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参与、融入到引领的开放进程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至2000年，起点的标志是开启改革开放政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阶段，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接触世界、参与国际分工并尝试性地接受全球化浪潮的洗礼。第二个阶段是从2001年至2011年，起点的标志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个阶段，中国全面拥抱或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由这个体系的边缘位置不断向中心位置接近。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至今，起点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就位。在这个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带领中国开启了“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新征程，对外开放进入全面开放新阶段。

（一）改革开放参与世界经济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确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42]，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目标，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篇章。实际上，经过此前中央委派的相关出国考察访问及考察结果的汇报、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召开的关于加快现代化建设务虚会讨论等一系列酝酿和准备，到1978年，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已经在全党达成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取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这表明新时期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已定。^[43]

虽然方针已定，但其实施还需能“一抓就灵”的抓手。抓手之一是设立经济特区。1979年年初，广东省委提出希望利用接近港澳的优势，设立沿海出口加工基地，实行一些特殊优惠政策的设想。同年4月这个设想经习仲勋、杨尚昆等汇报给邓小平，得到后者的赞同。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44]。从1979年到1985年，中国制定了第一个有关中外合资企业的法律，在广东和福建共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这些特区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条件，所得税率仅为15%，还保留了有限的外汇优惠和低廉的土地使用费。^[45]兴办经济特区在国内外特别是港澳同胞中反响强烈，他们纷纷前来考察，就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等开展洽谈。^[46]1988年，海南经济特区设立。1992年将经济特区模式转移到国家级新区，上海浦东等国家级新区纷纷涌现，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标志。

抓手之二是向外方借款。1979年9月，谷牧受中央委派出访日本，达成以年利率3%、期限30年条件的首批500亿日元（折合当时2.3亿美元）的政府贷款。此举打破了长期以既没有外债又没有内债为荣、坚持不从西方国家贷款的思维桎梏，开了今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之先河。从1979年至1981年，中国先后与科威特、比利时等国签订政府贷款协议，还争取恢复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席位，开始向这些国际组织借款。^[47]

无论是设立经济特区还是向外借款，都是在特定范围或特定要素上借力于外部世界，最多只能算是对世界经济的有限参与，特别是在规则意义上与世界接轨而言，中国对自身的认识是逐渐深入的，参与对外开放的进程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例如，中国从1986年出于获得纺织品配额的需要，开始了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合法席位（“复关”）谈判，但很长时间内最大的困难是中国不承认在搞市场经济。^[48]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段论述解放了思想，让市场经济在中国得到承认。此后中国谈判代表团在“复关”谈判中才与谈判对手开始了真正的对话。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市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取代成立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1995年1月1日，WTO成立，关贸总协定与WTO并存一年后结束了历史使命，而中国尚未成功的“复关”努力转而变为加入WTO（“入世”）的谈判，继续旷日持久地开展着，直到1999年11月15日与美国达成协议，中国入世最大的“障碍”才被克服。

不断推进对外开放扩大参与世界经济的同时，中国对外部世界开放带来的风险也在增加。1997年7月，泰国发生金融危机，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产生连锁反应，并波及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对世界金融市场也产生较大影响，史称亚洲金融危机。这让中国领导人受到触动，对此江泽民表示，“事实说明，金融风险突发性强、波及面广、危害极大，我们必须高度警觉”^[49]。庆幸的是，中国资本项目比较严格地管制并未放开，这种“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外汇管制”的外汇体制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50]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年与中国第四条款磋商的总结报告中，也把“谨慎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政策”视为中国比较顺利渡过本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条件之一。其2000年磋商报告同样表示，支持中国对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谨慎态度。^[51]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开放的附带影响是，大大推进了中国与东盟以及东盟与中日韩（10+3）的金融合作。至少部分是由于泰国、韩国等处于亚洲金融危机重灾区的东亚国家对IMF救助条件的共同不满，以及其他各方对这种不满的感同身受，10+3财长于2000年5月一致通过了关于建立货币互换协议网络的清迈倡议，试图组建本地区的金融安全网，以便在一国发生外汇流动性短缺或出现国际收支问题时，由其他成员集体提供应急外汇资金，以稳定地区金融市场。中国（以及日本）在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WTO是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有“经济联合国”之称。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包括货物、服务、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内容的，更具活力、更持久的多边贸易体系，使之可以包括关贸总协定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和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所有成果。WTO的职能包括：提供多边贸易谈判场所及平台；实施和监测共同构成WTO的多边及诸边贸易协定，监督成员贸易政策；解决贸易争端；开展贸易能力建设；以及与其他机构合作，等等。WTO坚持构成多边贸易体系基础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非歧视、更加开放、可预测与透明、公平竞争、对欠发达国家优惠、保护环境等。^[52]

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不再是零敲碎打地参与世界经济，而是开始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为此中国改革自身经济体制以适配相关国际规则、履行开放和保护知识产权承诺、在“阵痛”中调整相关产业，开展了深度的“自我革命”。第一，加入WTO后，中国大规模开展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规19万多件，覆盖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第二，履行货物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大幅降低进口关税、显著削减非关税壁垒、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截至2010年，中国货物降税承诺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9.8%。截至2005年1月，中国全部取消了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自2004年7月起，中国对企业的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第三，履行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广泛开放服务市场。截至2007年，中国承诺的开放9大类100个分部门全部开放到位。第四，从立法、执行等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五，为透明度立法，及时向WTO通报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和具体措施的修订调整和实施情况。^[53]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的10多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量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

在此阶段，中国对外开放在全球治理和区域合作方面都取得重要进展。2008年，肇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发展遭遇严重困难，但中国见事早、判断准、行动快，及时果断实施一揽子计划，成功应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避免了现代化建设进程出现大的波折^[54]，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55]。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欧洲等成为危机策源地和重灾区，它们在开展全球协作、共同应对危机中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需求上升，后者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建立于1999年的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升格为领导人峰会，2009年9月举行的匹兹堡峰会将G20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与只汇集主要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G7）相比，G20机制代表性明显提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借助这个平台推动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支持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转变。同样是在这次危机压力之下，2009年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将2006年建立的金砖四国机制升格为领导人会晤，2010年吸收南非加入金砖机制。金砖国家成为协调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立场、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区域合作方面，中国与东盟合作不断深化，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启动，成为涵盖18亿人口、GDP接近6万亿美元、贸易额达4.5万亿美元的世界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三）奋发有为引领世界经济

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位，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推进全面开放、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与对外开放的前两个阶段相比，2012年后的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外部压力更大，而中国的塑造外部环境的主动性也随国家实力的上升有所提升。从周边关系看，日本、菲律宾等国与中国领土领海争端一度升温，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也对中国南海指手画脚。大国关系上，中美竞争态势随着特朗普上台日益凸显，后者在其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列为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并在任上以“美国优先”之名大兴保护主义之风。全球治理上，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缓解，原先在G20机制上推动达成的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方案迟迟无法推进。

面对这些压力，中国并未退回封闭的老路，而是以进一步的全面开放来应对。从理念上，推动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提出了“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56]。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倡导国际社会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57]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确定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党章，2018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宪法，以正式制度彰显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志和决心。

从机制上，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机制及相关平台建设，使之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呼吁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来加强国际合作。为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向“一带一路”有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中国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设立丝路基金。2014年丝路基金成立并开始运营，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中国宣布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2015年AIIB正式成立，到2018年6月已经有87个正式成员。“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客观上对进展缓慢的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起到倒逼作用，2015年12月，美国国会批准五年以前就已经达成的IMF份额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份额占比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

在行动上，中国对内推进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为抓手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在此基础上制定并公布对外开放重大战略举措^[58]，推动人民币于2016年成为IMF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同时积极利用G20杭州峰会、厦门金砖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青岛上合峰会、博鳌亚洲论坛等主场外交机会以及联合国等重要国际场合，旗帜鲜明倡导经济全球化、反对保护主义，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