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建筑与室内设计史

从建筑的发展时期看，日本建筑主要有四大转变期。第一个时期是引进中国隋唐建筑的飞鸟时代；第二个时期是引进南宋建筑的镰仓时代，第三个时期是自身发展的安土桃山时代，第四个时期是开始引进西方文明的明治时代。

日本历史

时期划分

绳纹时代

约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300年

弥生时代

公元前300年至250年

古坟时代

250年至538年

飞鸟时代

538年至710年

奈良时代

710年至794年

平安时代

794年至1192年

镰仓时代

1192年至1333年

室町时代

1333年至1568年

安土桃山时代

1568年至1603年

江户时代

1603年至1867年

明治时代

1868年至1912年

大正时代

1912年至1926年

昭和时代

1926年至1989年

平成时代

1989年至今

1．佛寺建筑与室内设计

6世纪中叶，日本进入飞鸟时代，随着中国文化的传入，佛教文化也开始对日本产生影响。朝鲜百济工匠依照中国建筑式样，以四天王寺、法兴寺为首，陆续建造了法隆寺、法起寺、法轮寺、额安寺等大小佛寺，日本古代建筑式样自此开始确立。佛教建筑不仅每个建筑单体都庄严雄伟，而且多变的建筑总体布局及其出神入化的构成之美都是佛教艺术最为独特的风景。

飞鸟时代的各佛教寺庙由佛殿院、食堂、大众院、浴室院、政所院、仓垣院、花苑院，以及贱院八大部分组成。其中佛殿院是最为重要的院落之一，院内有藏舍利的塔、安置佛像的金堂、供讲经用的讲堂，以及围绕这些建筑的回廊，中门设在回廊正面，其他处有钟楼、经楼、僧房，被统称为“七堂伽蓝”——这是佛寺建筑中最重要的部分。

这些院落的四周环绕着带墙帽的围墙，于四方设门。各方的主要出入口被称作“大门”并冠以方位，如“南大门”“东大门”等，这是神社建筑与佛寺建筑不同点之一。神社以鸟居标志神社境界的门，而佛寺在境界立大门，南大门和中门被视为佛门，其他大门称为“僧门”。

在推古四年（596年），由苏我马子于奈良县高市郡建成飞鸟寺（又名法兴寺），飞鸟寺以佛塔为中心，北侧是主金堂，东、西两侧是东、西金堂，置于双重的石基坛上。佛塔前的中门连接回廊，开设作为寺院主要入口的南大门，还设有西门。飞鸟寺开创了一种既成模式，金堂和塔已成为佛寺建筑的主要构成部分，二者受到同样的重视。

继飞鸟寺之后，圣德太子亲自督导建造了法隆寺。法隆寺，又称斑鸠寺，位于日本奈良生驹郡斑鸠町，是圣德太子于飞鸟时代建造的佛教木结构寺庙，据传始建于607年。宽阔的寺院里，珍藏着自飞鸟时代以来的各种文物珍宝，是日本工艺美术品宝库。

法隆寺分西院伽蓝和东院伽蓝。进入西院伽蓝，右侧为金堂，左侧是五重塔，外围“凸”字形回廊，回廊正南面开中门，中门左右延伸出的回廊与北侧大讲堂左右相接。回廊途中“凸”字形的肩部东有钟楼、西有经藏，西院伽蓝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群。中门为重檐歇山顶（日语称作入母屋造），是两层楼的建筑，门内左右安置金刚力士立塑像，塑像作为日本最早（8世纪初）的仁王像十分珍贵。但是由于安置场所的原因，塑像受风雨侵蚀，损毁严重，吽形塑像身体部分已经用木造的后补替代。

金堂和五重塔，都是宽屋檐，配置相对而言互相平衡且处在同一轴线上。其中金堂为重檐歇山顶佛堂，金堂的斗拱称为云斗、云肘木，是多用曲线的独特款式。此外，二层的“卍”字形高栏（扶手）将其支撑起来的“人”字形束也很独特。这些特色是仅能在法隆寺金堂、五重塔、中门，以及法起寺三重塔、法轮寺三重塔等处才能见到的样式，是日本7世纪建筑的特色。支撑第二重屋檐的方形雕刻有龙的柱子是为了强化建筑构造，在镰仓时代修理时所附加的。

法隆寺中的五重塔类似楼阁式塔，但塔内没有楼板，平面呈方形，塔高31.5米，塔刹约占1/3高，上有九个相轮，是日本最古老的塔，属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建筑风格。塔的特点是底层到顶层房檐的递减率高，第五重顶层房檐只有底层房檐的一半左右。第一层内部东、西、南、北四面各自安置着称作“塔本四面具”的塑造群像。东面是“维摩经”中文殊菩萨与维摩居士问答的场面，西面是分舍利（印度诸国王分配释迦遗骨）的场面，南面是弥勒之净土，北面是释迦涅槃（北面因释迦圆寂而悲伤的佛家弟子像尤为出名）。

东院伽蓝是在圣德太子居住过的斑鸠宫遗迹上建立的，以八角圆堂梦殿为中心，四周环绕回廊，回廊南面为礼堂，北面为绘殿及舍利殿，绘殿及舍利殿北接传法堂。梦殿堂内安置了圣德太子等身像的救世观音像。另外，东院伽蓝还有镰仓时代建造的南门、四角门、钟楼等建筑。

奈良时代，元明天皇从藤原京迁都平城京，在大举营造平城京之时，日本建筑界也活跃起来。在药师寺建成前后，陆续建造了兴福寺、大安寺、东大寺等规模庞大的大伽蓝。这些寺院中皆设二塔并皆置于金堂、回廊之外，像塔那样具有独立性的建筑物在布局中心部位的脱离，促成了用回廊连接金堂等建筑的做法，从中国六朝式改为以塔为中心，向外拓展的“伽蓝配置法”。

兴福寺是一座位于日本奈良县奈良市的寺院，为南都六宗之一的法相宗的大本山，也是南都七大寺之一。兴福寺进中门就是回廊，五重塔建造在回廊的东面，五重塔始建于730年，塔高50.8米，该塔曾经几度遭受战火的摧残，现在的塔于1426年重新建造，左右相对建有东金堂和西金堂，是双堂式，形成横长方形的金堂院，这种建筑配置，是奈良时代独特的存在。

大安寺的金堂位于寺院前方，东西侧立两座大佛塔，还有大众院、仓垣院（正仓）、宝库等附属建筑群。它的特点在于特别突出塔的重要性，划分一大块作为塔院。

佛寺建筑与年俱增，东大寺的建造把这种趋势推向了高潮，此时日本佛教建筑的发展也达到了巅峰。东大寺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物，它发展了药师寺式，将南大门、中门、金堂、讲堂配置在一条直线上，前设高两层、面阔五间的中门楼，四周绕以154开间的回廊并将讲堂、三面僧房、食堂、钟楼、经藏等栉比连檐，在中门和南大门之间，两座高逾百米的七重木塔分列左右，高耸入云。东大寺大佛殿，正面宽57米，深50米，为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之一。大佛殿内放置着高15米以上的大佛像——卢舍那佛。建造东大寺的目的在于供奉三宝以求国泰民安，这也是弘扬佛法政治的具体体现，因此大佛殿在彩画装饰上极尽精美之能事。

奈良时代除了官营寺院建筑，还开始兴建私营寺院建筑。奈良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私营寺院建筑就是唐招提寺。唐招提寺是日本著名佛教寺院，位于奈良西京，这座具有中国盛唐时期建筑风格的古寺已被定为日本国宝。唐招提寺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主持修建，鉴真大师六次东渡，终于在753年到达日本，初居东大寺，759年唐招提寺建成，鉴真僧众迁居唐招提寺，763年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终年76岁。唐招提寺有金堂、讲堂、经藏、宝藏以及礼堂、鼓楼等建筑物。其中金堂最大，以建筑精美著称，中央五间，开二板门，两端两间开花棂窗。据说天平年间的屋顶是较轻盈的四面波型，现存的瓦葺屋顶高大，还有较长的流线型的飞檐，在多层架构下向外挑出并饰有对称古老的鸱尾，有一定的重量感。金堂内部的月梁、斗拱、平闇均施以华丽的色彩。金堂后面，面宽9间、单檐歇山顶的讲堂，也是日本的国宝。它原是建于8世纪初的平城宫中的朝堂，在建寺时由皇家施舍，后迁入寺内，为平城宫留下的唯一建筑物。从唐招提寺可以看出直到奈良时代末期，唐代的建筑形式依然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

奈良时代的佛教建筑受到盛唐寺院建筑风格的影响，呈现出左右对称，整齐划一的建筑美学。奈良时代只不过短短百年，作为当时的佛教建筑遗存，尚有唐招提寺讲堂，法隆寺梦殿、传法堂，东大寺华堂等二十座杰作留存至今，堪称日本建筑与室内装饰的黄金时代。

进入8世纪末期的平安时代，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兴起了密教二宗——天台宗与真言宗。佛寺建筑也发生了变化，变化主要有三点：第一，将奈良时代的大规模华丽的“平地伽蓝”改为小规模简素的“山地伽蓝”，流行将寺院建造于闲寂的山林中；第二，多宝塔的出现；第三，寺院内加设礼堂，由于寺院建造于山中，不再像奈良时代的寺院那样规整、严谨地布置堂、塔，必须因地制宜，所以这些寺院表现出来的不再是奈良时代那种规整、严谨的美，而是创造了群山环抱、丛林掩映式的清幽之美。

始建于宝龟九年（778年）的奈良室生寺的金堂、本堂、五重塔，率先继承古代神社建筑的传统，使用木造结构，扁柏树皮葺屋顶，直线造型，追求简明、轻快、素雅之美，成为密教在山中建寺的先驱。室生寺五重塔为日本奈良室生寺的代表性建筑之一，高16米，塔身为木结构，与其他寺院的五重塔相比，体量小且比例也较为特殊，斗拱等细节自下而上采用同一尺寸，与塔身的平面尺寸相比，挑檐相当大。金堂则建在阶梯状地形上，用木柱架高地板的方法巧妙地克服了地面高差，上部建筑4开间，四面有无柱的围廊，庑殿顶，室内结构为来自中国的梁柱结构与日本传统屋架的结合，明确显示出外来建筑文化与日本传统融合的趋向。

日本传教大师最澄于延历七年（788年）创建比睿山寺（后称延历寺），其主要建筑是根本中堂和回廊。空海和尚于弘仁七年（816年）建金刚峰寺的不动堂、佛塔等，该佛塔也一改此前的三重塔、五重塔为大塔，称为“多宝塔式”。该大塔高达46米，是日本最大的多宝塔，开创了密教寺院特有的新形式。日本的寺院建筑艺术也开始逐步走向和风化。

氏寺又称菩提寺、香华院。奈良时代，日本诸大寺院皆为官寺。后来，豪贵氏族为祈求现世利益与未来菩提，所建立之道场，即谓氏寺。平安时代中期以后，建立氏寺的风气渐趋兴盛。此类寺院与氏族关系密切，除了由氏族本身负责管理经营之外，寺院的管理人亦由氏族出身的僧侣担任，寺院的兴衰亦随氏族势力的消长而改变。

法成寺是藤原氏族倾其财富建造的佛庙，法成寺以金堂为中心，左有五大堂、右有阿弥陀堂、讲堂、药师堂、三昧堂、塔、圆堂、总社、经藏、钟楼、戒楼等，形成“华堂高及云天，如见净土之盛况。”贵族们于现世今生建造华丽的堂、塔，用五彩的绘画和螺装饰本堂，在本堂中供奉金光灿烂的阿弥陀如来佛像，还要将本堂与四周栉比连檐的堂宇一同倒映池中。“末法思想”的盛行更加推动了对寺、塔的建造。在法成寺之后先后兴建了平等院、法胜寺、尊胜寺、最胜寺、圆胜寺、成胜寺、延胜寺等。这些寺院中，皆因净土信仰而设置了阿弥陀堂。

在法隆寺中作为讲堂使用的传法堂铺设了木地板，东大寺华堂会也是木板铺地，寺院殿堂中铺设木地板可以认为是寺院建筑做法中初现的日本本土化倾向，进入平安时代，这种倾向开始盛行，而完全实现“和风化”的时期则是流行净土教的平安时代后期。“和风化”完成后，佛寺与神社的建筑形式就十分相似了。藤原道长父子积极推动佛寺的造寺工作，其子主持兴建的宇治平等院中的凤凰堂，就是阿弥陀堂的杰作。它以池塘为中心，配置金堂、五大堂、药师堂等，尤其是主建筑凤凰堂筑有翼廊，显示出其雄伟的气势，是一种特异存在的形式。除了凤凰堂，法住寺、法兴寺、积善寺、净妙寺等都是在他们的促进下建造的。

到了镰仓时代，日本建筑开始引入中国宋代禅宗以及禅宗建筑的模式，这是继飞鸟、奈良时代，日本第二次引入中国的建筑模式，成为日本佛寺建筑以及室内设计史上的重要时期。日本从中国禅宗最盛的江浙一带引入五山十剎的禅寺建筑，建立了日本第一个中国式禅寺——镰仓建长寺。建长寺规模不大，三门、佛殿、法堂等主要建筑置于一中轴线上，唐门、方丈、库院、钟楼等则左右对称，由回廊连接，是比较整齐的“伽蓝配置”，整体建筑更重视优美和纤细的特色。

进入安土桃山时代，建筑追求宏伟、华丽、辉煌的造型美，这对佛教建筑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寺庙建筑出现了唐门的豪华特色，强化装饰性要素，室内外均运用了许多雕刻。如京都的西本愿寺唐门、滋贺的宝严寺唐门等。

江户前期由中国传入禅宗最后一派——黄檗宗，当时赴日的明代僧人隐元带去了中国南方的异样建筑形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京都万福寺的大雄宝殿，从外观上看，是仿明代佛寺的形式。

日本古来都是由贵族阶层或武士阶层兴建寺院，江户时代打破了寺院建筑的这一传统，出现了由庶民阶层主持兴建的长野善光寺，庶民可以自由进入参拜、祈愿，成为大众的宗教场所。长野善光寺经历多次火灾并重建，规模并不宏伟，但其平面和立面都颇具特色，平面纵长，正面七间，侧面十六间，山墙上开门，栋梁是丁字形，屋顶上层四角伸出，构成宏大的正面，是江户时代中期有代表性的庶民佛教建筑物。重建于宝永四年（1707年）的长野善光寺本堂是日本规模排第三的木结构建筑物，用丝柏树皮葺顶的屋顶呈双重结构。此后，寺院建筑的发展开始陷入停滞状态。

2．神庙建筑与室内设计

神社与灵庙的精神基础是日本的神道。神道由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三大体系构成，系由日本本土原始宗教发展起来。古代日本人的信仰是以自然神为崇拜对象，最早以奈良三轮山作为御神体，守屋山的磐座作为祭祀的重要设施，虽然没有正式神殿，还不能算作正式的建筑物，但已具有象征性建筑设施的意味。后来吸收中国牌坊形式，简化而兴建成鸟居，成为日本古代原始神社建筑起源的重要标示之一。根据地区的差异和用途的不同，鸟居的样式也有很大的差别。从结构上可以把这些鸟居大致分为明神系鸟居和神明系鸟居两大类。

明神系鸟居是最常见的鸟居，明神鸟居的两柱略倾斜，笠木下设有岛木，笠木和岛木呈曲线状且两端起翘，立柱最下面还有台石。神明系鸟居相比于明神鸟居主要是少了岛木，且两根柱和笠木都呈直线型。有些鸟居还具有附属结构，常见的有额束、楔、台石等。额束是固定在贯和笠木之间的矩形结构，用于标记神社名字；楔是设置在贯与两柱穿透处的结构，起固定作用；台石是设置在两柱底端的石制结构，同样也是起固定作用。

鸟居立于神社的神路入口，以象征神域的门，就像是立在神域与俗界之间的结界一样，从鸟居下面穿越的一刹那，就意味着跨过了神俗间的界限，从俗界进入了神域。位于京都的伏见稻荷大社就是因为鸟居而闻名的神社之一，供奉商业之神的该神社由于有人许愿就敬献一座鸟居，经年累月之下在该社的奥社参道上竖立起的近千基鸟居就排列成了一座座长长的甬道，因此，被称为“千本鸟居”。除此之外，位于广岛县严岛上的严岛神社，也以其竖立在海中的大鸟居而闻名，是常被用来象征日本传统信仰文化的知名鸟居。

伊势神宫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悬山造屋，顶铺茅草，掘地立柱，室内地板位置高于地面，盎然高耸的搏风板穿出屋顶，在正脊上承有胜男木（圆木），完全不用曲线，充分表现了简洁明快的设计意匠。伊势神宫主要由鸟居、独立的内宫和外宫组成。内宫，是皇室祭祀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地方，祭祀物为八镜，称“皇大神宫”。这也是伊势神宫的主要建筑，中央立有主柱，象征着天照大神由此而降，显现神灵。正殿是高台式木造建筑，由圆木柱支撑着芭茅草葺人字形屋顶，屋脊上大梁上交叉置木。高台式建筑前面设台阶，内宫的后方左右配置排列对称。可以说，在最早的神社建筑中，伊势神宫是最具日本古典综合艺术美的。

日本神社建筑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无论修建年代新旧，只要是神社，必定按照仿古样式建筑。也就是说每隔若干年后就要按照原样重新建造，即所谓的“式年造替”。直到现在还在实行“式年造替”制度的只有伊势神宫，伊势神宫在天武天皇时制定了每20年按照原有样式重建的制度。重建在细部上虽有一些变动，但把现状与正仓算院所藏文献以及804年皇大神宫仪式账的记载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伊势神宫奈良时代的建筑样式继承了更古时期的形式。

奈良时代，日本神社同样受到中国佛寺建筑的影响，曲线型屋顶被引入，原木开始被涂上朱丹色，柱下开始放置石基等，其中位于奈良的春日大社最具有代表性。春日大社供奉藤原氏四神，一神一殿，四栋正殿，东西并立，侧墙相连，屋脊大梁两端置有纤细的长木，交叉成“X”形，具有一种曲线美。其他社殿并不以正殿为中心左右对称设置，而注重正面性。这种神社样式，称为“春日式”。宇治上神社是现存最古老的“流式”神社，它与“春日式”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均在正殿前设有屋檐，同时以柱子支撑，不同之处在于“春日式”色彩鲜明，而“流式”神庙则尽量保持原木的素色。

奈良时代的神社还有一种形式，它被称为“八幡式”。宇佐神宫是位于日本大分县宇佐市的神社，是八幡宫的总本宫。八幡宫受到佛寺建筑的影响，神宫祭神的场所如同佛寺在本堂前面配礼堂的“双堂”结构。前后殿两栋建筑物是前后并列的形式，前殿屋顶由扁柏树皮葺，呈“人”字形，之间搭有金铜制的水槽，以疏导雨水。

东照宫是供奉日本最后一代幕府——江户幕府的开府将军德川家康的神社。日本全国有许多东照宫，其中最有名的是位于栃木县日光市的日光东照宫，也是所有东照宫的总本社所在。东照宫是“权现式”灵庙建筑的集大成者，它的特点在于建筑规模，由正殿、回廊、神庙、御供所等富丽堂皇的建筑群组成，以正殿为中心，保持建筑群的均衡。日光东照宫沿袭了桃山时代建筑的豪华色彩，到处都是人工装饰的金饰、泥金画，屋檐瓦敷金箔，屋柱漆深赤色，屋顶斗拱涂有多种颜色，墙壁、门扇上雕有龙、狮、花、鸟等华美的雕刻，彰显出一种辉煌的气势。神社形成后，以伊势神宫为代表的“神明式”基本模式确立，神社建筑先后出现了“大社式”、“住吉式”、“春日式”、“流式”“八幡式”等多种样式，而在引进佛教建筑后，出现了东照宫这样的灵庙，此后日本神庙建筑就在这两种风格之间发展和演变。

3．住宅建筑与室内设计

从古坟时代的应神陵和仁德陵的考古挖掘报告来推断，日本古代天皇宫殿建筑规模宏大，但无文献和遗迹可据。现存遗迹最早为6世纪飞鸟时代的推古天皇的丰浦宫，舒明天王的冈本宫等，这些宫殿规模并不算大，建筑结构以简素的风格为本。7世纪初飞鸟时代末期舒明天王重建冈本宫，天智天皇新建大津宫，改瓦葺为芭茅草葺屋顶。其后，天武天皇于飞鸟地方兴建净御原宫，筑太极殿、太安殿、内安殿、外安殿、朝宫、后宫等，以显示其宏伟、辉煌，这是模仿中国宫殿建筑的先驱。直至平安时代，当时皇宫贵族的宫殿住宅才出现了中国式的“寝殿造”风格。

寝殿造

平安时代是日本建筑史与室内设计史上最具特色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建筑与室内风格正经历着日本化的重要过程，“寝殿造”正是产生于这一时期。所谓寝殿造就是日本式贵族邸宅建筑，一般由水池、寝殿、对屋、渡廊、中门廊、中门、钓殿、杂屋组成。以寝殿为中心，东、西、北建对屋，南侧东西两面建水榭，用穿廊连接。这一建筑模式的核心便是寝殿本身，这也是“寝殿造”这一建筑风格得名的原因，相对于其他附属建筑而言，寝殿无疑是整个邸宅建筑群中最为主要的住宅建筑。

寝殿造区别于其他建筑模式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每对房屋支柱之间的空间，这一空间往往被译为“柱间间距”，它是决定建筑或房屋尺寸大小的重要因素。这种支柱间的空间排列，大都是按照一种固定的网格状模式布置。组成整个寝殿造建筑的构成元素分别是：寝殿、对屋（侧面的楼阁或者次要的建筑）、渡殿（有屋顶和房间分割的连接各个建筑的走廊）、透渡殿（连接建筑的有顶的桥梁）、廊（两翼的走廊）、钓殿（钓鱼的楼阁）。

在寝殿的中心区域，即寝殿的核心部分，是被称为母屋的空间，而母屋本身又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单独的、面积大的区域被单独划分出来，该区域被称为“塗篭”，作为家庭内部的私人空间，也常常用来存放家中收藏的奇珍异宝和重要物品，同时这个房间也有作为宅邸主人卧室的功能。母屋的其余部分便是整个房屋的核心，也是作为整个宅邸最为主要的居住空间而存在，如果宅邸的主人拥有显赫的身份和地位，那么代表其身份地位的坐席——御账台，便会摆放在此处，以供宅邸主人休息之用。这一房间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为其空间整体向北延伸，在进出的地方放置可以滑动的彩绘拉合门。而母屋的南面一般总是向着厢的一面敞开。

拉合门，后来被称为障子，是用木制材料组成的方格并在正反两面都覆盖纸质材料的推拉门，通常饰有彩绘图案。这时的拉合门指的是这种结实的、不透明的门，在寝殿造这一建筑形式诞生之初，半透明可以让光线射入的纸尚未被广泛应用于建筑。

此外，在厢和箦子之间还另外存在着一道幕帘式的屏障，这种幕帘被称为“御帘”，其形式与日本现今的竹帘多少有些类似。御帘的设计不仅是为了视觉上的美观，随着障子的移动，御帘同时也起到将光线引入房间，以及保护隐私的作用。

主殿造（武家造）

12世纪末，武士阶层当权，日本进入幕府统治时期。武士阶层不像皇室贵族那样保守，囿于礼仪，生活内容也较贵族更多样化，于是府邸的形制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第一个主要变化是放弃了寝殿造的总格局，经常不设厢房，在寝殿的西南角直接向前伸出西中廊，前端设西中门。由这个变化引出了第二个变化，那便是寝殿本身扩大且复杂化了。进深增加，不再用母屋和厢的形式，而是用薄而轻的障子或推拉隔扇把寝殿划分为大小不等的卧室、起居室、会客室、书房、餐厅、储藏间、佛堂，等等。没有内走廊，各房间互相穿通。各房间不一定都有侧窗直接照明，卧室、储藏室和佛堂通常在寝殿的中央。推拉隔扇和一部分障子从上到下都糊薄纸，柔和的光线映得室内朦朦胧胧，室内的气氛充满了女性的亲切。寝殿的外形也不必是简单的矩形，并不一定对称，厢没有了，或者只保留一部分，对外敞开，成为内阳台，叫“广缘”；在广缘的一端设门厅，叫“玄关”；地板仍然架空成高床。因为没有了游廊和厢房，只有寝殿，所以这种府邸叫“主殿造”。同时，它们主要是武士阶层上层的府邸，所以也叫“武家造”。主殿造比寝殿造紧凑得多，更合于使用，大型的府邸，由几幢这样的房屋组成，各自在功能上有所侧重。

室町时代住宅的较大变化是室内出现了隔断，住宅不再像从前那样简单地由一室或二室构成，住宅平面必须根据内在功能所需来决定，因此“寝殿造”的“主屋”和“厢”的平面构成形式开始解体。具体表现为：①推拉门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要把一个集中式平面分隔成若干个小房间，房间之间设固定的门扇会造成不便，为了便于房间的使用，推拉门得到了广泛的青睐。厚重的板门不适合做推拉门的门扇使用，因此创造出轻快明亮的遮光纸。②柱子由圆柱向方柱转变，圆柱不方便推拉门的安装，于是方柱开始普及。③满铺榻榻米。④出现了天花吊顶。为了便于室内房间的使用，天花吊顶的做法应运而生。

武士住宅不仅仅是寝殿造的简化版，这一时期被称为“会所”的独立性会客室出现了，各种会客活动都在这里举行。会所的产生使得住宅内部空间出现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押板、副书院以及装饰壁板。装饰壁板与副书院是把原来摆放的博古架和几案家具等，改为在室内空间里预制的固定式的家具组合。而“床之间”的出现与鉴赏绘画方式的改变有密切关联——当时鉴赏绘画的主流从壁画、绘卷的形式发展到宋元传入的挂轴画形式，因此作为挂轴画鉴赏空间的“床之间”应运而生。江户时代，一般平民建造床之间是被禁止的奢侈行为，而明治时代之后在和室设置床之间就变得十分普遍。到了近代由于悬挂字画挂轴的习惯减少，有许多和室并没有建造床之间，就算原本设有床之间的和室，也有许多被改造成柜子使用，一些日式旅馆的床之间也改作放置电视或保险箱之用。

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于应永元年（1394年）开始在京都北区，借衣笠山为景，营造鹿苑寺金阁。金阁面临宽广的镜池湖，是三层住宅式的楼阁建筑。第一层是法水院，第二层是潮音洞，这两层是贵族住宅。第三层是究竟顶，是唐式建筑形式，安置有佛像，是禅宗式的佛殿。建筑中央镶嵌有中国唐式建筑的板门，左右两侧镶有花卉形的窗，内外都敷设金箔装饰，用扁柏树皮葺屋顶，呈人字形，坡度较缓，顶端立有一只金铜制的凤凰，傲立于空际，十分优雅，称为“宝形式”的建筑模式。作为山庄别墅的东山慈照寺银阁形制介于金阁与草庵式茶室之间，为上下两层的阁楼式建筑。上层是潮音阁，安置观音像，下层是住宅式构架，为居住处，设有禅坛，故借用“心空及第”的禅语，称作“心空殿”。其内外敷设银箔，柿树皮葺楼阁屋顶，屋顶上安置了银制的凤凰，故从江户时代起又称银阁。

金阁和银阁，既是住宅建筑，又兼具寺院性质。足利义持的三条坊门邸、足利义满的室町殿，都是模仿银阁的二层楼阁建筑，兼具住宅和佛殿的双重功能。以金阁与银阁的出现为契机，这种住宅式阁楼才在近世的日本发展起来。

书院造

城郭建筑模式的雏形，最早出现于飞鸟时代。中世纪后半叶，由于连年的战争使得城郭建筑迅速发展。在类型上，除了防御性的军事根据地——“本城”外，又分化出设于战线之间，供联络使用的各具特色的中转性城寨。

近古桃山文化时代，在政治统一、经济发达的情况下，城郭建筑出现了由“平山城形态”到“平城形态”的发展，城郭的地理位置不再选择险峻的山地，而是选择平原沃野的中心地带以及交通要冲。无论是从军事角度还是展现领主威势或城郭建筑的壮美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平城被大量地建造起来。

将军的城郭，追求宏伟、华丽和辉煌的造型美。当时的城郭是以建在石垒基座上的多层木结构天守为中心，并筑有望楼、武器库等附属建筑群，围以石垣、土垒、壕沟，并架设渡桥，称为“天守模式”。该建筑群以多种样式屋顶的山面组合为正立面，如歇山式屋顶、唐破风屋顶、千鸟屋顶的山面组合在一起，使建筑形态错综复杂，再配以各种形状的窗、箭孔以及大小不同体量的天守等。在以天守为中心建造的建筑群中，供领主日常生活使用的殿舍分别位于本丸、二丸、三丸之内，均是豪华的书院造宅邸，并充分运用了雕刻、绘画、工艺等造型艺术装饰。这种“天守模式”成为这一时代文化艺术的中心，号称“地上天国”。

城郭和当时的寺院建筑不同，既重视防守的实用性，又重视表面的装饰性。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城郭建筑，是织田信长建筑的山城——安土城。这是日本第一座大规模的城郭建筑，营造于安土山上，濒临琵琶湖畔，城郭高耸入云。城中的天守建于小山丘上，四周城墙环绕护城河，是殿阁模式，集城堡、府邸、书院于一体。在室内装饰上，外部层层阁楼墙板涂白，用金箔涂瓦，斗拱屋檐严密地穿插其间。内漆泥金，有“上金光闪闪，下金光闪闪，连心词也不及”的评语。各层都绘有远寺晚钟、花鸟草木、三皇五帝、孔门十哲、释家说法等绘画。安土城天守，是桃山时代豪华建筑的前驱。可惜落成才几年，就被付诸一炬，现已无遗存，只在《信长公记》对外观和内部结构、装饰等留下详细的记录。

这一时期，武家的城郭建筑最具有代表性的还有爱知县犬山城天守和松本城天守。现存的犬山城天守外观为三层结构，实际内部为四层。第一层屋檐有总屋檐，二层是上为人字形、下为四角伸出的双层屋顶。东面筑有望楼，四周回廊围上高栏，西北隅也筑有望楼，规模较小，属于早期的城郭建筑模式。天守的下方还有二层的抹厚泥墙的仓房，墙皮上钉木板，开合页门，建筑物坐落在由石头垒成的台基上，它反映了古代城郭建筑的初期形态。

松本城天守，是武家石川康长于庆长元年（1596年）完成的建设工程。这一城郭由一大一小天守为主体组成。大天守的外观为六层结构，内部七层，由多门联络位于北侧的小天守，东南隅附和附属建筑物。这种城郭的形式由连接式与复合式的合体构成，是特殊的平面结构，坐落在缓缓的斜坡石基上。从外观来看，各层没有窗户，只有望孔，最上层是瞭望楼，四面开双连窗，像一座封闭式的建筑。书院造在寝殿造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室町时代兴起，主要为武士阶层住宅，经安土桃山时代定型并发展出数寄屋风书院造（茶室风），此后相沿至今，成为今日“和室”的原型。书院式建筑集寝室、书斋、橱架、上段（比榻榻米稍高的地方）等建筑诸要素。书院造住宅和寝殿造住宅一样都具有一定的规制，书院造住宅大体由会所空间、家眷生活空间和佣人活动空间三大部分组成。以佣人的活动空间把前两者连接起来，是近世武家住宅典型的构成形式，也可以说是书院造住宅的最大特点。此外，相比起寝殿造，书院造还有一间特别的房间，称为“上段”或“一之间”，此房间地板略高于其他房间，而顶棚则大大降低。正面墙壁隔为两个凹间，左面的宽一点，叫“床”或“押板”；右面的通常安一副博古架，叫“棚”或“违棚”；在紧靠着床的左侧墙上，有一个向外凸出的龛，叫“副书院”，副书院本来是读书的地方，后来缩小，陈设精美的文房用具，也变成了装饰空间；右侧墙上是卧室的门，分四大扇，两侧门固定，中央两扇可推拉，这四扇门叫“账台构”。书院造宅邸的代表是京都的二条城二之丸殿，名古屋的本丸御殿和京都的西本院寺白书院等。

“书院造”住宅典型风格是内部色彩柔和，造型素雅，室内装饰少，但到了安土桃山时代，作为展现领主权势的具有奢华装饰的“书院造”出现了，最早有织田信长在岐阜城和安土城内建造的豪宅，遗留至今的实例只有京都二条城里的二之丸御殿。根据历史记载这些书院造住宅室内都使用了金碧辉煌的障壁画来做装饰，枋木、天花等建筑构件上的所有金属全部镀金，天花饰以彩绘，推拉门上方“栏间”施以雕刻……室内不仅光彩耀人，而且极尽绘画、工艺之能事。

奢华的书院造住宅是领主权势在建筑艺术上的显现，因为近世文化中对黄金的迷恋，在建筑上大量地使用黄金成为此时的主要格调，桃山时代的奢华建筑装饰之所以能蔚然成风，正根源于此。在以金色为底色的纸推门上多采用尺度较大、色调浓重的绘画——一种绘制的线条、色块凸起于画面的彩绘，这种绘画形式成为近世障壁画的主流，同时为了与障壁画相呼应，雕饰也只能使用雕凿较深的圆雕并施以浓墨重彩。

17世纪江户时代，由于德川幕府下达禁止奢侈的命令，除了二条城内的御殿之外，不再使用桃山时代一度以黄金为代表的豪华装饰，改为以实用为本的茶屋，数寄屋式书院造（茶室风）建筑也就由此盛行起来。“数寄”指的是外面糊半透明纸的木方格推拉门，也有将纸夹在双层木格中间的，最初由中国传入日本，既可用于分割室内空间，又可作为住宅的外墙。数寄屋是一种平台规整，讲究实用的日本田园式住宅，是茶室风格与“书院造”住宅融合的产物，常用“数寄”分割空间，惯于将木质构件涂刷成黑色并在障壁上绘水墨画，意境古朴高雅。“书院造”与“数寄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趋于结合，逐步演变成日本近现代和式住宅最为主流的样式。

近代住宅

到明治时代，日本政府把与欧美国家并列作为目标，招聘外国建筑师建造西式建筑，因此室内装饰逐渐采用了“日西折衷”的风格。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建造的明治宫殿，为之后日本的建筑、装饰和家具界树立了一个双重结构的典范：公共部分用西洋式，对内部分用和式，使内外有别。至今，西式家具在日本仍然占据主流，而双重结构的做法也一直沿用到今日。一般日本居民的住所，客厅、饭厅等对外部分多数是使用沙发、椅子等现代家具的洋室，卧室等对内部分是多数使用榻榻米、灰砂墙、杉板、糊纸格子，推拉门等传统家具的和室，“和洋并用”的生活方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解决战后住宅短缺的问题，战后初期日本进行了大批量的住宅建设。这时主要出现了两种探索方向：一是大量建设的城市集合住宅，二是一些建筑师提出了单个极限住宅的概念。建筑师增泽洵在1952年设计的“最小限住居的试作”中，将现代设计理念与传统住宅空间相结合，以隔扇门窗以及露明墙柱的做法体现出日本传统韵味；而1955年建筑家池边阳设计出的“立体最小限住宅”则是在解决日本居民住房需求之上，同时体现了战后民主化思潮的影响。例如，老幼平等的私隐空间、主妇劳动空间的科学化等。后来，“利用更小空间做更多事情”成为日本住宅设计的一种潮流，住宅狭小但却富有智慧，让居住在里面的人感到舒适和惬意。超小住宅通过摒弃入口、走廊、内墙、壁橱等传统要素，尽可能节省空间。房屋的窗户大小形状不一，散布在墙壁上，浴室被一道帘布隔开，家具则可以折叠并塞入墙内，从而让房间拥有多种用途。

同时期的建筑师清家清设计的“斋藤助教授之家”，平面沿东西一字排开，将较为固定的房间安排在两侧，中间起居布置了可移动的榻榻米；轻质隔扇既可以分隔房间，同时也可以打开形成日本传统寝殿造式的流通空间，这与密斯设计的“范斯沃斯住宅”的流动空间相似。这一设计得到了格罗皮乌斯“此为日本传统与现代建筑幸福结合”的高度评价。

筱原一男是日本著名的建筑实践家和建筑教育家，几乎一生都在住宅设计领域探索耕耘。他认为“传统是建筑创作的出发点而不是归宿之处”，他把这一态度巧妙地反映在了“伞之家”“白之家”等一系列住宅建筑中。在“白之家”中，筱原一男将日本传统住居中的主要结构构件“大黑柱”置于平面中央，将其“结构”的特性隐藏在平缓的坡屋顶下，以此来表达其“家”的象征，这个做法是对日本传统进行抽象性表达的经典一笔。

4．茶室建筑与室内设计

茶室建筑发展史

“Sukiya”这个词最初表达的意思是“风雅之屋”，同时由于茶师对茶室的意境有着不同的理解，于是他们也开始称呼茶室为“空之屋”或者“不圆满之屋”。日本茶室建筑由茶室本身、水屋、门廊、连接门廊和茶室的雨道（露地）组成，其外形与日本农家的草庵相似，且只使用土、砂、木、竹、麦秆等自然材料，外表也不做任何修饰。日本茶室包括许多特有的构造，如壁龛、须跪行而入的小入口、墙底窗、连子窗和不对称的结构体系等，这些独特的设计手法也各自蕴含着深刻的禅意。镰仓时期，饮茶活动由寺院逐渐普及到民间，但此时的饮茶活动还是主要集中在贵族阶层，他们多在自己的府邸中饮茶，而其府邸多为寝殿造建筑，因此当时的饮茶场所主要以寝殿造建筑为主。室町初期出现的“斗茶”是武士阶层以饮茶为主题的游艺活动，斗茶场所称为“会所”（会所功能繁多，斗茶只是其一）。会所的建造为柱式网格门窗结构，将每个房间间隔开来，地上铺有榻榻米，人们席地而坐。

室町末期，出现了由平民百姓所组织，使用粗茶并伴随酒宴等活动的饮茶会“云脚茶会”，“云脚茶会”是日本民间茶活动的开始。在饮茶文化大众化的潮流中，奈良的“汗淋茶会”是典型代表，“汗淋茶会”派生于“云脚茶会”，“汗淋”为夏天大汗淋漓之意，是供下层民众饮茶的活动。汗淋茶室的房顶由柏树皮修葺而成，以竹子作为柱子的建造材料，室内的棚架也是原木的。茶会活动在住宅的客厅中举行，有时也将茶席摆放在室外举行。室内布置设有屏风、悬挂的画轴、桌面上摆设花、茶具等装饰，这种纯朴简练的风格奠定了“草庵风”茶室的基调。

茶道建筑最终成型于日本的安土桃山时期，经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三位茶人不断的改造与革新，分别有“珠光式茶室”“绍鸥式茶室”和“千利休式茶室”这几类。“珠光式茶室”呈现出最为古朴的风格，其面积成为日后茶室的标准——四叠半榻榻米，外部建造材料为木、竹和稻草，屋顶由木板拼成，窗户由细竹棍搭成，围墙糊白纸，内有壁龛，悬挂禅语并首创性地将日本农家的地炉引入茶室，用于烧水点茶。脱胎于“珠光式茶室”的“绍鸥式茶室”设计更为简素，取消了墙壁四周的白纸，木条窗楞被细竹窗楞取代，把涂有油漆的壁龛前沿改为少量油漆和白木。

集茶道之大成的千利休进一步简化了室内装饰，将茶室缩小至两叠半甚至一叠半大小，称为“小草庵”并将室内的装饰精简到极致，使茶道的精神世界最大限度地摆脱了物质因素的束缚，使茶道更易于为一般大众所接受。由千利休亲自设计的待庵就是非常著名的草庵风茶室，面积为两叠半榻榻米。后来，千利休的后人继承了其茶风，创造了三千家流派茶室建筑，如表千家的正统风格不审庵、里千家又隐，以及武者小路千家官休庵等，均是三千家流派具有代表性的茶室建筑。

江户时期，品茶之风开始向整个日本弥漫，不仅皇家与武家在自己居所内设立茶室，连僧人也多在寺院中建造茶室和茶庭。古田织部的弟子小堀远州，创造了茶道远州流，在继承草庵茶庭风格的基础上，将枯山水与池泉式茶庭结合起来，将茶室和茶庭巧妙地安排在禅院边缘空间的不同位置。其设计作品有京都大德寺孤篷庵茶庭、京都南禅寺大方丈庭园等。

茶室建筑室内设计元素

整体而言，茶室建筑由茶室本身、水屋、门廊、连接门廊和茶室的雨道几部分组成，而茶室建筑本身按照功能分类则可以分为茶席和水屋两部分。现存的茶室建筑中大都配有水屋，水屋是供主人放置点茶、品茶器具的房间，内设置物架、橱柜、水池、排水槽、衣架挂钩、烧水炉等物，没有固定的尺寸与风格。茶席则占据着茶室建筑的核心地位，是当之无愧的茶室灵魂，茶席是进行茶事的主要场所，由茶道口、床之间（凹间、壁龛）、地炉、小窗等元素组成，具有禅宗道教的色彩。床之间作为室内的视觉中心，通常会悬挂字画和摆放装饰品等，床之间前面的位置留给最尊贵的客人，客人背对壁龛，体现主人的谦卑，床之间的地面为高约10厘米的地台，顶棚较低，地台上通常会设有一个矮几，地台或者矮几上面会陈列一些重要的艺术品，可以是一束花、一套茶具、一个香炉，也可以是一个陶碗。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茶室的外观和内部的构造都力求表现“空寂”和“不对称”之美。例如，茶室里只摆放一两件符合茶室主题的装饰品，且不摆放题材重复的装饰品，旨在用物质的极度精简来反衬内心精神的富饶强大。

茶室的面积是通过榻榻米来计算的，通俗来说就是一间房间铺设几块榻榻米就是几叠茶室。茶室的规模一般以四叠半榻榻米为衡量标准，小于四叠半的则称为“草庵风茶室”。根据榻榻米摆放位置的不同将室内面积划分为贵人席、点茶席、踏入席、客人席几部分，贵人席处于壁龛的前方，点茶席是主人进行点茶技法表演的地方，客席是客人的坐席。

茶室的独特氛围与柔和的光线是分不开的，看似粗陋的茶室，通过大大小小的窗户，使光线可从各个角度射进来。日本茶室窗户的构造极具特色，大小和形状都避免重复，高低错落有致，尺寸也多有变化。茶室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过度也是通过窗体来实现，茶室一般都有三种窗体，即天窗、墙底窗和连子窗。屋顶开设天窗，晚间茶会若恰逢月光明亮，则须吹熄油灯，迎月光入室，主客举目望月，浑然忘我。墙底窗源于日本农家，由于茶室的墙壁由砂土掺稻秸抹成，内部须有一个由竹枝、苇茎组成的起固定作用的骨架作为墙底，抹灰时故意留下一部分形成的窗户称为“墙底窗”，这种窗户最为朴素。另一种“连子窗”的原型由木条做成，被引入茶室后改用竹棍为材料，可开得比墙底窗大一些，用于茶室的大面积采光。另外，通常面积越小的茶室，窗户开得越多，这是为了给人一种开阔感，同时体现“将大化小，以小化大，力求中和”的茶道精神。

茶室内外质朴淡雅的色彩，需要从天顶到地板的所有材料都体现出其纯净的本色，这使茶室的天棚和地基也都与众不同。茶室的天棚由树枝、竹片做成，并设计得有高有低，高顶棚的下面是客人坐的地方，低顶棚的下面是主人点茶之处，以示对客人的尊重。有的茶室还直接利用房顶的原本结构，不另外加设顶棚，看起来更加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