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引言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迄今已走过了40个年头。孔子曾对人生中的不同阶段做出过如下的经典论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其实，孔子的这种说法并非仅指个体的人生，原本就具有社会层面的含义。有关30年这一阶段，孔子也曾说过：“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根据《论语》权威学者的注解，“世”为一代或指30年时间，孔子此言意味着改善民生的政策需要30年才能够见到实效。而四十不惑则意味着对实际经验的提炼与升华，或者用今天的语言就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因此，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分享成就，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既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也意味着需要将这种经验升华为理论，以为中国自身改革的后续推进提供指导，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者带来启迪。可见，这个四十不惑之际，对于理论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时间节点。
早在改革开放到了孔子所说“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时候，即1994年，林毅夫、蔡昉、李周即预测了中国经济对日本和美国的赶超[1]。而恰好是当时，克鲁格曼等西方经济学家正在发动一场否定和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论战，我称之为“克鲁格曼—扬诅咒”。
迄今为止，这些学者已经至少发起了三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批评或诅咒。第一轮，基于艾尔文·扬等人的计量研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亚洲四小虎的经济增长仅依靠要素投入，而没有生产率的进步，因此既不是奇迹，也不可持续，堪称“纸老虎”[2]。这一次诅咒也捎带着中国。第二轮，他们把目光直接转向中国。艾尔文·扬做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说只需要运用一点统计上的小小技巧就可以将所谓的“中国奇迹”化神奇为腐朽[3]。第三轮是在中国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后开始减速之际，他们宣称中国经济终于要“撞墙”了[4]。
他们否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似乎既有理论依据也有经验证据。在理论上，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增长奇迹，是因为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出发，不懂得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发展特点。从这个先入之见出发，他们则有意玩弄统计手腕，从经验上否定中国生产率的改善。既然增长动力主要是要素投入而没有生产率进步，中国经济的增长充其量只是一些体制改革措施带来的一次性向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回归，不可能有很高的潜在增长率，因此，表现出的高增长率从长期看也是不可持续的。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赞成这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观点，而是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增长奇迹。但是，占主流的研究者也由于所依据的不适用的理论假设，以及在经验上认识不深入等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能够完好地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概括，造成认识上的片面性，也贬低了中国经验的一般意义。大体来说有如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文献。
第一，看不到中国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钱纳里（Hollis Chenery）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认识到了它的体制弊端并进行改革，即便不具备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也能实现一个快速的发展。在一部2008年出版的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著作中，中外学者对改革成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担任主编的布兰德和罗斯基教授试图用钱纳里这个观点统领全书[5]。然而，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这种观点容易让人困惑，无法解释4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从何而来，因而为“克鲁格曼—扬诅咒”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低估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分享性质。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成就，国内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给予了高度赞誉。然而，对于经济发展结果是否充分得到分享，却有着不尽相同的评价。否定派或悲观派通常不懂得二元经济发展，因而未能充分认识到劳动力转移对于提高农民收入的积极效应，反而经常会有一种声音，认为农民工的工资受到人为的抑制。从经验上，学者们引用一些收入不均等指标，如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比率等变化趋势，来支持这样的结论。
第三，完全忽视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性和内在逻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已故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有一类社会变化实际上“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其含义就是尽管并没有朝着某个既定的方向去努力，结果无意中达到了那个目标。包括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罗纳德·科斯及其追随者如张五常和王宁等人[6]，都把中国作为该说法的绝妙案例。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创举作为无心插柳的结果，从方法论上妨碍我们科学总结中国奇迹和中国智慧，也把中国改革探索者、设计者、实践者的智慧和努力避重就轻地一笔带过。
爱因斯坦曾说：复利是人类的第八大奇迹。从复合增长率的角度，把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工业革命以来几个高速成长大国（英国、美国和日本）在相应时期的增长表现进行比较，可以进一步肯定“中国奇迹”的存在。
英国在1880—1930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9%。以1880年时出生人口预期寿命50年算，此期间一个平均寿命的英国人，可于自己的一生中感受到生活水平提高56%。英国的这一增长表现，是对绵延数千年的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的第一次突破。
继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之后，美国成为又一个现代化强国。在1920—1975年，美国的人均GDP增长率约为2%。以1920年出生人口预期寿命55年算，那一代美国人终其一生，生活水平可以达到近一倍的改善。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赶超、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1950—2010年，日本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4%。以平均预期寿命60年算，1950年出生的日本人，一生中经历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将近十倍。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改革开放把中国推进高速增长的轨道。在1981—2011年的30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8.8%，一个普通中国人已经感受到十余倍的生活水平改善。并且在此之后，人均GDP仍然保持着持续增长势头。以平均预期寿命68岁算，1981年出生的中国人可以预期活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如果过去的增长速度得以保持，终其一生，一个典型的“80后”中国人可以经历高达数百倍的收入水平提高。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未来不会保持既往的速度，但是，其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改善奇迹，无疑可以提前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
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学术生涯与改革开放发展同步的一代研究者，以严肃的态度和规范的方法，把过去40年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准确地揭示出来，阐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自身特色，不仅对于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智慧，对发展经济学做出贡献所要求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近1/5，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道路，必然会对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中国方案必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