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宣传斗争与章炳麟

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使中国人民认识到：维新运动不能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必须用武力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

孙中山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这是革命派；康有为的残余势力也逃到日本东京，这是立宪派。这两派是中国20世纪初期两大政治势力，各在日本东京设了宣传机关。立宪派的机关报是《新民丛报》，其总编辑是梁启超；革命派的机关报是《民报》，其总编辑是章炳麟。

章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参加戊戌变法运动，后来组织了一个革命的党，名“光复会”，以排满为宗旨，和同盟会的总纲有一部分相合，因与同盟会合作。章炳麟为《民报》的总编辑兼发行人，和《新民丛报》相对立。章炳麟在东京的时候，有不少革命的留学生和革命者向他学习国学，他和他的学生们在中国经学、文学、诗学、哲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都自成一派，称为“章门”。他的著作很多，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为《章太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

第一节 《民报》与《新民丛报》斗争的要点

《民报》曾把当时和《新民丛报》斗争的要点归纳为十二条，称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民报》第三期号外）。其中有：

“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

“十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

“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在这个文件里，《民报》把革命派与维新派的纲领做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对比。

革命派与维新派的要求的内容和实现要求的手段都是绝对不相同的。维新派主张的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其专制的君主，具体地说，就是清朝的皇帝。他们反对以排满为内容的种族革命，也反对以“民主共和”为内容的政治革命，更反对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社会革命。他们认为“只须要求”，反对暴力。他们在一切方面都是和革命派对立的。

维新派的主张确是如此说的。当时《新民丛报》的总编辑是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1873～1929）。他在《新民丛报》中，根据康有为的“三世”说，认为进步要有一定的阶段，在行民主共和之前，须先行君主立宪。而且立宪也不是马上所能做到的，还要等待。“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至于社会革命更是他所惧怕的。他说：“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相提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七十五期）他怕的是革命派“利用此（革命）以博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

第二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的驳斥

《民报》所提出的十二点是革命派对立宪派所作的批判。在此以前，章炳麟已经以个人名义对于康有为的言论作了驳斥。

汉族与满族之间的民族矛盾，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继续存在。这个矛盾从太平天国以后，又激化了。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以后，汉族反对异族统治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一个革命武器。章炳麟是这种民族主义思想较早的一个传播者和鼓动者。

康有为向在美洲的华侨宣传说：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章炳麟针对康有为的论点痛加驳斥。康有为反对排满，主张“不论种族异同，唯计情伪得失”。章炳麟驳斥说：种族异同不能不论，满族和汉族确是不同的民族。即就“情伪得失”而论，在清朝的统治之下，汉人确切是在各方面都受严重的压迫。他向康有为指出：“载湉（光绪皇帝）者，固长素（康有为字）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集》第四册，第178页）

康有为的另外一个论点是说，革命必须有很大的牺牲。“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章炳麟驳斥说，革命固然是要流血，但立宪也不是可以用口舌要求得来的。英、奥、德、意以及日本，都是实行君主立宪，这些国家的国民，都是经过血战才能得到“自由议政之权”。章炳麟指出，维新派请求立宪，这是一个笑话。他说：“岂有立宪而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他指出，如果皇帝赐予立宪，还是君权专制，并不是立宪。

章炳麟和当时的革命派初步认识到，在政权转移的问题上没有和平过渡的可能。统治者决不会自动放弃他的统治。即使在所谓“立宪”中，专制君主放弃了一部分统治权，这也是武装斗争的结果。

章炳麟对于革命的信念是坚定的，他说：“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虽然，以此讥长素，则为反唇相讥，校轸无已。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华盛顿）、拿（拿破仑）二圣，而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集》第四册，第180页）这是说，人不是在学习怎样革命以后才能进行革命，因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学习革命。

章炳麟又说：“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集》第四册，第181页）就是说，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纲领和政策都是可以逐步提高的，也只有在革命实践中，才可以逐步提高。章炳麟说：“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集》第四册，第181页）这就是说，革命的实践对于人民，是夺取政权的最有效的斗争武器，也是提高政治水平的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章炳麟又指出，康有为所以主张立宪，因为在立宪中，满人可以借立宪之名，维持满人统治汉人的地位。他说：“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集》第四册，第178页）

从阶级的观点看，立宪派所代表的是半资产阶级、半封建思想，革命派所代表的是全资产阶级思想。从戊戌变法的1898年到同盟会成立的1905年，不到十年之间，政治活动家和领导人的思想已经大变了，原来主张变法的已经成为守旧的了。近代维新进入现代革命，是急转直下的。

第三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评论

本书第三册讲过，两汉经学中的一个主要斗争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斗争。今文经学尤为突出的是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的公羊派。《公羊传》认为，孔丘受天命为王，因其并没有实际的王位，所以作《春秋》以为一王之法，实行这个法的是汉，这就是“为汉制法”。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看，“为汉制法”就是为中国封建社会制法。中国奴隶社会的社会制度行不通了，新的封建社会就要改制。公羊学家用孔丘的旗帜为改制的根据，这就叫“托古改制”。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又要改制了，康有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就是一种改制。康有为又打出公羊学的旗帜，作为改制的根据。康有为的一系列经学著作都是为戊戌变法服务的。

章炳麟的《检论》是他早年鼓吹革命的《訄书》的修订本。《检论》第一卷也先谈到种族的问题，但是到第二卷就转入经学的问题了。章炳麟特别反对今文经学所主张的儒家经典是孔丘创作之说，认为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他以《春秋》为例说：“《慎子》曰：‘《诗》，往志也；《书》，往诰也；《春秋》，往事也。’庄生亦言，《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志者，古文识字，其字诂曰：史，记事者也；事，职也；职，记微也，识常也。微为徽号，常为旗志。故志者，史官所记当世徽号，谓书契图象之属矣。事亦从史，而义为记徽。《春秋》，往昔先王旧记也。孟子亦言，《春秋》天子之事。此由史官皆自周出，而诸侯史记当臧王官，不可私宲，故曰‘天子之记’。”（《全集》第三册，第407～408页）章炳麟的这一段话，说明《春秋》本来的性质是一种史官的史书，并不是孔丘的创作。

章炳麟认为，不仅《春秋》为史官之书，《六经》都是史官之书。他说：“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汉书》，以至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答铁铮》《全集》第四册，第371页）章炳麟把《六经》看成是历史，是与康有为的主张针锋相对的。这一点在他对《春秋》的评价中表现得最清楚。

章炳麟说：“综观《春秋》，乐道五伯，多其攘夷狄，扞种姓，虽仲尼所以自任，亦曰百世之伯主也……今以立言不朽，为中国存种姓，远殊类，自谓有伯主功，非曰素王也。”（《检论》卷二，《全集》第三册，第412页）照这段所说，《春秋》的贡献不在于“诛乱臣贼子”，而在于“攘夷狄，扞种姓”。孔丘之所以称赞管仲，也在于此。然而，春秋时代的霸主，其功只及于一世，而孔丘提倡《春秋》，其功及于百世，他是“百世之伯主”，但并不是“素王”。所以他说：“世儒不明，或言孔子素王，将定法制以待汉家。汉法既不原本《春秋》，而孔子又不能草具仪法，徒以时事寄言，令人占射，其拙甚于上古结绳。若将自任素王者，是乃规为更姓改物以创制而旌其伐。”（《检论》卷二，《全集》第三册，第412页）这是对康有为明确的批评。章炳麟和康有为都是尊崇孔丘的，但他们所持的理由不同。康有为尊崇孔丘是因为其“托古改制”，章炳麟尊崇孔丘是因为其“攘夷保种”，两个人在经学上的主张都是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的。

章炳麟的经学也是当时所谓“国学”的一部分，他的国学研究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是跟当时的种族革命相结合的。他说：“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答铁铮》，《全集》第四册，第371页）他认为，研究当时所谓“国学”有提高民族主义的意义。这里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满汉斗争。当时有革命思想的人也都是这样想的，也都是这样看的。当时上海有一个刊物，名为《国粹学报》，被认为是一种革命刊物。章炳麟在东京一面鼓吹革命，一面提倡国学，当时的人认为这两方面是一致的，他提倡国学也是他的革命活动。

在《国粹学报》纪念出版三周年的时候，章炳麟作了一篇祝词，其中说：“部娄无松柏，故日本因成于人，而中国制法自己，儒、墨、道、名尚已。虽汉、宋诸明哲专精厉意，虑非岛人所能有也。自弃其重，而倚于人，君子耻之，焉始反本以言国粹。”（《〈国粹学报祝词〉》，《全集》第四册，第207页）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一举成功。中国的维新派推崇日本，事事都要向日本学习，章炳麟认为可耻。他的这一段话是为提倡国学辩解，也是对中国维新派的批判。

在种族问题上，康有为拥护满人的统治，章炳麟主张排满；在政治问题上，康有为主张立宪，章炳麟主张革命；在经学问题上，康有为主张今文，章炳麟主张古文。在这三大问题上，他们两个人都是针锋相对的。从历史发展的大阶段看，孙中山是康有为的对立面。从其中的细节看，章炳麟是康有为的对立面。

第四节章炳麟所理解的社会革命

章炳麟承认，在革命成功以后必然要实行民主共和，但是他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他说：“议院者，受贿之奸府；富民者，盗国之渠魁。”他指出，议会中的议员，“大抵出于豪家。名为代表人民，其实依附政党，与官吏相朋比，挟持门户之见，则所计不在民生利病，惟便于私党之为。故议院者，国家所以诱惑愚民，而钳制其口者也”（《五无论》，原载《民报》十八号，《全集》第四册，第431页）。这就是说，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其议会是欺骗人民的工具。

章炳麟是从左的方面反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康有为是从右的方面反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然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势在必行，章炳麟和康有为各以不同的原因，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就章炳麟本人说，他是宣传民族革命的前锋，提倡传统国学的后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