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者序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开始着手庇古先生的《福利经济学》的翻译工作。未曾经意之间，却渐渐醒悟到这实在是命运交付与我的一件必须完成的工作。首先，我从事经济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二十多年，虽讲授过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门课程，但是却对福利经济学所知甚少。毋庸置疑，进行翻译的过程就是我在专业领域中继续深入学习的过程。庇古（A.C.Pigou，1877～1959），英格兰人，毕业于剑桥大学，1908年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至1943年，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1918年曾任英国通货与外汇管理委员会委员，1927年被评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庇古先生在《福利经济学》第一编第1章§7中指出：“人类既将‘自己作为活着的目的’，也将自己作为生产的工具。一方面，人被自然与艺术之美所吸引，其品格单纯忠诚，性情得到控制，同情心获得开发，人类自身即成为世界伦理价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感受与思想的方式实际上构成了福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可以进行复杂的工业操作，搜求艰难的证据或者改进实际活动的某些方面，成为一种非常适合生产可以提供福利的事物的工具。人类为之做出直接贡献的前一种福利就是非经济福利，而为之做出间接贡献的后一种福利就是经济福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可以自主地对这两种人作出选择，并且因此集中力量开发包含于第二种的经济福利，同时却在无意间牺牲了包含于第一种的非经济福利。”这使我进一步领会到了福利的深刻含义，它代表着人类的某种满意感，除了传统的经济理论中所谈到的由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所组成的可以运用货币加以量度的经济福利之外，还包括由人的意识形态、信仰和道德等等所组成的无法运用货币予以量度的非经济福利。也使我理解了先哲们为什么在物质极度匮乏而人均寿命又相对短暂的人生中，能够创造出如此璀璨的文明；而在物质极为丰富而人均寿命明显增加的今天，人们却反而会有信仰的危机或者道德沦丧。这部八十七年前问世的著作，深入分析了我们今天或者正在面对，或者已经认识，或者尚未认识的问题，它对于我们个人、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恕我不能轻率地予以述评。
庇古先生的《福利经济学》的内容之博大，涉猎之广泛，思维之缜密，逻辑性之强，语言之优美，实为罕见。翻译工作开始后不久，我就意识到自己将接受一次严重的挑战。挑战不仅来自于英语和汉语，而且也来自于经济学、金融学、哲学、数学、文学、法学，甚至来自于历史学、物理学、生理学、生物学等等。是否透彻地把握了作者的思想，是否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精神，是否准确地表述了作者的语言，是否完美地展示了作者的文采等问题犹如梦魇般地困扰着我，使我夜不能寐，食不甘味。通常我会在凌晨三点左右醒来，翻译两三个小时后再倒头睡去，如果没有其他必须完成的教学任务，我终日会在半醒半睡之间干到午夜。有时会面对一段文字因百思不得其解而枯坐数小时，有时又会多次在睡梦中因反复推敲同一段译文而辗转反侧。有人奉劝我，不要翻译，这实在是得不偿失，要自己写，哪怕借用作者的某些闪光点，演绎成自己的文字……。但是这些均不符合我的性格。翻译工作一经开始，我似乎就无法完全控制自己，既不能半途而废，也不能放缓脚步，更不能一改初衷。一种近乎使命感的半亢奋的情绪一直陪伴着我，直到完成全部译稿。其中的酸甜苦辣，不切身经历其中实在是无法深刻体验。当然，我并不认为完成一部经济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就是天降于斯人之大任，但是也不能苟同对于翻译工作的任何轻视。正是由于有了较好的译文，才能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因此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正是由于缺少较好的译文，才使中国人很少了解庇古先生的《福利经济学》，尽管它也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逐字逐句地翻译庇古先生的鸿篇巨制的时候，我身不由己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这似乎也非常具有宿命的色彩。庇古先生十分博学、机敏，充满智慧和幽默，也有些固执，但是使我的心灵受到巨大震撼的却是他那悲天悯人的宽大胸怀。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在不断提高，但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却在日益加大。对此，有人认为这恰好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甚至反映了自然界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人与人之间的能力、性格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应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不公平的现实，甚至推波助澜并分得一杯羹。但是庇古先生却与此大相径庭，他恰恰是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来探讨社会福利问题的，他在第一编第1章§1就开宗明义地谈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希望对于人的社会行为的科学研究，虽非必须直接或立即，但在一定的时刻并以一定的方式，会对社会的进步带来实际结果的话，则进行相关研究的多数学者均会认为，他们投入时间进行研究实在是一种浪费。这一点对于所有的社会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不过对于经济学更是如此。因为经济学是‘对于日常商业生活中的人类所进行的一种研究’，而并非在日常商业生活中的人类最有情趣或最有灵性。在知识的果实以外寻求有关人的知识的人们，将会求之于宗教狂热、殉道或爱情的历史，而不会求之于市场。当我们决定关注人类日常动机的表现的时候——这些动机有时是卑微的、沉闷的且并不体面的——我们的冲动并不是哲学家的冲动，不是为知识本身求取知识，而是生理学家的冲动，是为知识有助于治疗而求取知识。卡莱尔（Carlyle）宣称好奇是哲学的起点，但并非是好奇，而是对于陋巷的污秽以及衰弱生命的苦痛进行反抗的社会热忱，才是经济科学的起点。在此，如果不是在其他领域，科姆特（Comte）的伟大的论断仍然成立：‘以心灵提出我们的问题，用智慧去解决它们。……智慧最为适合的唯一位置，是做社会同情心的仆人’。”
记得一位西方的现代的管理思想家这样告诫人们：如果你不能改变这个世界，那你就最好改变自己。而一位东方的古代圣人则这样回答他的弟子所提出的什么是耻辱的问题：国家政治清明，你出外做官拿俸禄；国家政治昏暗，你出外做官拿俸禄，这就叫耻辱。前者教人应变，后者教人规避。庇古先生则教人参与。他在《福利经济学》第三版的前言中郑重写道：“我愿意对每一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再进一言，他们很可能因为这里提出的问题似乎要求他们投入研究的努力过于艰辛而感到气馁。经济学家全力以赴所进行的复杂的分析并不是一项体育运动，而是一种改善人类生活的工具。环绕在我们周围的悲惨与不幸，某些富有家庭的肮脏的奢侈，笼罩着众多贫困家庭的可怕的不确定性——这些罪恶是如此地触目惊心，以至于令人无法漠视。运用我们进行科学探索所获得的知识，就有可能对它们加以阻止。冲破黑暗的光芒，寻求它就是任务，发现它可能就是奖赏，这正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对那些正视它的信条的人们的恩赐。”
每当我品味这些文字的时候，都禁不住心潮震荡，热泪盈眶。庇古先生虽然身为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终身教授，但是却有着异常真挚的穷人情怀，他终生致力于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愿意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把这部著作郑重地介绍给广大读者，并祈求没有损害原著的光彩。
我的学生毕建凯和孙立新在上卷译稿文字输入和下卷翻译形成初稿等工作中给我以极大帮助，曲伟、汪振洋、崔佳、王青芳、李敏等也做了许多协助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正是在他（她）们的协助下，我才能“连滚带爬”地将这部译著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外，我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陆民仁先生的中文译稿，前人的工作对于后人总是大有裨益的。我由衷地感谢命运交付于我这样的任务。
金 镝
2007年2月20日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