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 经济学从何而来
1 经济思想史上两个彪悍的朋友圈
经济学说史的两种讲法
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爱读书的你一定了解到，在经济学发展嬗变的200年间，有很多重要的节点和人物。如果仅仅根据枯燥乏味的教材去了解他们的地租理论、工资理论、利息理论、利润理论，真的又割裂又无聊。
赖建诚教授说过，经济史或经济学说史都是很好玩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看这方面的书，或者上学说史课就昏头大睡呢？这就好像厨房里有很多美味食材，上等厨师可以做出一顿清香四溢的满汉全席，而劣等厨师可能就手忙脚乱一片狼藉，煞是辜负了食材奉献生命的好意。
比如，下面这样的图（图1.1）是不是挺学术的？如果在你没有彻底学习经济学说史之前，一脸懵是你能做出的所有表情。
作为一个经济学说史粉丝，对思想史你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干巴巴地张老三提出了馒头理论，李老四提出了饺子理论，赵老六提出了面条理论，如此等等；张老三、李老四、赵老六们都在经济学说史的主席台上正襟危坐，面无表情地听着你们在讲他的光辉历史。还没等讲完，主席台上恐怕早已鼾声一片。
图1.1 传统的经济思想演化脉络图
资料来源：改自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7版。
另一种解读方式是：在广阔的经济社会时代背景下，将张老三、李老四、赵老六们都还原成活色生香、有血有肉、爱恨交织的活生生的人；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人生来就自己可以创造出理论，任何理论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那些因和缘在哪里，你像个侦探到书海中寻找蛛丝马迹。以这样的方式，你可能看到的就是另一张朋友圈图片。
第一个圈
图1.2展示的是，以穆勒父子为中心的那些总是出现在教材中的、最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之间诚挚的朋友关系和纯粹的学术友情。其中，休谟和斯密之间异苔同岑的哲学友谊和龃龉不合的小插曲闻名遐迩；而休谟和卢梭之间的怪雨盲风则惊世骇俗；斯密与魁奈之间相见恨晚，《国富论》原本打算敬献给魁奈。如此等等，都将在本书后面介绍。因篇幅有限，我们略去学术传承演变关系。其中，老穆勒为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小穆勒是老穆勒的天才儿子，实现经济学第一次大综合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小穆勒也翻译为“密尔”。
图1.2 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大朋友圈
边沁和老穆勒、小穆勒
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说：“我是穆勒精神上的父亲，而穆勒是李嘉图精神上的父亲，所以李嘉图是我精神上的孙子。”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经济学家，并通过经济学的血脉流传下来，至今不息。
边沁每年总是在萨里山区住上一段时间，而老穆勒和小穆勒则每年到边沁那里做客小住些许时日。1813年，他们一起游历了牛津、巴斯、布里斯托尔、埃克赛特、普利茅斯和朴茨茅斯。那年冬天，穆勒父子搬进了边沁在威斯敏斯特王后广场租赁的房子里。1814年到1817年，边沁每年有半年时间住在萨默塞特郡的福特修道院，小穆勒不时就去那里拜会边沁。1820年，小穆勒在法国旅居一年，就借住在边沁的哥哥塞缪尔·边沁爵士（Sir Samuel Bentham，1757—1831）家中。
老穆勒一直教导小穆勒运用边沁“最大幸福”的准则来观察事物，而小穆勒在研读边沁的著作中，也深刻体会到“边沁超出了以往所有的伦理学家，他的理论确实是思想上新时代的开始”。小穆勒深受边沁功利主义哲学影响，认为边沁的功利原则是将他“分散零碎的知识和信仰融合在一起的基本原理，使我对事物的概念统一起来”。在其大综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阐释了这一思想，并被此后的主流经济学传承下来。
1825年，小穆勒帮助边沁编辑出版专著《司法证据的基础理论》，这个工作占用了小穆勒一年多的业余时间。小穆勒的工作是将边沁前后三次写就的不同体裁和主题的文稿压缩为一部论著，其间还要把边沁那些“累赘而艰深”的语句转化通俗易懂的句子。考虑到书中尚有很多遗漏，边沁请小穆勒补充了大量文字，因此，小穆勒堪称合作者也不为过。著作出版之时，边沁积极主张小穆勒也作为作者将名字印刷在书册上。小穆勒最后推却不过，他的名字也印在了上面。
李嘉图和老穆勒、小穆勒
老穆勒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当时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尚未成名。1807年，崇拜老穆勒的李嘉图主动结交老穆勒成为好友，老穆勒充当了李嘉图的良师益友。在老穆勒的鼓励下，李嘉图在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也是在老穆勒的劝说和鼓励下，李嘉图在1819年出版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小穆勒在自传中说：“如果不是我父亲恳切的请求和鼓励，恐怕这本书永远不会出版，或者永远不会写成。李嘉图是个极其谦逊的人，他虽然深信他的理论正确，却认为自己能力欠缺，无力把它们正确地表达出来，所以不敢想到公开发表。”可以说，没有老穆勒，就没有李嘉图。
李嘉图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后，二者之间的师生关系转变，老穆勒将李嘉图视为导师，成为其信徒，并敦促小穆勒一起研读李嘉图的著作。1821年，老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试图系统阐释和传播李嘉图的思想。
小穆勒在11岁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老穆勒就要求小穆勒先通读李嘉图，然后再读斯密，以便发现李嘉图的智慧和斯密的浅薄。李嘉图经常到穆勒家做客，也邀请小穆勒到自己家中一起散步和讨论问题，对小穆勒影响很大。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
从理论角度来说，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英国有两大传人，富人李嘉图和穷人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马尔萨斯出身于贵族之家，自小博览群书，毕业于剑桥大学，后成为一位生活清贫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出身于当时社会不齿的犹太移民之家，没上过几年学，自学成才从事证券投资，最终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经济学家。
尽管这二位在财务上判若云泥，却成为一生的挚友。自1811年开始交往，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两人的友谊持续12年之久。他们之间不仅是惺惺相惜的朋友，还是学术上的论敌。两者之间在学术观点上始终相左，但是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从来和学术争论隔绝。对真理的热爱，超越了个人的狭隘感情。
每当马尔萨斯发表什么高论后，李嘉图必发表文章批判之。马尔萨斯常常与李嘉图并肩而坐，拿着李嘉图的批判说，你批的不够好，这里再深刻些，那里再尖锐些，于是李嘉图便回去继续深挖细掘。而李嘉图面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这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却凭借过人的天资和勤奋，在伦敦股市中游刃有余，40岁出头已然是巨贾之家。马尔萨斯唯一的一次薪金外收益，来自李嘉图的帮助。滑铁卢战役前，李嘉图力劝严守绅士谨慎精神的马尔萨斯投机一次，购买英国国债赌一把英国会赢。在滑铁卢战役尚未告捷时，胜利的曙光已经初现，这让马尔萨斯感觉自己赚了一笔。由于担心这笔钱可能因战争失败而损失，马尔萨斯不顾李嘉图苦劝，早早地将债券兑现。而坚持持有到滑铁卢战役胜利之时的李嘉图，因此而赚翻了天。
萨伊和老穆勒、小穆勒
一说起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来，学过经济思想史的读者恐怕立即会想到，萨伊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法国庸俗经济学创始人，也会想到他被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深挖狠批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观点，还可能会想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供给学派拜萨伊为鼻祖的盛况。抛开不同个体对萨伊的评价，作为一名自由主义学者，萨伊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堪称法国的斯密。
萨伊曾经为拿破仑政府财政委员会工作，其最著名的著作是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在该书出版之前，拿破仑要求他修改其中反对拿破仑政府关税保护政策的章节，但萨伊坚持自由主义精神而拒绝修改。结果，此书出版之日即为萨伊解甲归田之时。然而，正是萨伊的不屈从才带来斯密自由市场理论在欧洲大陆的传播。
小穆勒敬萨伊是条汉子，在其自传中评价萨伊说：“他是法兰西共和党人中最优秀的典范，是不受拿破仑笼络、不向他屈膝的人物之一，是一位确实正直、勇敢的有识之士。他过着恬静勤学的生活，因受到公众和朋友们热烈敬爱而感到欣慰。”
1815年，拿破仑政府倒台，波旁王朝复辟，萨伊再度出山任职，并前往英国考察工业。其间萨伊结识了李嘉图、老穆勒、马尔萨斯、边沁等人，遂成学术上的终身莫逆之交。作为老穆勒的儿子，小穆勒继续了这段友谊。小穆勒曾经两次在萨伊家中小住，在这里见到了许多自由主义政党的领袖人物和包括圣西门在内的著名人士，并受到了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和当时英国的思想有很大不同，对小穆勒的思想转变具有重要作用。
休谟、卢梭和老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父亲老马尔萨斯叫“丹尼尔”。承蒙祖上的财产，丹尼尔生活非常富足，在女王学院接受教育和四方游历之后，他定居在邻里和睦的卢克里，成为一名和善仁慈的乡绅。丹尼尔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休谟（David Hume，1711—1776）都是好友，且是卢梭疯狂的崇拜者。
卢梭避难到英国时，很多富足人士都为卢梭准备过住所。丹尼尔就为卢梭准备了一处寓所，但卢梭并没有选择入住。本书后面将介绍，卢梭和休谟之间有一场学界闻名的疯狂大战，直接导致了卢梭精神崩溃。如果当时卢梭不是选择住进了达文波特的伍顿庄园，而是住在丹尼尔那里的话，也许历史又是另外的模样。
1766年2月13日，马尔萨斯出生。同年3月9日，卢梭和休谟就来到卢克里视察丹尼尔准备的避难所，这两位先贤亲吻并祝福了只有三周大的小马尔萨斯。3个月后，丹尼尔又去伍顿庄园拜访了卢梭，此时休谟和卢梭之间已经开战。丹尼尔和卢梭情意相投彼此顾念。他们在林间散步，共同讨论植物学问题和人类的美好未来。喜欢处理书籍的卢梭曾将很多书籍卖给了丹尼尔，还把自己收藏的植物标本作为礼物送给丹尼尔。至今这些东西保存在马尔萨斯位于艾尔伯里的多尔顿小庄园的藏书室中。
上述朋友圈属于“你若盛开，蝴蝶自来”的类型，也是人类世界中最普遍的类型。这类朋友圈的前提是“你若盛开”。试想老穆勒若不是盛开如黑牡丹，怎么会吸引李嘉图前来拜服？若不是边沁功利主义哲学思想折服众生，怎么成就几百年不腐之身[边沁尸身经防腐处理之后，至今仍以“自我之像”（Auto-Icon）之名安坐在伦敦大学学院的陈列室中，并继续“旁听”学校的高层会议]？若不是萨伊对斯密思想的准确解读，怎会在访英期间与各位学术大神成莫逆之交？
第二个圈
19世纪中后期，欧洲大陆学者颠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提出了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物被称为“边际三杰”，他们是英国的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国的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和奥地利的门格尔（Care Menger，1840—1921）。他们各自几乎同时分别提出了边际分析理论，从而掀起了一场边际革命。
其中的门格尔是奥地利人。门格尔提出的理论支持自由主义，而当时是社会主义理论盛行欧洲的时代，门格尔先后受到了德国社会主义学者施莫勒和维也纳大学施耐因的抵制和批判，导致门格尔申请维也纳大学教授的过程非常不顺利。
门格尔经过两次申请才获得了维也纳大学副教授的职位，并在系里组织了自己的小圈子，一起对抗施耐因。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876年，门格尔成为奥匈帝国王储鲁道夫的私人教师，这层身份提高了门格尔的政治和理论筹码。
鲁道夫将门格尔擢升为维也纳大学正教授，这是帝国能为经济学家提供的最高荣誉。借此，门格尔不仅平息了针对他的争斗，而且顺利把他的门徒安插在了政治经济学各个教授职位上，这就包括庞巴维克（Eugen Böhm von Bawerk，1851—1914）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
庞巴维克是维塞尔从中学时代以来的好友，之后他们一起学习，一起研究，一起成为门格尔的门徒。他们二人还先后担任了财政部部长一职。庞巴维克不到30岁就获得了经济学教授一职，当时因斯布鲁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出现空缺，手握重权的门格尔立即抓住机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庞巴维克安排进去。庞巴维克卸任财政部长后，成为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维塞尔则是在门格尔退休时，接任了门格尔的经济学教授职位。
从学术师承关系上来说，三人之间亲密无间；而在私人关系上，三人似乎更加割舍不断。维塞尔娶了门格尔的女儿，庞巴维克则娶了维塞尔的妹妹，这种师生、同学、翁婿加连襟的关系加上门格尔手中的权杖和二位后辈不辱师门的学术贡献，是这个另类朋友圈相倚为强，把持奥地利学派掌门地位的最好诠释（见图1.3）。
图1.3 奥地利的一个学术朋友圈
再往后数家珍的话，本书后面说到的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就是维塞尔的学生，后在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支持下获得经济学教授职位。维塞尔的学生中还有一位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而米塞斯有一位学生是哈耶克，而哈耶克就是后来和凯恩斯对战的那位命运坎坷的自由主义斗士。熊彼特年轻求学时曾到剑桥大学和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交流，而凯恩斯的父亲是马歇尔的同事，凯恩斯也是在马歇尔斡旋下获得剑桥大学教职的。
如果一环一环分解下去，经济学说史上那么多的星星，最终在黑暗夜空中彼此连接，成为星空中一张看不见的网，学术和友情互相交织，难分彼此。这个网，就是他们的学术圈+朋友圈。
想成为其中的一颗星星吗？请努力盛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