渐演变出前爪，与龙越来越相似。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龙形猛兽，如螭（但我尚未在早期青铜器和骨器上看到）、虬（像蛇一样爬行，其形象通常为横卧的细长S形）。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中，龙能腾云驾雾，象征雨水丰沛，它的出现是天降吉兆，预示着丰收、繁荣、福祉。夔可能也有类似的象征意义，但我们没有明确的资料证实。无论如何，夔纹在早期青铜器中极为常见，经常表现为两夔相对的纹样。夔纹奇妙而又抽象，表明它起源很早。

饕餮纹是最重要、最常见的兽纹，几乎出现在了所有礼器和祭祀用具上。人们通常用饕餮形容贪食的人，告诫人们不要贪婪放纵，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可信的文献解释。这种动物及其纹样可能来自他国，但已经完全中国化了，且由于长期用于祭祀用具，因此拥有了许多象征意义。它与雷纹一同出现时，又代表风雨雷电之神。但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后人的阐释。夏德和纳色恩发现，被舜帝驱逐到境外山中的四名凶恶之徒之一就叫饕餮，而西南边境的一个原始部落也叫饕餮，据说那里的人身上多毛、鼻子像猪。总之，饕餮似乎指野蛮不驯的半兽人。无论令人想到老虎、野羊，还是人形的野兽，饕餮纹都像古老的蛇发女怪戈耳工纹样一样，令人畏惧。

如果没有碑文或文献资料，这一神话中的谜题很难找到答案。不过，将中国的饕餮纹与其他国家、其他艺术领域中类似的图案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找到这一纹样的解释。我想说的不是蛇发女怪戈耳工——它与中国的饕餮纹在造型上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而是印度和爪哇艺术中的“荣光之脸”（Kīrtimukha），有些与饕餮大致相似。荣光之脸原本是湿婆吃掉了自己的四肢，释放出的令人恐惧的面相，后来主要用作湿婆庙中的装饰。荣光之脸纹样在古代印度艺术中并不多见，到中世纪时则较为普遍，具有巴洛克风格，因此它与中国唐朝艺术中的饕餮形象更为相近。

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饕餮纹与中美洲纪念碑上类似动物或恶魔的人面纹也很相似。这种纹样常见于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墨西哥南部的大型石碑、陶器和镶嵌画中，其中一些属于玛雅艺术，其他属于萨波特克（Zapotecs）和阿兹特克（Aztecs）艺术（图21）。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收藏了一件出土于玛雅艺术中心危地马拉基切省的小型三足陶罐。它呈圆柱形，高14厘米，略经烧制，颜色泛红。其上只有一块矩形装饰，中间为兽面纹，周围环绕着螺旋纹，螺旋纹从眼睛和下颌延展而出，下颌处还露出两只大尖牙。

美国纽约、费城、坎布里奇等地的多个博物馆中还有其他刻有面纹、螺旋纹或传统波浪纹装饰的石器，其中一些与中国玉器上的纹饰非常相似。科潘（Copan）、帕伦克（Palenque）和墨西哥南部等地年代较晚的遗址纪念碑上更是频繁出现兽纹。

我们并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不再列举更多的例子。以上举例表明，与中国饕餮纹相似的装饰纹样在太平洋彼岸也非常普遍。这两片区域的艺术之间究竟有何联系，目前还不得而知。我们对古老的墨西哥艺术的起源和遗迹所知甚少。许多研究者大胆地提出：亚洲和美洲艺术文化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交流，因而这种纹样自北传入了墨西哥。但我们需要对太平洋沿岸的文明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早期装饰艺术中的许多主流纹样都传播到了太平洋沿岸的其他国家，商朝的镶嵌技艺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中国早期艺术不可能源自西方，也不像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样源自亚洲，它可能发源于南方。中国早期艺术的纹样和风格的发源地不尽相同，但最终却融合为一，标志着远东艺术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