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对外开放并非为开放而开放。开放的目的是发展经济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是解决如何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如此，则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主要阐述的就是开放带来贸易和市场扩大如何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思想家、历史学家对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精准的描述。《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以所多易所鲜”的句子。《淮南子·齐俗训》更进一步：“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淮南子》提到的“工拙说”，与斯密所说的分工与专业化之结果完全是一回事。“工”与“拙”不仅包含了来自分工与专业化的“绝对优势”或劣势，也暗示了“比较优势”或劣势，还与专业化生产引发的技术或工艺创新密切相关。中国成语“扬长避短”“因地制宜”“互通有无”，便是通过“易”（也就是交换）来获得贸易收益与经济发展的三个典型例子。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以“淮南子—司马迁定理”作为经济政策基础，强调贸易和扩大市场规模的时期，往往都伴随着经济繁荣、百姓富足、社会安定、文化发达。^[80]对外开放的40年也是如此。

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一书中，我们阐述了刻画长期经济增长机制的斯密—奥尔森—熊彼特路径，也即创新加持下的“市场规模扩大→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入’出现或增大→得到政府恰当保障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交易成为可能→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的机制。^[81]对外开放可以很好地嵌入上述路径之中。其一，从国家角度看，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分为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和扩大国际市场规模，开放意味着国际市场的拓展和国内国际市场的贯通。其二，开放增加了私人部门选择具有可靠产权保护和足够治理水平政府的自由度，从而反过来可以倒逼包括本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提高产权保护和治理的能力。其三，开放有利于国际分工的展开，并可以促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快速和大范围传播，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此外，开放有利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的出现，帮助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原料和新组织的涌现，从而促进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这是中共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坚持实事求是路线、从基本国情出发、共同努力推动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情的发展变化，也反映到对外开放道路的内容与形式之上。正如本书“绪论”所言，中国走了一条从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到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之路。新时代对外开放，应当着眼于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来谋划，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实现促进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目标，为此要抓好“一带一路”建设、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四大抓手。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引起了当前国际体系主导国家的焦虑与警惕，“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有滑向“自我实现的预言”之虞，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外部战略自由度受到挤压。

自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断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走到了又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改革开放40年里，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参与者变成了融入其中的主要贡献者，一些美国智库所做的评估也从侧面支持这样的判断。^[82]但是现在，主导国际体系的美国开始选择采取一种危险的方式对待这个体系和作为主要贡献者的中国。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精英层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中美关系开始进入质变期。这一质变可以概括为美国对华政策由“接触”（Engagement）调整为“规锁”（Confinement），后者的核心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83]可以预见，在新的多边框架确定下来之前，贸易摩擦可能成为国际经济运行中频发的常态事件，一定条件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还可能愈演愈烈。但系统总结汲取改革开放经验教训可知，对中国来说，不忘初心，全面有序推进2.0版本的对外开放，才是应对外部压力或挑战的根本之策，是中华民族复兴战略利益之所向，也是当今之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历史担当。

（张宇燕 冯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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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6—415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201、218、223、316、389等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

[8]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https：//data.worldbank.org.cn/。

[9] 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转引自张宇燕、冯维江《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10] 根据麦迪森数据计算。参见Angus Maddison，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GDP and Per Capita GDP，1-2008 AD，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369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

[16]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17] [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中译本），孙闵心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页。

[18]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65—266页。

[19]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页。

[20]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页。

[21] 刘金质：《冷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20页。

[22] 刘金质：《冷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22—927页。

[23]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86页。

[24] [英]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1—442页。

[25] [英]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4页。

[26] 邓小平在同卡特的会谈中指出，“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但在相当长时间内，美国在尽自己的责任方面有某些不足。苏联在世界各地扩张，特别是利用古巴在非洲插手，支持越南侵柬，没有受到应有的遏制和惩罚”。参见熊志勇《中美关系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关于越南侵柬问题，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这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个部分，“一头通过越南搞印支联邦，推行亚安体系，另一头，通过控制阿富汗、伊朗、印度、南下波斯湾，连接两者的马六甲海峡，苏联也正设法加以控制”“从战略全局考虑，有必要对越南的这种狂妄野心给以教训”。参见宫力《对越自卫反击战过程中的中美苏三角关系》，《党史文汇》1995年第8期，第35页。

[27] [英]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7页。

[28] [英]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8页。

[29] 布卢门撒尔访华期间谴责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做法，卡特特地发去一份紧急电报，“严饬他检点言论”。参见[美]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邱应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页。

[30] 1979年2月16日美国国安会确定的应对目标及原则包括，对苏联形成牵制，阻止其武力介入。并且卡特倾向于同情中国，认为中国政府在进行自卫反击战之前就已将消息告知美方，表明了对美国的信任。美国应“珍视中国的信任”，在公开表态中不要提及中越武装冲突爆发前邓小平给卡特总统的信件，否则将陷中国于不义。因此，在卡特的强烈建议下，会议一致决定明确回答：“邓在访美期间未提及中越战争问题。”2月17日，美国给苏联的照会包括如果苏联采取行动，美国也将“采取对等的行动”；特别是，“如果苏联军舰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增加，我们也将采取相应的军事应对措施”的内容。此外，战争期间美国还分别于2月24日和3月7日两度致信苏联领导人，并于2月24日和27日两次紧急召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表达要求苏联克制、警告苏联不要采取使战争升级的行动的立场。参见关敬之、栗广《从最新解密档案看美国对一九七七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立场》，《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1期。

[31] [英]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9页。

[32] 有人将这次战争视为中国结好美国的“投名状”。

[33] [英]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2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

[35] [日]滨野洁等：《日本经济史1600—2000》（中译本），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262页。

[36] World Bank，The East Asian Miracl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8-59. 当然，对东亚奇迹也不乏质疑性的反思，比较著名的当属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质疑，他认为亚洲增长主要来自汗水而非灵感，来自更努力而非更聪明的劳动。见Paul Krugman，“What Ever Happened to the Asian Miracle？”Fortune，August 18，1997，p. 27。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银行2001年出版了一本《反思东亚奇迹》的论文集，对“东亚奇迹”提出之后东亚发展方式的动力和原因再度探讨，其中对之前被公认的东亚模式进行了概括，包括：坚持宏观经济管理基础（鼓励长期投资的稳定的低通胀的商业环境、可持续的财政政策、维持出口竞争力的汇率政策、能够最大化动员国内储蓄并与世界金融体系接轨从而提升配置效率的开放发达的金融业、价格扭曲最小化、积极支持教育），能就制定和执行长期规划作出承诺的强政府的官僚体系，促进工业化和出口的政策，采取灵活务实、能及时“止损”的发展战略。见Joseph Stiglitz and Shahid Yusuf（eds.），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5-7。

[37] 苏耀昌（Alvin Y. So）、张恒豪（Heng-Hao Chang）：《中国自改革以来的发展之谜》，载张敏杰主编《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7页。

[38]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336、351、494页。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352、363页。

[41] 张宇燕、冯维江：《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7—78页。

[42] 这个领导集体除了邓小平，主要成员还有陈云、李先念、叶剑英。参见陈云《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邓小平曾谈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43] 柳建辉、曹普：《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第三卷）（1976—2011）》，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0页。

[45] 张敏杰：《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1页。

[46] 柳建辉、曹普：《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第三卷）（1976—2011）》，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页。

[47] 柳建辉、曹普：《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第三卷）（1976—2011）》，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

[48] 胡舒立、胡野碧：《龙永图：谈判是这样完成的》，《财经》2001年第47期，第38—47页。

[49] 江泽民：《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9页。

[50] 陈继勇等：《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发展趋势与我国的对策》，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5页。

[51] Public Information Notice，“IMF Concludes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with China”，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5/09/28/04/53/pn0071.

[52]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what_stand_for_e.htm.

[5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2018年6月。

[54] 温家宝：《总结经验 明确方向 不断开创金融工作新局面》，2012年1月6日，http://www.gov.cn/ldhd/2012-01/30/content_2054248.htm。

[55]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56]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57]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

[58]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提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四大战略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主动扩大进口。

[59] 宋迎迎：《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0—2015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工业经济论坛》2017年第4期，第1—8页。

[60] 代谦、别朝霞：《FDI、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第15—27页。

[61] 傅元海、唐未兵、王展祥：《FDI溢出机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绩效》，《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第92—104页。

[62] 本书编写组：《科学发展观学习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38页。

[63] 胡锦涛：《深入学习领会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64]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50—356页。

[65] 张宇燕：《新时代呼吁更高水平的开放实践》，《经济参考报》2017年10月25日第8版。

[6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367、103页。

[67] 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15年9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3/c_1116656143.htm。

[68] 习近平：《深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2016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1日第3版。

[69] 《习近平会见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特别圆桌峰会外方代表并座谈》，2018年6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21/c_1123017970.htm。

[70] 张宇燕、冯维江：《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

[71] 《习近平强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http://www.gov.cn/node_16404/content_2444191.htm。

[72]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6/c64094-23561783.html。

[73] 姚洋：《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197页。

[74] 钟国安：《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 谱写国家安全新篇章》，《求是》2017年第8期。

[75] 王毅指出，中国提倡的伙伴关系与以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存在四个不同的鲜明特征，一是寻求和平合作，二是坚持平等相待，三是倡导开放包容，四是强调共赢共享。见王毅《共建伙伴关系，共谋和平发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的午餐演讲》，2017年3月20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jh_673099/t1447084.shtml。

[76] 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2014年7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7/04/c_1111468087.htm。

[77] 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的演讲》，2014年8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8/22/c_1112195359.htm。

[78] 对内改革也包括了对内开放的内容。邓小平很早就提出，要实现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79] 习近平：《坚持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 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15/c_1116570386.htm。

[80] 张宇燕：《新时代呼吁更高水平的开放实践》，《经济参考报》2017年10月25日第8版。

[81] 张宇燕、冯维江：《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82] 例如，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发布较早的报告中敏锐地注意到，“尽管中国参与全球化体制中的时间比较晚，但是中国的态度比日本积极乐观得多。中国经济比日本经济的开放程度更大”，中国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重要的变化是决定采纳西方法治的概念，将竞争作为经济行为中重要的元素，以及事实上把英语作为受过教育华人的第二语言。……可能最重要的是，中国将青年精英送到国外接受国际主义教育，正如以前罗马人把孩子送到希腊读书一样”。Overholt W.H.，China and Globalization：Testimony Presented to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May 19，2005，Santa Monica，CA：RAND Corporation，2005.

[83] 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