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中国经验的若干特征化事实
在一个国家实践成功的经验未必能够无条件地具有普遍意义，这也是中国从不照搬他国模式，也不输出自身模式的原因。然而，一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必然是遵循某种符合特定国情理念进行实践探索的产物。从这个意义来说，把成功的做法进行理论提炼，揭示其一般含义，无疑在发展经济学的层面上具有学术价值。由于中国人口占世界比重近1/5，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起点上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相似性，因此，总结好中国经验，将其提升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啻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全新的选择。作为实现这个庞大和艰难的学术目标的一个步骤，这里先尝试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已有经验进行初步概括，形成若干特征化事实。
（1）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改革路径。改革方式的“摸着石头过河”早期特征和党的十八大以后强调的顶层设计，两者之间并无矛盾，也都不是中国的改革与其他国家改革之间的根本差异所在。区分改革方式的中国特色与其他模式的根本差异在于出发点的不同。从邓小平发动改革，解决温饱和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到习近平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脉相承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决定了改革的终极目标，由此选择改革方式，确定改革时间表，完善推进改革的路线图，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先验的模式，也从实践上证明了中国经验的有效性和一般意义。
（2）从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到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之路。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对外开放和拥抱全球化的出发点。通过接受世界贸易组织（WTO）现行规则，进入世界分工体系，把人口红利转化为比较优势，通过扩大就业实现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国际上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以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对外开放进入更高的层次，需要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被动接受西方国家制定的规则和确立的方向，已经不再能够保证中国获得开放红利。中国并不做现行规则的破坏者，但是另辟蹊径，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方式，填补已有规则的缺陷，提供另一种可供选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道路，是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情怀和改革开放初衷所决定的必然选择。
（3）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出发点，也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落脚点。与那些被灌输和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不同，中国没有将此类“共识”奉为圭臬，却在整个改革开放发展期间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不仅有效化解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成功应对了特大水灾和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破坏，也渡过了诸如价格闯关和减员增效等激进改革造成的难关，在经济总量扩大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也越来越小。
稳中求进为经济和社会政策乃至行政手段确立了以下基调。第一，把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潜在增长率上面。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着力防止经济过热；在遭遇外部冲击时，宏观经济政策着力防范短期需求侧冲击，通过反周期手段促使实际增长速度回归潜在增长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认识到减速的供给侧原因，不追求V字型复苏。第二，持续推进改革和审慎选择改革时机，都充分考虑到潜在的社会风险，既充分利用了帕累托改进的机会，也尝试运用了卡尔多改进方法。第三，为维护宏观经济稳定、降低系统性风险和维护社会安定，采取多种政策工具，实现各种政策手段之间的协同和配套。
（4）从梯度推进到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政策。虽然中国并没有正式实施一个梯度发展战略，由于各地区在改革开放的起步时间、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历史遗产上存在的差异，客观上形成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早期的这个过程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决心，积累了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经验。自21世纪开始实施的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在相对不发达地区加大了人力资本积累，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体制和政策环境，创造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随着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从而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弱化，中西部地区得以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了与发达地区的趋同。
（5）由城乡一体化破题的三农政策。农村改革和三农政策的最初突破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而这项改革并非仅仅解决农业劳动和经营的激励问题，也是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解放，表现为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利用农村资本和土地发展乡镇企业。早期发展经济学所讨论的农业的要素贡献，实际表现为资源重新配置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劳动生产率。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收入可持续性最终受制于土地经营规模，而后者的扩大又要以劳动力的充分转移为条件。因此，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又一次集中到城乡关系上面，对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提出紧迫的要求。党的十九大部署的乡村振兴战略，归根结底是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国家战略。
（6）坚持人民为中心，打破扶贫效果递减律。在世界各国的扶贫实践中，通常会出现一个边际效果递减的现象，即随着贫困人数减少，最后的较小规模贫困人口，由于在地理上集中居住于生态、生产和生活条件恶劣的地区，并且具有残疾、疾病、老龄、受教育程度低等劳动能力不足等特征，其脱贫的难度极大地增强。因此，扶贫脱贫这最后一公里举步维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很多发达国家，都未能攻克这个最后的贫困堡垒。
在物质生产领域，一旦遭遇到边际报酬递减现象，投资活动通常就会停止并转向其他领域。然而，扶贫的投入对象是人而不是物，不应遵循相同的原则。正是因为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扶贫脱贫攻坚实践及其取得的成就，被世界银行赞誉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最好的教科书”，其中体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核心要义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贯彻这个理念的实践中，中国创造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机制，使扶贫脱贫事业大幅度推进，预计在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
（7）从做大到做强的产业发展道路。在一个通过“干中学”实现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做大”是“做强”的必要路径，“大”也是“强”的前提条件。这个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或阶段。第一步，产业结构变化把资源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产生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第二步，在二元经济发展条件下，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把具有比较优势（从而高生产率）的第二产业做大，把人口红利转化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第三步，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的情况下，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按照动态比较优势的方向实施产业政策，通过做强和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
（8）从后发优势到先发优势的科技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是生产率的提高。作为一个学习和趋同的过程，经济增长处于起飞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技术差距，也是中国的一个后发优势。在具备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情况下，这一技术上的后发优势，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趋同或赶超的机会。通过引进吸收应用型技术，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改善，后发优势得以转化为较高的潜在增长率。
作为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中国在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显著缩小，与此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却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高的依赖。诚然，发挥后发优势的潜力尚未消失，并且可以利用市场规模庞大的优势，学习借鉴基础科技可以在商业上进行规模延伸（如所谓的“新四大发明”）。然而，创新引领经济增长，要求从着眼于后发优势，转向在更多的领域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核心技术上抢占先发优势。鉴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核心技术上对中国的掣肘，这一转变有着日益增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于中国可以利用巨大市场和产业规模优势，形成巨大需求和提高投入能力，这一转变也具备更为有利的条件。
（9）从手段论到目的论的生态文明建设。对于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在国际发展理论中曾经经历过“先污染后治理”到“边污染边治理”，及至不以后代人发展条件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变化。这个理念变化轨迹虽然显示出越来越重视对资源环境生态的保护，但仍然是将其作为发展的手段看待，而没有自觉地上升到发展目的本身的高度。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时期，也曾经陷入这种手段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环境作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个重要方面，揭示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与时俱进的发展目的论，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加大了治理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力度，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10）从利用人口红利到积累人力资本的人力资源战略。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秉持就业为民生之本的发展理念，通过改革逐步消除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劳动力剩余和城镇企业冗员被消化，在就业扩大和城乡居民收入得到提高的同时，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在中国经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情况下，在人口转变规律作用下，劳动力数量变化趋势已难以逆转，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力度仍有大幅度提高的潜力。人力资本不仅可以替代劳动力数量，更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还可以提高劳动者面对机器人的竞争力。因此，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人力资源战略从利用人口红利转向提升人力资本。
（11）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路径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建设，以“从无到有”来概括并不准确，毋宁说是一个不断均等化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劳动报酬之外的保障或福利仍然是存在的，依就业类型和单位类型而不同。因此，一直以来存在着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就业与不就业之间、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巨大差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改革，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扩大覆盖面，提高均等化水平的过程。作为一种再分配形式，社会保障均等化程度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而不断提高，目前已经进入一个社会保障，或者更广义的基本公共服务（医疗、基础教育、养老、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治理等）全面提高均等化水平的新阶段。
（12）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分享发展。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都具有做大蛋糕的效应，但都不能自动分好蛋糕，以致传统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只能具有相互替代或此消彼长的关系（trade-off）。中国在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总体上遵循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理念，虽然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尽相同的挑战，政策的关注重点有所不同，发展成果的分享机制不尽相同，分享的程度也有差异。一方面，由于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革开放的推进坚持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发展成果总体得以分享；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这一根本特征，确保政策始终关注最广大人民的长期和根本利益，因而避免实行民粹主义政策。
（蔡昉）
[1]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 Paul Krugman，“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Vol.73，No.6，1994，pp.62-78.
[3] Alwyn Young，“Gold into the Base Metals：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1，No.6，2003，pp.1220-1261.
[4] Paul Krugman，“Hitting China's Wall”，New York Times，July 18，2013.
[5]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eds.），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6] 如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Palgrave Macmillan，2012。
[7] Feng Wang and Andrew Mason，“The Demographic Factor in China's Transition”，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eds.），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47.
[8] Fang Cai and Dewen Wang，“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Implications for Growth”，in Ross Garnaut and Ligang Song（eds.），The China Boom and Its Discontents，Canberra：Asia Pacific Press，2005.
[9] World Bank，China 2020：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0] 如Fang Cai and Wen Zhao，“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in Aoki，Masahiko and Jinglian Wu（eds.），The Chinese Economy：A New Transition，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2。
[11] 参见Xiaodong Zhu，“Understanding China's Growth：Past，Present，and Futur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6，No.4，2012，pp.103-124；IMF，“Asia Rising：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Chapter 3 of World Economic Outlook，September，2006，p.4；Louis Kuijs，“China through 2020-a Macroeconomic Scenario”，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9，2010.
[12] 白重恩等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中国资本回报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参见Chong-En Bai，Chang-Tai Hsieh，and Yingyi Qian，“The Return to Capital in China”，NBER Working Paper，No.12755，2006）；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情况下，资本回报率则迅速下降（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2014年第10期，第3—30页）。
[13] John Whalley and Xiliang Zhao，“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No.16592，2010.
[14] Simon Kuznets，“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II：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Labor Force”，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5（Supplement），pp.3-110.
[15] 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第62—68页。
[16] World Bank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5/2016：Development Goals in An Era of Demographic Change，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16，pp.268-273.
[17] 参见Fang Cai，Demystifying China's Economy Development，Beijing，Berlin，Heidelber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nd Springer-Verlag，2015；Thomas Rawski，“Human Resources and China's Long Economic Boom”，Asia Policy，2011，No.12，pp.33-78。
[18] Justin Yifu Lin，Fang Cai and Zhou Li，The China Miracle：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Revised Edition），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3，p.71.
[19] Justin Yifu Lin，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2，No.1，1992，pp.34-51.
[20] 例如Yasheng Huang，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21] 蔡昉、都阳、高文书、王美艳：《劳动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页。
[22]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定义以及到达时间的讨论，请参见Cai Fang，Demystifying China's Economy Development，Beijing，Berlin，Heidelber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nd Springer-Verlag，2015。
[23]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03版。
[24] [美]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25] 董振瑞、益蕾：《回忆70年代末邓小平访问日本和会见大平正芳——王效贤访谈录》，《党的文献》2007年第2期，第18—20页。
[2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7] 关于雁阵模型请参见Kiyoshi Kojima，“The ‘Flying Geese’ 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Origin，Theoretical Extensions，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No.11，2000，pp.375-401。
[28] Yue Qu，Fang Cai，and Xiaobo Zhang，“Has the ‘Flying Geese’ Phenomenon i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ccurred in China？”in Huw McKay and Ligang Song（eds），Rebalancing and Sustaining Growth in China，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E Press，2012，pp.93-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