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福利与国民收入
第1章 福利与福利经济
§1.当一个人投身于任何一项探索的过程中时，其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光明就是为了获得果实——不是为了求取知识本身而求取知识，就是为了求取知识所带来的美好事物而求取知识。在不同的研究领域，这两种理想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几乎所有引起我们关注的伟大的现代科学，都表现出同时求取光明与求取果实的特点。不过，在不同的科学中这两项目标相互结合的比例是各不同的。处于一个极端的是所有科学中最具一般性的科学——形而上学，即关于存在的科学。的确，研究形而上学的学者们可能为那些满怀企盼的灵魂带来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不过，带来的一定是光明而不是果实。研究物理学最终问题的学者与形而上学的学者最为相似。迄今为止，物质的粒子理论仍然仅仅给人以光明而已。然而，粒子理论的另一个方面已经展现出远大前景，对于原子结构的探索也许会在某一天发现物质裂变的具体方法，从而开发出可供人类使用的原子的能量所蕴藏的巨大资源。在生物科学中，求取果实的一面表现得最为显著。毋庸置疑，现代关于遗传问题的研究具有最高的理论价值。然而，当人们想到这一理论的时候，几乎都不能不同时想到它在小麦育种方面已经取得的实际成果，并在略加沉思后联想到它在遥远的未来对于人类更好发展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以单个的人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中，这种结合比例上的差异与在纯粹的自然科学中的情况相同。在心理学中，理论上的关注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为形而上学提供数据方面更是如此。不过，从某些方面评价心理学也会把它作为实践教育学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在人类生理学中，理论上的关注虽然存在，但却从属于次要的地位，因而长期以来一直将它主要作为医学的基础。最后，让我们考察一下被某些学者称之为社会学的新兴科学，它不以单个的人而是以人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许多人认为对于历史发展中所包含的规律的揭示，甚至对于具体事件的描述，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价值。而我却认为，人们对于人类社会科学的基本认同是，它给予的光明从来都不非常重要，恰恰是它期许的果实而非光明才真正引起我们的关注。麦考莱（Macaulay）在其《史论》中有一段著名的但或许略显夸张的论述：“已经过去的事件均不具有任何内在的重要性。认识过去的事件的价值仅仅在于它能够引导我们形成对于未来的正确的判断。不能为此目标作出贡献的一段历史，尽管它可能充满了战争、条约和暴乱等，也会像马修·米特（Matthew Mite）先生所搜集的一系列的道路通行税单一样毫无用处。”这一悖论具有部分的正确性。如果不是希望对于人的社会行为的科学研究，虽非必须直接或立即，但在一定的时刻并以一定的方式，会对社会的进步带来实际结果的话，则进行相关研究的多数学者均会认为，他们投入时间进行研究实在是一种浪费。这一点对于所有的社会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不过对于经济学更是如此。因为经济学是“对于日常商业生活中的人类所进行的一种研究”，而并非是由于日常商业生活中的人类最有情趣或最具有灵性。在知识的果实以外寻求有关人的知识的人们，将会求之于宗教狂热、殉道或爱情的历史，而不会求之于市场。当我们决定关注人类日常动机的表现的时候——这些动机有时是卑微的、沉闷的且并不体面的——我们的冲动不是哲学家的冲动，不是为知识本身求取知识，而是生理学家的冲动，是为知识有助于治疗而求取知识。卡莱尔（Carlyle）宣称好奇是哲学的起点。但并非是好奇，而是对于陋巷的污秽以及衰弱生命的苦痛进行反抗的社会热忱，才是经济科学的起点。在此，如果不是在其他领域，科姆特（Comte）的伟大的论断仍然成立：“以心灵提出我们的问题，用智慧去解决它们。……智慧最为适合的唯一位置，是做社会同情心的仆人。”
§2.如果接受这种有关经济研究内在动机的理念，则可以推断经济学家所致力发展的这种类型的科学必然适用于形成某种技艺的基础。诚然，它本身并不就是一种技艺或者政府命令的直接表述。它是回答“是什么”的实证科学，而且倾向于不是回答“应该是什么”的规范科学。它也将使自己不局限于仅与眼前的实际问题明显相关的实证科学探索的领域。这样做将妨碍进行彻底分析并排除可能带来最终成果的研究。因为，如同已被恰如其分地表述的那样，“在我们的高度理论的精神状态中，我们可能最接近我们的最为实际的应用”。[1]但是，尽管其战术与战略完全独立，但它的基本方向却仍然受到实际利益的引导。这一点决定了它对基本形式的选择。因为，主要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实证科学：一种是有关形式逻辑与纯粹数学的科学，它们的功能是发现蕴涵性；另一种是实在科学，诸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它们所关注的是实际性。罗素（Russell）先生在《数学原理》一书中对于这种区别给予了揭示。“由于非欧几何的发展，纯数学不关心欧氏几何的公理和定理与实际之间是否一致的问题已经显现。这是实际数学予以确定的问题，通过在任何可能的决策的范围内进行实验与观察，我们发现，纯数学所证明的不过是如何从欧氏公理中推导出欧氏定理，即证明某种蕴涵关系：任何空间如果具有某种性质，那么其必具有某种其他的性质。因此，在纯数学中，欧氏几何与非欧氏几何同等正确：在某一体系中，除了蕴涵关系外并未确定什么。所有的定理是否实际成立，有如我们所居住的空间，不是由数学，而是由实验科学或经验科学予以解决的”。[2]这种区别同样适用于经济研究领域。我们可以自行决定建立经济科学，使其或是属于以纯数学为代表的纯理类型，或是属于以实验物理学为代表的应用类型。这种意义上的纯理经济学——无疑是一门罕见的科学——将研究在人的群体之间由于任意动机组x的驱使而产生的均衡或均衡的扰动。在此学科之下，在无数其他分支学科之间，会立即包括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其中x被赋予对经济人——或者对正常人——产生作用的动机之值，以及一门非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与罗氏几何相对应，其中的x乃是由对于工作的热爱或者对于收入的憎恨所组成的。在纯理经济学中，两种政治经济学将会同等正确，且与探索当前生活在世界上的实际的人的x之值无关。与这种纯理论经济学相对应的则是实际经济学，它的兴趣集中于经验所知的世界，并不涉及天使社会的商业行为。现在，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实践，则很明显，如此扩展的政治经济学不过是愉悦我们的一件玩具而已。因此，胜任我们研究任务的一定是实际的，而非纯理论类型的科学。我们将努力予以说明的不是任何一般体系的可能的世界，而是男人和女人由其经验所确认的实际的世界。
§3.不过，如果说一门纯理论类型的科学无法实现我们的目标的话，则说明实际主义，仅仅列举所观察到的事实，也同样无法实现我们的目标。无穷无尽的描述本身永远不能完成预测，当然也不能形成实际上所需要的进行预测的能力。在获得这种能力之前必须对事实进行推理检验。除去无意识的事实之外，还必须加入如布朗宁（Browing）所说的“某些自己的东西，将其与大量的事实相混合，使之经得起推敲并记录在案”。恰恰是对于实际科学非常重要的这种“某些东西”，使得实际科学与单纯的描述区别开来。在实际科学中并非对事实加以堆积，而是经过思考加以罗列以便说明。波因加尔（Poincare）对此作出贴切的陈述：“科学建立在事实之上，正如房屋由石头所建造一样；但事实的堆积并不就是科学，就像一堆石头并不就是房屋一样。”[3]天文物理学不仅仅是所观测到的某些星球在不同时刻所占据的不同位置的目录。每一门科学都是通过对于能够确认的具体事实进行检验以及交叉检验，去揭示产生这些作为例证的具体事实的一般性规律。天体运行展现着牛顿（Newton）定律的光芒；蓝色安德鲁斯（Andalusian）种鸡的培育显示出孟德尔（Mendel）的启示。进一步讲，这些规律不仅仅是对于所观察到的事实加以汇总并以摘要的形式重新作出描述，它们乃是进行“一般化”的结果。因为这样做将会使我们的知识扩展到未被观察到的事实中去，也许，甚至是尚未发生的事实中去。在这里，我们并不关注如何进行这种一般化的哲学基础。说明在每一门实际科学中都将完成一般化的过程已经足够。正如威森（Whethan）先生谈到物理学时所说的，扩展开来，任何同类科学“都寻求并建立描述所有个案中一系列现象的一般性规律”。[4]只有参照这些一般性规律，才能使得实际所需要的预测成为可能。是规律的研究法则的基础方面，而非它对事实描述的肤浅方面，成为实际科学处理事物的根本。建立这类实用的研究法则并将其应用于具体问题，就是实际科学所追求的理想。
§4.然而，对于上述所说的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则有可能产生误导。在经济科学当前的发展阶段，它还不能自称可以提供这样一种研究法则，哪怕远距离地趋近它所设定的理想。借用马歇尔（Marshall）的一段话，为充分指导实际研究，需要定量的而不仅仅是定性的分析。“定性分析告诉炼铁者在他的矿石中含有硫磺，但是却无法使炼铁者决定是否值得冶炼这些矿石；如果要冶炼的话，应以何种工艺进行。为达此目的，炼铁者需要进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将告诉他在矿石中究竟含有多少硫磺”。[5]当前，经济科学几乎还完全没有能力提供这种信息。在一般性的规律应用于具体问题能够产生定量结果之前，这些规律本身必须能够被定量的分析加以说明。规律是大前提，而任何问题的具体事实是小前提。当规律的陈述缺乏精确性的时候，其结论也必然具有同样的缺憾；而且不幸的是，建立精确的经济规律的工作几乎尚未开始。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第一，需要确定的关系实在太多。在物理学中的基本事物，表述距离与引力之间关系的引力常数，对于各种物质来说都是相同的。然而，在经济世界中的基本事物——表述人群对于不同种类的商品和服务的渴求或厌恶的关系——并不如此简单且划一不二。我们所处的地位如同物理学家遭遇到下述情况一样，即锌与铁的引力与其距离的立方成反比，与铅的引力则与其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铜又出现其他某种比例。我们无法像物理学家对于引力的表述那样说，对于若干种商品的每一个供给量与需求量都是价格的一个具有相同特性的函数。一般来讲，我们所能说的只是它是一组特定的价格函数中的某一个。因此，在经济学中不存在像动力学那样的一般性的应用的基本法则，而是存在着很多法则，所有的法则均如同它实际上的那样，可以表示为形式相似但常数不同的方程。考虑到这种多样性，确定这些常数或者对其进行拓展，测算经济学所关注的各种商品的需求和供给的弹性，将成为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第二，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无法完全利用其他科学在研究中所使用的重要仪器。莱斯那多·达文西（Lesnardo Da Vinci）说：“理论是将军，而实验是战士。”经济科学已经拥有训练有素的将军，可是由于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本质上的原因，使得战士很难获得。“外科医生在对活人实施手术之前先行解剖尸体，而且在对人手术之前先对动物进行手术；机械师在制造整台机器之前先行建造工作模型并对其进行试验。只要可能，都要在风险排除之前通过实验对每一步骤加以验定。这种方法几乎完全剥去了未知事物的神秘面纱”。[6]在经济学中，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自由的人这一简单的原因，几乎完全不可能在充分可控的条件下进行直接的实验。此外，还存在着第三项甚至更加难以克服的困难。即便经济学想要确定的常数不是很多，实验的方法更易于应用，但我们仍然面对着这些常数往往会因时间的不同而不同的困境。引力常数恒久不变，但是经济常数——这些需求和供给弹性——却如同它们实际上的那样，取决于人类的意识而极易改变。在环境的影响下，原子的结构，实际上，而且连同它的位置，也将发生变化。因此，早期英国统治爱尔兰对该国所造成的伤害，并非仅是对其某些行业的摧毁或是海上商业的掠夺。“真正的损害在于这种事实：从我们产业的特质中某些事物已被取走，并不会因管制的撤销即能恢复。不仅树被扒了皮，而且根也被摧毁了”。[7]经济研究的实际内容所具有的这种可延展性，意味着其寻求的目标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即便今天有可能通过实验准确地确定出经济常数之值，但我们也不能确切地说这一数值明天依然高度有效。这就是我们的科学所具有的无法规避的弱点。的确，我们可以通过认真研究所有相关的事实，对若干事物的需求和供给的弹性有所理解，但是我们却不能以任何精确的程度确定出它们的量值。换言之，我们的基本规律以及在具体条件下从这些规律中得出的推论，均无法被彻底地以任何定量的精确形式展示出来。结果是，正如经常所发生的那样，一项实际问题需要通过多方面的思考加以平衡，虽然这些思考都是经济方面的，但经济科学也必须几乎总是以不确定的语调进行表述。
§5.前面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离题。现在有必要指出的是，正是我们研究的动机和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同样也控制了它的范围。寻求的目标是，设计出更加简单的供提高福利所使用的实际的方法，即政治家可能采用的建立在经济学家成果之上的实际的方法，正如发明家马可尼（Marconi）建立在赫兹（Hertz）的发现之上的方法一样。然而，福利是一种分布非常广泛的事物。这里无须对其内容进行一般性的讨论，只要或多或少地略带武断性地提出两项命题即可：第一，福利因素是意识的某种状态，或许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二，可以运用较大些或者较小些的这类概念对福利进行考察。对影响福利的因素群组进行一般性的探讨是一项异常繁复的任务，具有相当的不可操作性，因而有必要对我们的课题作出限制。为此，我们自然而然地被似乎对工作最为有效的科学手段所吸引。当可以利用某种事物对其予以量度时，就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使分析机制能够获得可靠的能力。很明显，在社会生活中，货币就是这样一种适用的量度工具。因此，我们的研究范围将局限于可以与货币这种量度单位建立起关系的那部分社会福利。这部分社会福利被称之为经济福利。诚然，不可能将这一部分社会福利与其他部分以任何严格的方式加以分离，能够与货币量度建立起关系的这部分将因我们对“能够”这一词的不同界定而有所不同，即究竟是“容易的能够”、“有难度的能够”，还是“非常困难的能够”。因而，我们领域的界限一定是模糊的。坎南（Cannan）教授对此已有透彻的认识：“我们一定面对着并且勇敢地面对着这样一种事实，即在经济的与非经济的满意感之间并不存在着确切的分水岭，因此，经济学的领域就无法像政治疆土或土地资产那样用一系列标志或藩篱加以划定。我们可以在此领域内从显然为经济的一端到达显然为非经济的另一端，并发现任何地方都不存在需要翻越的藩篱或需要跨越的沟渠。”[8]不管怎样，虽然在经济和非经济福利之间并不存在着精确的分界线，但是有关货币量度适用性的检验仍然为两种福利的大致划分提供了相当好的手段。根据这种检验所粗略定义的经济福利，是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本书的目的就是研究在实际的现代社会中，影响经济福利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群组。
§6.初步观察这个项目，除略显狂妄之外，表面上看它无论如何都是合理的。但是立即出现的反响，表明孤立地处理影响一部分福利的原因的做法将遭受严厉的质疑。当然，我们最终的兴趣所在，是研究发挥作用的各种原因整体上对福利所产生的影响。不过，无法保证的是，它们对于福利中与货币量度相关的部分产生的影响，不会被它们对于福利中其他部分或方面产生的反向影响而抵消；而且，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结论中实际的有用性将面临灭顶之灾。这里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困难，并非是由于经济福利仅仅是福利整体的一部分。其实，福利经常发生变化而经济福利仍然保持不变，因此，经济福利一定的变化将不会引起福利整体同步发生等量的变化。这一点意味着经济福利将无法成为总福利的量度指标或指数。不过，对于我们的目标来说这些并不重要。我们想要理解的并非是福利有多大，或者曾经有多大，而是在受到当权者或者个人的力量所产生的因素的影响后福利的增量会有多大。经济福利不能作为总福利的指数这一点，并不证明对于经济福利的研究不能用来获得下面的信息：尽管整体可能由许多变动的部分所组成，且其中一部分发生的变化永远不可能成为总体变化的量度，但是部分的变化总是在整体上对总体的变化产生影响。如果这一条件得到满足，则经济研究在实际中的重要地位就会被彻底地建立起来。诚然，在引入某些经济因素之后我们无法知道总福利将变得与以前有何不同，不过，我们可以知道总福利将变得与如果不引入该因素时的状况有何不同：恰恰是这一点而非其他，是我们所探求的信息。真正的异议并非是经济福利为总福利的不良指数，而是经济因素可能影响了非经济福利并因此而冲抵了对于经济福利的影响。这种反对意见需要认真加以考虑。
§7.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下。人类既将“自己作为活着的目的”，也将自己作为生产的工具。一方面，人被自然与艺术之美所吸引，其品格单纯忠诚，性情得到控制，同情心获得开发，人类自身即成为世界伦理价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其感受与思想的方式实际上构成了福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可以进行复杂的工业操作，搜求艰难的证据或者改进实际活动的某些方面，成为一种非常适合生产可以提供福利的事物的工具。人类为之作出直接贡献的前一种福利就是非经济福利，而为之作出间接贡献的后一种福利就是经济福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可以自主地对这两种人做出选择，并且因此集中力量开发包含于第二种的经济福利，同时却在无意间牺牲了包含于第一种的非经济福利。很容易举例说明这一点。一个世纪之前衰落而且分裂的德国是歌德（Goethe）、席勒（Schiller）、康德（Kant）与斐克特（Fichte）的故乡。道森（Dawson）先生在大战前数年出版的著作中写道：“我们知道古老的德国对世界的贡献。对于这份礼物世界将永
谢忱。我们却不知道当今的德国，一个谷仓充盈、商船满载的德国，除去它有关物质的科学和商品之外还能提供些什么……德国的教育体制，当其目的是生产学者和教师，或者生产官僚和公务员，去为复杂的国家机器发动引擎、拧紧螺钉、拖曳滑轮或者润滑轮轴时，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在塑造品格与个性方面却距同等成功相差甚远。”[9]简言之，德国人的注意力过分集中于学习如何做事，而未如早期那样学习如何做人。面对这种指责，德国并不孤单；由一位英国人从一位东方旁观者的角度对当代英国的描述即可证明这一点。“通过你们的工作对你们有所了解。你们在机械技艺方面的成就，刚好反映出你们在所有内在精神方面的失败。你们可以生产和使用各种堪称完美的机器，但是你们不能建造一座剧院，或者写一首诗，或者画一幅画，你们更不能奉献或敬畏……你们的外形与内心均已僵化，你们既聋又哑。推理取代了直觉，你们的一生就是一个无穷近的诡辩，从你们尚未验证的前提出发抵达你们尚未参与或将要参与的结论。到处皆是手段，却没有一个目的，社会就是一部庞大的发动机，但是发动机的齿轮却已脱位。这就是你们的文明显现于我想像之中的画面。”[10]当然，这种指责有些夸张，但是也包含有真理。所有事件均毫无争议地集中于所讨论的这一点，即为造就人们成为良好工具的努力，可能引致为造就人们成为良好个人的失败。
§8.这里着重的探讨经济因素作用于经济福利与作用于福利整体所产生的影响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容易加以阐述的。作为一种准则，意识生活中能够与货币量度相关，因而属于经济福利的，是确定的和有限的一组满意感及不满意感。但意识生活是包含多种因素的复合体，它不仅包含有这些满意感与不满意感，也包含其他的满意感与不满意感，以及与它们相伴的认识、情感和欲望。因此，改变经济的满意感的环境因素的运作，可能以同一行为或以该行为的后果来改变某些其他因素。可以对这种状况发生的方式加以区分，为了便于举例说明，不妨将其划分为基本的两类。
第一，非经济福利易于被获得收入的方式所改变，因为工作的周边条件作用于生活的质量，道德的水准受到职业的影响——仆人工作、农业劳动、艺术创造、独立的以及从属的经济地位、[11]相同操作的不断重复[12]等——都作用于消费者的欲望，并驱使人们去工作以满足这些欲望。人们努力结交他人所形成的人际交往关系对此也发挥作用。在特兰斯威尔省的中国劳工的社会地位，以及澳大利亚牧场主维护流放制度使之成为劳动供给来源的努力，[13]均与福利相关。同样，兴趣与职业的结合，也使得农业家庭与城镇居民家庭的特点相互区分开来。[14]在印度农村，家庭成员的合作不仅节省了开支，也增加了劳动的愉快。工匠们和亲朋好友一起工作，更容易增进文化方面的交流。[15]因此，当工业革命将农村居民从家庭引向工厂的时候，除了生产以外对其他的一切也造成了影响。同样，产出方面效率的提高，也并非是通过圈地和加大耕种规模而实现的农业革命所带来的唯一后果。在传统的自耕农阶层消亡的过程中，社会发生了变化，由工业关系所产生的人类关系也与此相关。例如，在伟大的合作运动中，非经济方面的因素至少与经济方面的同等重要。在通常的竞争性的行业组织中，竞争的销售者之间以及销售者与购买者之间利益的冲突必然表现得最为突出，这将导致人们不断欺诈以及彼此猜忌的后果；但在合作性的组织中，一致的利益是最重要的。环境对生活基调产生影响。“当社会的一分子与他人的利益相同时，个人将有意与无意地发展社会的道德。诚信变得非常重要，并被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不断强化，对于群体的忠诚成为个人能力获得良好发展的基础。欺骗社会就是伤害邻居”。[16]在一般行业的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中，非经济因素有其充分的重要性。团队精神以及对于企业命运的关注，使得雇主与雇员之间建立起亲密的人际交往，这将给工人们以鼓舞，除了导致生产的财富增加以外，其本身就是福利水平的提高。在18～19世纪工业大规模扩张的年代，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距离日渐加大，彼此接触的机会不断减少。与这种有形的分离相伴，也产生了道德上的异化——“雇主与所雇用的为其工作的大量下属之间产生了个人的阻隔”。[17]这种敌对心理是一种因经济原因而造成的非经济福利中显著的不利因素；而合作委员会、怀特利（Whitely）委员会和合作者协会通过彼此之间的工作对这种状况所给予的部分压制，是一种同样显著的有利因素。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造成“劳动者不安”这种不满意感的一个原因是工资率的话，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工资劳动基本条件的不满——人们感到现代的产业制度剥夺了工人作为自由人应该拥有的自由与责任，使其仅成为方便他人使用或抛弃的工具。简言之，这种情况正如马吉尼（Mazzini）早已经提出的那样，资本是劳动者的暴君。[18]产业组织的变化，倾向于给工人以更多的控制自己生活的余地，无论是通过组建监督纪律事项的工人委员会，还是通过车间组织与雇主之间的沟通，或者通过由民主选举的议会直接负责国有企业，或者，如果证明可行的话，通过某种形式的由国家承认和控制的国家工会[19]来实现这些变化，这样做都将增加总福利，尽管经济福利可能并没有发生变化，甚至实际上蒙受了损失。
第二，非经济福利易于因收入支出的方式而发生变化。产生相同满意感的不同的消费行为，一种可能诱导堕落，一种可能激励进取。[20]公共博物馆或者市立浴池对人们素质产生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满意感相同的公共酒吧产生的影响。恶劣的居住条件所产生的粗俗与残忍也许是件小事，但其直接造成的不满意感却绝非无足轻重。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显然，它们都具有实际的重大意义。例如，设想一位政治家正在考虑，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程度达到什么水平，将对福利总体产生影响，而不是仅仅影响经济福利这个问题。他考虑到，富人某些欲望的满意感，诸如赌博的刺激或者奢侈的肉欲的享受，或者也许在东方国度的吸食鸦片，这些对品格造成的影响上低于基本物质需要的满意感所造成的影响。为了内心的宁静，如果富人将其所控制的资本和劳动转移给穷人，也许算是一种奉献。另一方面，他也考虑由富人所购买的其他的满意感——诸如那些与文学或艺术相联系的满意感[21]——造成的影响在道德上高于与基本需求相关的那些满意感所造成的影响，而且更高于过度沉湎于刺激所获得的满意感所造成的影响。福利中这些非常实际的因素，在一组人用自己的收入为其他人购买东西的行为中，的确将建立起与货币量度之间的关系，因而被计量于经济福利之中。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可能考虑的是总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于这些人的满意感的影响，特别当受惠人是自己的子女时更是如此。因为，正如西奇威克（Sidgwick）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当不为习俗的暴君所阻碍时，我们对于邻居的真诚，会引导我们给予邻居我们所认定的对他最为美好的事物；由于天生的利己主义，我们会给自己我们所喜欢的东西。”[22]因此，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经济福利与总福利结果之间的差异被部分地予以消除了。不过，一般来说并非如此。
§9.还有一点应该给予进一步考虑，其重要性已被近期的事件明确地予以证实了。它与很久以前由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在富裕和防卫之间存在着可能的矛盾有关。缺乏成功反击敌人进犯的防卫力量可能造成极端严重的不满意感。这些事情超出经济的领域范围，可是它们的风险却极易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毋庸置疑，在经济实力与战争能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正如亚当·斯密所写的：“一个国家每年从国内工业的产出中，从自有土地、劳动和消费存货的收益中保留一部分节余，用于在遥远的国度购买消费商品，就可以在外国维持那里的战争。”[23]但经济与军事力量之间的一致性，是最终的和一般的，而非直接的和具体的。所以，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国所采取的有关农业、海洋运输业以及生产战争物资的产业的政策，对于经济福利的影响，通常仅是其所产生的总影响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为了防卫战略的需要，可能造成对于经济福利的损害。用制成品在海外交换所需要的绝大部分食品，同时以草场的形式闲置三分之二以上的可耕土地——在这种状况下，投入相对较少的资本和劳动，同时生产较少的人类的食品，这样做在经济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许更为有利。[24]在一个能够维护持久和平的世界中，从整体上看，这种政策也可能是有利的。因为较小比例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并不必然意味着仅有较小比例的人口能够享受到田园风光。然而，如果考虑到进口因遭受战争的阻隔而被切断的可能性，上述结论则未必正确。无疑，德国常年承受经济上的损失，保存并发展农业的政策，与其他可能采取的政策相比，使德国在大战中更长久地抵御了英国的封锁。当然，尽管还有其他防御的方法，例如修建大规模的国家粮仓等，不过，从政治的观点看，是否在英国应该采取某些人为的措施对农业实施激励，以部分地减小战争期间食品供给困难的危机，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一问题，以及与此类似的与战争有关的物资和工业等方面的问题，不能单纯通过经济上的考虑就加以确定。
§10.以上讨论明确说明，无法通过对于经济福利的影响严格推算出对于总福利的影响。在某些领域，这两种影响之间的差异微不足道；而在其他领域，则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又天上地下。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认为在缺乏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仍然存在作出概率判断的余地。当我们已经确定任何一种因素影响经济福利时，除非有特殊的证据给予否定，否则我们则认为这一因素在方向上，虽然未必在数量上，将会对总福利产生一致的影响；而且，当我们确认一种因素比另一种因素对于经济福利的影响更为有利时，在相同的条件下，我们则得出这种因素对总福利的影响更为有利的结论。简言之，存在着一个假定——艾奇沃斯（Edgeworth）称之为“未经证实的概率”——关于一种经济因素对于经济福利的影响的定性的结论，将同样适用对于总福利的影响。在经验显示所产生的非经济影响可能很小的场合，这一假定更为成立。不过，对于这一假定做出证明的重任，将由认为此假定不成立的人来承担。
§11.显而易见，上述结果表明，充分发展的经济科学可以对实际产生有力的指导作用。不过，仍然存在着应当予以考虑的反对意见。当上一节的结论被证明成立时，关于它的实际效用的问题仍然被提了出来。即使说经济因素对于经济福利产生的影响，可能以某种方式代表了对于总福利产生的影响，但是我们实际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单纯从经济科学的视角进行局部的和有限的研究，这对于经济福利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无法确定的，理由是由任何经济因素对经济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很容易被非经济条件所改变。而这种情况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着，可是经济科学却对此无法进行探讨。这一难题最初清晰地展现于米尔（Mill）的逻辑学中。他指出，对于事物的一部分所作的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扩展以期得出比该粗略的结果更好的东西。“对社会状态任一因素所产生的不论什么影响，都将以适当的程度，通过这一因素影响到所有其他的因素……不去考虑社会在所有其他方面的条件，我们永远无法从理论上理解或在实践上控制社会在任一方面的条件。不受同一社会其他条件或多或少影响的社会现象根本就不存在，因而社会现象将受到正在影响任何其他同时发生的社会现象的每一种因素的影响”。[25]换言之，经济因素的影响一定会部分地受制于非经济的环境，基于这种认识可以断定，在政治或宗教等基本条件不同的情况下，相同的因素将产生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相同的经济影响。由于这种依存性的限制，只有在经济范围之外的事物保持不变，或者变化没有超出规定范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得出经济学中不严谨的命题。这种条件的限制是否摧毁了我们的科学的实际效用呢？我们认为，在具有稳定的基本文化的国家中，例如西欧各国，上述条件几乎完全可以得到满足，致使经济研究所得出的结果能够合乎情理地非常接近于真实。这也是米尔的观点。当充分地认识到“在任一已知的社会中，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基本状态，具有对所有局部的或从属的现象产生影响的绝对优势”时，他总结到，社会现象中的一部分，其直接的决定因素，原则上是通过对于财富的欲望所表现出来的，“起码在最初，它主要是仅仅取决于环境的某一个层次”。他还补充说：“由于受到其他环境的影响，使确定由环境的某一个层次单独所造成的影响，然后再确定变化的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成为一项异常艰巨且繁复的工作；特别地，当前一方面的环境经常变化，而与其相结合的后一方面的环境保持不变时，情况更是如此。”[26]对于这种说法我无须赘述。如果接受这种观点的话，本节所讨论的困难将不再使我们止步不前。以经济科学的方法确定经济因素对于经济福利所造成的影响，未必是不切实际的，因而前面各节在经济福利与总福利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关系亦没必要弃之不用。
[1]怀特黑德：《数学导论》，第100页。
[2]《数学原理》，第5页。在这一段，我用“实际（realistic）”一词替换了罗素先生的“应用（applied）”一词。
[3]《科学与假设》，第141页。
[4]《物理学的近期发展》，第30页。
[5]马歇尔：《经济学家的老一代与新一代》，第11页。
[6]休·西赛尔爵士：《保护主义》，第18页。
[7]普伦基特：《新世纪的爱尔兰》，第19页。
[8]《财富》，第17～18页。
[9]《现代德国的进化》，第15～16页。
[10]迪金森：《约翰与中国人的书信集》。
[11]因此，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机器变得越来越精密而且昂贵，工农业中的小人物们便越来越难以开创自己独立的事业。参看奎因坦斯的《农业机械》，第58页。
[12]芒斯特贝格写道：“单调的感觉很少产生于特定种类的工作，而是产生于个人特定的倾向。”（《心理学与工业效率》，第198页）。不过，当然应该把单调对道德产生的影响与单调所造成的不满意感加以区别。马歇尔坚持生活的单调是重要的事物，并主张在机器取代了耗费精力的工作的情况下，现在生活的变化与职业的单调是相容的，因为“工厂中日常的工作并未使人们的精力完全耗尽”（《经济学原理》，第263页）。显然，这里所考虑的一定是工作时间的长短。斯马特认为，“大多数人的工作不仅仅辛苦、单调、乏味，而且占据了一天之中较为美好的部分，使人们的精力耗尽以至于无法从事其他活动”（《一位经济学家的再思录》，第107页）。
[13]参看克拉克：《澳大利亚的劳工运动》，第32页。
[14]参看：《美国经济学会论文集》，第10卷，第234～235页。
[15]参看穆克吉：《印度经济的基础》，第386页。
[16]史密斯—戈登与斯特普尔斯：《爱尔兰的农村再建》，第240页。参看沃尔夫所描述的有关瑞福森所规划的农村合作的一般性社会利益的热情图画：“它如何创造欲望及思想准则去接受并吸收教育、技术及民众，它如何帮助提高由它所联合的民众的素质，总体上使之节制，极端忠诚，家庭生活美满，生活条件良好。”他说，有目共睹的是，在“较有教育的德国农民中，不识字的意大利农民中，以及沙比亚原始的耕作者中”，已经产生了相应的效果；“而在印度农民中，也已经开始出现了与此相同的结果”（《农业的未来》，第481页）。
[17]吉尔曼：《劳动的收入》，第15页。
[18]参看马吉尼：《人的责任》，第99页。
[19]参看贝克霍夫和贝克凯特所著的《国家工会的意义》以下各段：“劳动者对责任的需求的意义是，他被认定对社会负有责任，而不是对资本家负有责任。”（第100页）国家工会的目的“是由自我管理的工人协会来控制生产，与控制劳动者生产的国家相配合”（第285页）。在此原则上对产业进行重组，实际上将会遭遇到严重的困难，作者似乎对此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但这丝毫没有黯淡这种理想的光芒。
[20]霍特里（Hawtrey）先生曾在此基础上批评我所做的分析，即使可以内在地使同等的满意感体现为同等的福利水平，然而在事实上，满意感还体现为不同程度的德行与恶行（《经济问题》，第184～185页）。不过霍特里先生与我之间在主旨上并无差别。我们两人都考虑到了质的差异性。对于同等的两种满意感，无论是说其中的一种自身包含着较多的善，还是说这两种满意感都是同样地好，但是它们对于享有它们的人的素质所产生的作用，在德行上可能不同，两种提法只存在字面上的差别。我在本文中把我先前的提法“人们的品格”替换为“人们的素质”。
[21]因而西奇威克经过认真的讨论后提出：“因此，似乎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危险，即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如果每个成员的财富完全均等，将会阻滞文明的发展。”（《政治经济学原理》，第523页）
[22]《实用伦理学》，第20页。
[23]《原富》，第333页。
[24]参看：《德国农业近期的发展》，1916年版，第42页及各处。
[25]《逻辑学》，第二卷，第488页。
[26]《逻辑学》，第二卷，第490～4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