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乱中求序

在人格研究历程的早期，显而易见的是，就特质问题收集到的大量数据只不过是一些原始素材。有关一个人的一系列杂乱特质分数，并不能合成关于他或她的人格的整体图像，而且，从大量受试者样本中得出的分数被编在一起，并不能解释整体意义上的人格。

奥尔波特指出了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很清楚，我们在人格和动机中所寻找的那些单位是相当复杂的结构，而不是分子式的。”然而，特质测量却是分子式的，MMPI可产生26种特质的分数，如何在类似这样的大量测量结果中发现结构，是很难说的，更别说要在从一连串不同测试中收集的数以百计的得分中做到这一点了。

一些心理学家提议，要做到乱中求序，办法是把一些相关联的特质合并成更大的趋向或综合征，如“总体行为”“幸福感”及“情感稳定性”等，或使之变成心理动力学上的综合征，如进攻性与口唇或肛门趋向。其他人建议把人格特质归类为双范畴或类型，比如，荣格将人群分成外向和内向两大类。

但所有这些词语都模棱两可。研究者需要强有力的证据，以证明特质是以非常清晰、可辨识的形式串联在一起的。收集这种证据的办法的确存在。高尔顿早已发现相互关系分析法，即一种检测互变量的统计法（测量一个变量——如特质——增加或减少时，另一个变量的增减程度）。接着，英国心理学家和统计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又设计出更复杂的方法，即因素分析法，可同时测量整个变量组中各个变量的相互关系——这正是弄懂特质数据所需要的。这个方法非常复杂，但其基本概念非常简单。如果一组特质共同变化，即某一特质的高分或低分伴随着另一特质的高分或低分，那就有理由假定，它们一定都受到某种潜在总体趋势或因素的影响。

在20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汉斯·艾森克（1916—1997）的德裔英国心理学家将复杂的因素分析应用到人格分析中。汉斯虽然不是犹太人，但在德国沦于纳粹统治后，他迅速离开自己的国家，成为一名英国公民。艾森克采纳荣格的两分法类型理论，他假定，若干特质，如死板和害羞，会在内向的人身上有强烈的相关性，而相反的特质，却可能在外向的人身上有强烈的相关性。此外，他又增加了新的两分法类型理论，即神经质的尺度，一个极端是高度稳定的人格，另一极端是高度不稳定的人格。在这里，他期望一些特质能够彼此关联。

利用MMPI和他自己设计的一套人格测试法所得出的特质数据，他将自己的假设应用到统计测试中，结果发现这些假设是正确的：在他认为在内向者和外向者身上应该成串出现的一些特质当中，的确存在关联；而在他认为在神经质患者和心智正常的人身上应成串出现的一些特质中，也存在可比较的关联。将这四种因素划分出来时，他发现，它们与盖伦古老的体液理论四质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向喜欢唱反调的艾森克谨小慎微地看待这种巧合：

 

按自己的意愿曲解史籍非常容易，尤其是用现代内涵来解释古代术语。然而，在早期思想家的理论与更现代的[由其他人和艾森克自己所做的]研究当中，似乎的确存在某种相似性。

 

警示之后，他画出了如图18所示的草图：

尽管这种巧合令人激动，但大多数MMPI使用者发现艾森克四重类型理论太过笼统，并希望能从测试产生的众多分数里归纳出更具体和详细的诊断。英国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1905—1998）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用不同的方式利用因素分析法，终于使上述诊断成为可能。卡特尔比艾森克更小心谨慎，也更讲究方法。他没有像艾森克一样始于某个假设的结论，而是用因素分析法主导研究方法。他在大量变量中计算相关性，将那些明显有相关性的变量列出来，再给它们编上因素名称。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即使在计算机帮助下亦不轻松。比如，要把一百种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计算出来，就得计算4950种关系。

卡特尔工作中的一个例子：在早期阶段，他发现，强烈的承认一般错误的倾向与高度的同意倾向有点关系，这两种倾向都与情绪化、易烦恼、高度严苛和其他一些特质相关，且与诸如心率较快之类的生理症状不无关系。对卡特尔来说，这些“表面特质”的相互关系网络暗示其下还有一个“根源特质”，他把这一特质命名为“焦虑感”。

这一研究听起来严谨，远离现实生活。但就卡特尔而言，尽管他彬彬有礼，富有贵族气质，却并不是枯燥无味的书呆子。他的父亲是英国的工程师，他认为——也许是受父亲职业的影响——自然科学才是他应该致力的领域，于是他在伦敦大学攻读化学和物理。但他阅读兴趣广泛，对当时（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知识界和政界的热门活动极为关注。这些活动最终使他顿悟。

 

我开始觉得实验室里的凳子过小，而世界广大无边。然而，像在车站里看着火车开走，并知道那些火车并不是自己要乘的车的人一样，我放弃了政党和某些宗教团体所提出的济世大法，并开始认识到，若要超越人性中的非理性成分，就得研究心理本身的运行机制……从这一刻起，也就是在我获得理学学位的几个月前，我猛然意识到，心理学是我终生的兴趣所在。

 

卡特尔一头扎入心理学的研究生学习中，拜在该大学的斯皮尔曼教授门下，专攻因素分析。不幸的是，在他拿到博士学位时，心理学在英国的高等学府仅有很小一块立足之地。在此后的15年里，他不得不通过在中学当心理学教师和临床医生谋生。他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繁重的工作和紧巴巴的收入使他的第一次婚姻触礁——但也收获颇丰：这段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对人格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理解。不过，他的真正目标是进行他所相信的那种因素分析研究：

 

在我看来非常明显的是，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言，结构和因果关系的唯一证据在于协变，而且，这种由斯皮尔曼创造的相互关系和因素分析的新工具，现在可以发挥长处，应用至广泛的前沿——人格结构和寻找行为的动力之源这一难题。

 

卡特尔于1937年来到美国，在几所知名的大学担任过几期短暂教职，幸福地再婚，并开始进行人格特质的因素分析。1945年，他成为伊利诺伊大学人格评估实验室主任，研究工作也因此加速。他在这里工作了27年，然后又到夏威夷大学继续工作。他一直向前，研究越来越高级的因素分析，得出层次越来越高的人格因素。

在研究工作的早期，他设法将171种表面特质归类为62个串。但他发现，这些串有互相重叠的地方——彼此相关——于是后来将串合并为35个。再后来，他和其他人——在自传中，他慷慨地列出约80位助手的名字——将这项研究又推进一步，最终得出结论说，16种根本性的特质或因素“足以涵盖目前在日常用语和心理学文献中发现的所有个体人格差异（即表面特质）。它们在总体人格方面没有遗漏任何重要方面”。

16种人格因素中的每一种都是两极的。比如，情感稳定性，从一端的“受感情左右”到另一端的“情绪稳定”；疑虑，从一端的“信任”到另一端的“多疑”。按照手册里列出的步骤，测试人员可得出一位受试者或某类受试者的人格轮廓。轮廓间的差别非常明显，且有启发性。我们在此例举出3种职业人员的人格轮廓，这些轮廓成为职业咨询的重要工具。

一段时间以来，卡特尔16种人格问卷一直得到广泛应用。近年来，它在很大程度上被不那么复杂的分析法替代，这些新方法中有许多是它在知识上的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