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技艺”的悲剧性双重牵制
塔巴赫尼克（David Edward Tabachnick）著
赵卫国 译
一
尽管 “悲剧性”（tragic）确实是海德格尔思想中重要的话题，但他的著作几乎没有专门讨论过悲剧。他虽然经常提到悲剧诗人和剧作家，但他从来都不是特意分析悲剧性或提出某种悲剧理论（盖尔文[Gelvin]，页555）。尽管如此，一些学者还是成功地在海德格尔那里指出了大量的悲剧意义（见盖尔文、舒尔曼[Schürmann]、迈克尼尔[McNeill]、施米特等等）。比如舒尔曼就把海德格尔对人的生存的描述，理解为一种明显的悲剧性的“双重牵制”，暗示一种对命运无法协调的拒绝和包容。本文将进一步揭示，海德格尔在讨论技艺（teche），讨论技艺知识的时候，涉及的这种“双重牵制”，因为它关系到技术（technology）的解蔽。[60]一方面，海德格尔确认柏拉图的技艺（techne）是现代技术建构的基础。而且，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技艺是“极端的危险”，“威胁着人的可能性，禁止他进入到更始的解蔽活动之中，禁止他由此而体验更源始真理的召唤”（《技术的追问》，页333）。然而，另一方面，技术同样内在地包含“拯救的力量”，这可能促使我们再次体验“科学源初的希腊本质”，我将证明，这就是类似于前-柏拉图的技艺，它可以允诺我们返回到更加本真的存在道路，把我们从前面所说的技术危险中解放出来。“于是”，海德格尔断定，“技术的本质展开，自身就包含着我们深信不疑的东西，潜藏着可能升起的拯救力量”（同上，页 337）。这样，奇特之处就在于，对于人的生存（existence）的最深刻威胁而言，技艺既是染疾所在，也是一种治疗，技艺既是其起点，又是其终点。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似乎并非所有的技艺都形成同样的东西：一方面技艺是危险，另一方面技艺又是拯救。比如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他把技艺说成人得以被重新唤醒的一种方式，从而使人在面对自然或physis的超强力量时，回忆起他们的重要性。对技艺的这种极端解释，源自于对合唱队的“人颂”的分析，这一节见之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下列几行是海德格尔的翻译：
他在冬季的南风所扬起的汹涌波涛中扬帆启航……他猎获旷野中的兽和海洋中的鱼……他找到了回应逻各斯（word）的方式，找到了迅速而全面理解的方式，获得了统治城邦的勇气。（海德格尔《形而上学》页146-165；《安提戈涅》行332-75）[61]
表面上看，人们可以把“人颂”理解为人发展技艺及其成就的故事，理解为人从源始的水手、古老的猎人，变成了大城邦的建设者。基于这种考虑，人颂反映了我们传统的、人类学的理解，即我们的知识和技能代代相传，日积月累，最终无情地导向了当今的技术时代。然而，海德格尔断然拒绝这种解释，应该说，海德格尔不是要讨论关于逃离或掌控自然的进步故事，不是将航海、狩猎、建立城邦描画为人类发展的代表阶段，而是描画为他所称的“超强力量”的活动场所或“展示的舞台”。有人以为，人类早期制造船只、矛和箭、建造房屋和城邦的主要目的，在于交通运输、获取食物或者寻求避身场所，很显然，海德格尔拒绝这一说法。毋宁说，这些事情首先或最重要的意味，是与自然的交流，是生存或存在最源始的真理的展现或公开。[62]
要说海德格尔在技艺的最初关联中，也把这些技艺的产物看作对自然施暴，这纯属奇谈怪论。船员利用或使用风和水，强迫这些要素服从他的命令。同样，农夫、猎人或城邦建立者利用自然的运动，并且施加暴力于自然。但是，这些表面的强迫均属暂。最终，自然的运动暴力回击了技艺的暴力：技艺的产物变成了自然愤怒、毁灭或扫除的目标，自然恰恰通过他们暂时利用的要素进行回击。技艺的产物是“展示的舞台”，但是在这种意义上，即通过它们的毁坏，人们认识到，一切短暂，并开始思考或追问一切存在者本真的或源始的真理。于是，通过航海，我们展示了大海的超强力量，通过狩猎，我们突显了猎人无法抗拒的痛苦，通过建立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某种灾难的城邦，我们认识到自然毁坏更多事物的力量。在所有这些事物中，存在者的限度和有限性，通过被自然击溃而得以展现。假如没有技艺产品的制造，这种公开，这种展示就将不会发生。
当然，如果在海德格尔著作之大背景下考虑这些描述，就不会显得奇怪。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把人定义为此在，是唯一有能力追问存在问题的存在者。而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写到：
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人是存在的守护者。人在这种“匮乏”中什么都不少；毋宁说，他从中获得了存在之真理。他赢得了守护者本质上的贫困，其尊严在于被存在本身唤入到存在的真理的保存之中。（页245）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论（fundamental onology）和他描画的技艺之间的平行关系，借助前者，他描画了我们与存在的关系，后者作为“展示的舞台”，则突出了生存的本性（nature）。此在守护或照料着与存在的关系，而不是控制它的展现，与此类似，在我们的创建活动中，我们不是要掌控自然，或成为我们创建的事物的“主人”，相反，是要邀请存在显现、发生或开放自身，重新作为“存在的守护者”而展现。但是，正如以下将讨论的那样，技术作为“摆置”（enframing），恰恰是在寻求统治，并彻底地支配自然（nature）。
简单地说，这里发生着某种悲剧性的事件。我们人类被赋予了神奇的能力，能够使用工具，进行建造，但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进步或改良，而是为了把生存理解或思考为一种在变迁、生灭的过程中流变的方式。最早的人通过取火、制造轮子或土屋，就认识到他们正在参与这样的一种过程，在海德格尔看来，即使这一点很难使人相信，但是，刺激这种创造能力的寒冷、痛苦、饥饿和恐惧的体验，对于存在之解蔽也是必须的。为了使存在得以解蔽（被守护），我们必须以这种唯一的方式承受痛苦。更进一步说，我们企图通过建造人为的东西（可以耐得住自然界之变动不居的事物）去阻止或中止这种痛苦，却给了自然以展示“超强力量”的机会，并再一次突显了生存的短暂。所以，技艺不允许我们从自然的痛苦制约中逃离，毋宁说，技艺是自然毁坏力量的一种邀请。我们的技艺产品只不过是加于质料之上的暂时形式，注定要被强行带回到自然世界的多样性之中。
我们并不仅仅局限在对“人颂”的分析上，另外一个古老文本同样描述了我们人造物的易变特性。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希腊人的城墙似乎就是超强力量展现的场景：
建筑物对抗着诸神的意志
城墙无法持久……
……
注定要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波罗和波塞冬将用水淹没它们，并埋入沙中。（卷12行10—33）
建造巨大的城墙来对抗神，却只能被神压制。技艺再次成为对抗自然的暴力，然而，它又是对自然的一种邀请和开放。[63]同样，《安提戈涅》中提到的忒拜城（Thebes），本身就预示了这种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的双重牵制。克瑞翁（Creon）藐视神，紧急情况下颁布禁令，不准为他的侄子波吕涅刻斯（Polyneices）——一个城邦的背叛者——举行传统的神圣葬礼。但是，由于引进了肆意（hubristic）的法律，他就给城邦带来了灭顶之灾。吉曼（Clare Pearson Geiman）解释到：
作为技艺的人类活动，被卷入到自相矛盾的必然性之中。一方面，它必然要求人类层面上的正义和统治的可能性和规范。另一方面，它又必然要回应一种更高的法令，迫使这样的秩序不断地破坏和重建。（页171）
换言之，人制造的一切形式，不管船还是矛，法律还是政治，都要陷入悲剧性的自相矛盾之中——人类秩序的技艺性强制，刺激了自然秩序暴力的复兴。这就解释了在“人颂”第四或最后曲目中看到的奇怪警告：“当他制定地上的法律和他效忠的神的公正时，他和他的城邦就高高升起——但是，那些由于不计后果的胆大妄为而施行残暴的人，城邦会驱除他们”（《安提戈涅》，行368-375）。
前三曲描述了人如何消除对他行为的传统限制：土地、野兽、环境和疾病。我们通过农艺征服土地，通过狩猎和诱捕征服动物，通过建造房屋或城邦抵御寒冷和风雨，用医术治愈疾病。现在，歌队告诉我们，只剩下死亡是对人类创造力的一种限制。人们可以设想，有朝一日甚至也会突破这个限制。在这一点上，技艺可能不再是某种展现的舞台或临时的强制，而是变成持久或永恒状态的顶峰。一旦自然强暴的反作用力不再能够毁灭我们的人工物，那么，我们就将不再目睹生存的暂时性，并由此断绝了人的最本质经验。我们已经逃离了自然环境，我们几乎完全从生活中消除了悲剧性的要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样也锁蔽和遗忘了我们的本性、本质和目的。我们已经征服了自然，可奇怪的是，我们同样也已经征服了我们自己：正如颂词中的表达，技艺已经产生出了某种“超出预期”或“我们美梦之外”的结果，如果我们的技艺知识不是必然地掌握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的话。相反，它同时产生着善和恶、低贱和高贵、毁灭与伟大。
正是从这里，歌队想让我们把神的法律编入到城邦的织物之中，以便提醒我们的局限性，并由此使我们与自己的本质吻合。颂词提出了这种努力，作为对我们的技艺成就摸棱两可的、悖论性的或超道德特性的补救措施。我们超越自然，从自然环境的严酷中获得自由，只一味被我们自己的创新围裹。歌队建议了一个解决方案。将自然法则和神圣的公正编入城邦的织物之中，这会恢复人的某种限制或界限，同时也让某些自然要素得到休养。
有人可能会说：海德格尔名声狼籍的校长致辞《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便以我们忽视“人颂”中的警告为前提。可以争辩的是，在我们的技术时代，任何意义上的限制都消失了。与其说是临时性地把形式强加于质料，不如说，二十世纪的人工制造物是永久强加的形式，是没有限制的产品。现在轮到海德格尔号召重新夺回失去的技艺，说它能够也应该重新得到（页31）。他引用普罗米修斯的话，“‘但知识远不如必然性有力量’。这就意味着：所有关于事物的知识，都事先受到无法抗拒的命运摆布，并在它的面前失败”（页31）。海德格尔是想让我们离开对永恒和不朽的强调——即我们的技术所预示的强调，从而走向《安提戈涅》中描述的技艺的流变和暴力特性。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纳粹德国和二战之间复杂的牵连。对于海德格尔来说，重新武装德国的巨大技术成就，将以某种方式恢复德国民族或人民的本质，这种本质已经消失在二十世纪初文明化的“技术疯狂”之中。[64]近似技艺的军事化，能够充分体现超强力量的敞开吗？或许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尽管冒着世界大战毁灭祖国的危险，这种危险同样会造就出一个更加伟大、更加本真的德国。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在校长致辞的末尾，他对柏拉图《王制》497d 9那句有争议的翻译：“一切伟大的事物都立于暴风雨（episphalês）之中”（页39）。[65]他把episphalês翻译成“立于暴风雨之中”，煽动性十足。[66]比如，布卢姆（Allan Bloom）就把这句话翻译为“一切伟大的事物都一定会有跌落（episphalês）的危险，而且真就像俗话所说，好事难求”。正如布卢姆在他对《〈王制〉义疏》所言，这一段文本极其重要，因为正是在这里，苏格拉底似乎要使某些对话者们信服，尽管充满了巨大的危险和困难，但是将哲学和城邦相联系还是可能的：“城邦如何才能把握哲学，而自身又不被毁灭”（《王制》97d9；布卢姆译本，页397-401）。当然，《王制》卷五列出的更多主题是，根本性地改造城邦、严格限制私有财产，并建立公共培育和教化机制。本质上，哲学在城邦的胜利，必须要求城邦的毁灭和重建。同样，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纳粹意识形态的胜利及其德国至上的目标，也是可能的，这仅仅是因为，德国足以伟大到了“立于暴风雨之中”，便可要求战争和毁灭。对他来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建筑、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艺术，必须走上和希腊人建立他们的城墙相同的道路。这一定将是暴风雨（易于跌落和动荡）——不是保护或隐藏，而是顽强抵抗西方思想和文明的坍塌和混乱，为某种“新的开端”做好准备。[67]
二
但是，既然海德格尔要求返回到这种技艺的暴风雨（episphalês techne）中，那么，我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技艺首先却离我们而去了呢。在《技术的追问》中，他把“摆置”（Ge-stell）的揭蔽，现代技术的本质，看作是希腊意义上源始技艺的障碍。古代的技艺，是展现作为超强力量的自然的场所，现代技术的本质无法引起这样的展现。在同一篇文章中，海德格尔把古代艺人的手艺描述为“引出”（brinng-forth），这种工作在与质料的本性配合或协调中，制造人工物，比如一把椅子或一间房子，而现代技术人员则被描画为“逼出”（challenging-forth），改变质料的本性，使之更坚固、更舒适、更耐久等等。古代技艺不过是揭示，现代技术则是摆置。早期人类的发明仍然受制于自然的特性，因为自然仍旧“透过”艺匠的强制而“闪现”（shine throug）。比如，一个木匠把形式加到木头上，而一旦椅子完成后，木头仍然还保留其自然特性，它仍然会趋于腐烂，而且是在林木的层面上，和被砍伐的树木同样的方式趋于腐烂和分解，木匠的椅子是自然展现的一个场所或一个舞台。[68]与之相比，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技术的发展，不是要和自然合作，而是试图取代它。一个原子能工程师可以利用自然要素的结构，生产人工元素。以钚为例，决不受其所来源的铀的约束，或返回于铀的特性；钚的特性（比如其放射能的级别）始终是人工的。同样，改变了遗传基因的人，从来不会考虑要返回到他所源自的肉体的自然特性（比如疾病或虚弱的身体），于是这个机体始终都是人造物。现代技术的人造物并不揭示自然。而且，由于身处技术社会，我们的世界充斥着如此众多的“遮蔽着的人造物”，我们就被连根拔起，而且越来越意识不到、遗忘了生存本质性的流转和短暂。正如海德格尔的描绘，“摆置锁蔽着真理的闪现和运作”（《技术的追问》，页333）。[69]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早在计算机、汽车和其他机器出现之前，技术的这种摆置本质就已经展现出来，只是想来展现的的地方可能有些奇怪：在古希腊的柏拉图哲学中。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描述了柏拉图哲学如何强调eidos——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的持久和永恒的特性，这使我们的自然（physis）概念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变得狭窄，并且为人类知识在世界中的无限使用开辟了道路。他追问道，“如果本质的结果被提升到本质本身或本质之发生的层面上，那会怎样呢”？他继续说道，“问题的结症并不在于physis被描画为理念，而是对存在而言，理念变成了唯一和决定性的解释”（页182）。海德格尔解释说，理念最初就被理解为他称之为自然的生长、“运作”或“发生力量”的可见现象。[70]这样，理念只不过是自然的结果。柏拉图的“理念论”仅仅提升了可见的东西，由此“视觉形成了事物，视觉成为决定性的并代替的事物本身”（页183）。从此，作为生生不息的自然physis，就在表面的、不动的eidos中被忽视了。理念于是就变成了一种我们所向往的世界的范型（paradeigma）、一种模型或原型（prototype）。海德格尔总结道，“因为存在的真实宝藏是理念，而且理念是原型，所以，所有存在的揭示就必然指向了模型的同化，理念的居所”（页185）。换句话说，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理论，实际上是人的思想本身，变成了世界应该所是的宝库——贮藏着更好的、更完善的世界蓝图。于是，在这种印象下，我们就开始改造世界，使之符合我们需要的理念，把它吸纳到模型之中，或者按照我们的理念进行调节。这样，借助柏拉图哲学的镜头，自然就被构想为原材料，准备按照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任意规范或塑造。[71]
从此，技术的本质便开始把自身展现为类似现代技术的东西。甚至在还没有诸多“技术”本身的时候，技术出现的前景就已被建立。柏拉图哲学提出了另一种方式，通过这种他思考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生存就变成了技术性的。在古代雅典，大部分存在者虽然通过透镜而被看待，但本身并未受到影响。然而，随着这种思维模式越发流行，越来越多的存在物发生了转化。后来的科学发展进程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结果，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一直到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同样，从柏拉图教育思想最初的产物，发展到全球性的技术，也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柏拉图的技艺变成了改造世界的“有利于行为和制作的反思过程”（《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页218），因为通过它，生存被吸纳到了技艺的模式中。现在，技艺不再展现自然，而是变成了狭义的有待技艺改造的原材料，海德格尔称之为“持存物”（standing reserv）。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这种转变有助于客体化和控制自然的现代科学，有助于一种技术思想——摆置（Ge-stell）。技艺通常能够把人“来来回回地”抛掷于“有形和无形、秩序和危害、邪恶和高贵之间”（《形而上学导论》，页161），就像《安提戈涅》和其它古代作品描绘的那样，技艺现在把世界转化、吸纳并调节到了原型（即eidos）的模式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同样也把人自身包含了进去。
一旦被解蔽的东西甚至不再把人看作对象，而仅仅当作持存物看待，那么，在非对象性中的人，无非就是持存物的订造者，于是，他就走到了陡峭悬崖的边沿；就是说，他走到了自己也将被当作持存物的边缘。（《技术的追问》，页332）
虽然这里还不完全清楚，海德格尔是否考虑到了基因工程的可能性萌芽，或只是在重复那个相似的主题，即人作为工业化“魔鬼工厂”大机器上的小齿轮，而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确实特别提到无性繁殖和生物技术，来对技术进行分析。比如，在他1939年的论文《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
的本质和概念》中，他说到：
如果人达到了这种[自我无性繁殖]的程度，他就已经炸开了自己，也就是说，将其作为主体性的本质炸入稀薄的空气，从而绝对的无意义被估价为单一或唯一的“意义”，并且要维护这种看起来是人在“统治”地球的价值。（页197）
换句话说，“制造”人工物的无限能力，变成了唯一的人类的操作方式（modus operandi）时，制造的任何界限——无论是传统、法律，还是其它的价值——都必然会被取消。当然，消除了疾病和焦虑强加给我们的限制之后，我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但这自由超出了我们如何度过我们生活的界限。然而，藉由同一种逻辑，已给定的健康和幸福观念所施加的界限，也必然同样被消解，以有利于同样的自由。确实，人的死亡率或存在的特定情绪和状态，我们为什么要受这些限制呢？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任何事物，无论星球还是人本身，必然都能够被理解为持存物，因为一切都不过是要被型塑的原料。可以没有幸福、没有尺度、没有最终的善，没有更高的东西来指引、领导或限制我们的制造。因此，绝对的无意义就被估价为单一或唯一的“意义”，因为，唯一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不受任何强制、任何制约。在后来的一个采访中，海德格尔解释说：
我把当今正在发展的东西思考为生物物理学，在可预料的将来，我们将拥有以某种方式造人的能力，就是说纯粹按照他的有机存在，根据我们需要他的方式去制造他：熟练的或拙笨的，智慧的或……愚蠢的，这真的将会实现！……所以，首先，我反对技术的误解是不成立的。我把技术的本质看作一种向人发出挑战的力量，反对它，他就不再自由——某种东西，即存在与人的关系正是在这里宣告出来——有朝一日，这种隐藏在技术本质中的关系，将以其公开的形式展示，我不知道这是否将会发生！（《对话》，页43）。
毫无限制的制造能力，意味着人必然既熟练又生疏，既聪明又愚蠢，没有任何阻碍或障碍。即使我们不喜欢这样的观念，海德格尔也会论证说，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三
那么，我们要克服柏拉图形而上学的统治，要再次体验技艺已失去的悲剧性意义，我们要从克隆的世界和技术虚无主义中得到拯救，对于这些，海德格尔给出怎样的建议呢？正如前文的暗示，海德格尔的校长致辞指出，通过战争的暴力，我们的技术时代可能会被震惊，由此而为某种新的开端开辟道路。他不愿意明确否认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这或许暗示，他还抱有微弱的希望，希期望有朝一日，在遥远的未来，某种类似的人间努力可能会回击并毁灭技术的建制。[72]战后，1966年《明镜》杂志对海德格尔的采访常被引用，访谈中，他隐讳地解释说，纳粹“思想太缺乏创见”，所以不能实现或利用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机会。[73]
实际上，正是由于纳粹失败，才使海德格尔开始怀疑，当时所有对于技术的政治回应是否真正可能。[74]在《明镜》访谈中，他询问，“一种政治制度如何可能使自己适应技术时代，哪种制度将成为这样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回应技术的本质”（页104）。由此，海德格尔就走上了一条更加被动的道路。认识到政治或社会无力回应技术，这使他既远离了呼吁利用暴力重新体验源始技艺的企图，也令他提出这样的看法：在技术的摆置本质之内，就蕴藏着再次经验有限性意义之揭示的观点。正如上述引文中他解释的那样，在技术的统治中“某种东西，……即存在与人的关系正在宣告出来——而且……有朝一日，这种隐藏在技艺之本质中的关系，将以其公开的形式展示出来，我不知道这是否将会发生！”
我们认识到，技术现在支配着我们，而我们控制不了技术，这样，我们就可能再次认识到，企图把握超出我们控制之外的命运，必然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正如齐默尔曼（Michael Zimmerman）所言：
尽管在一方面，海德格尔描述了古老的世界如何正在被淹没于技术的发展之中，但他最终并没有绝望。相反，他仍抱有希望，他认为，拯救的力量将从技术虚无主义的危险深渊中生长出来。（页133）
就像朱柯特（Catherine Zuckert）总结的那样：“从他的哲学史研究中，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中，他学到的东西就是，用‘意志’或强力检测这种技术的层次，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页72）。[75]
与积极的夺取相反，轮到海德格尔主张超然或被动（泰然任之，Gelassenheit）的态度了。“我们离危险越近，进入拯救力量的道路就开始变得越发敞亮，而且我们就变得越发惊奇”（《技术的追问》，页341）。只有我们充分地认识到技术的极端危险，这时，我们才会准备踏上摆脱技术虚无主义的新征程。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被动性只不过是使我们对技术的展现保持开放的一种途径。这就是当他引用荷尔德林诗句时的意思：“但是，有危险的地方也，同样生长着拯救的力量”（《技术的追问》，页340）。奇怪的是，尽管技术是最威胁我们的东西，但借助它，我们同时又可能再次感受存在的揭示。通过我们减少持存物，我们认识到，我们并不控制技术的展现，而仅仅是参与到超强力量的展现之中，一旦得到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能重返一种更加本真或自由的与技术的关系，由此而返回与存在的关系。
正如“人颂”中的源始技艺给予了一条创造和毁灭的道路，现代技术也同样如此。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我们必须走到灭绝的边缘，才可能再次经验到古代水手们的焦虑和恐惧，他们被宇宙可怕而无法抗拒的力量无助地抛掷，远非今天的我们可以比拟。
四
总之，在技艺和技术两者之中，我们都发现了某种悲剧性的双重牵制。技艺既是我们逃离自然的原动力，又是我们被迫返回自然的场所。透过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摆置作为技术的本质而得到揭示，这就是我们遗忘存在的根源。然而，技术的末路也同样可以使我们返回技艺源初的希腊意义，即作为展现的舞台：既是极端的危险，又是拯救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要么技术自行-遮蔽的无法阻止的步伐，技术自身的本质，将把我们置于灾难的边缘，要么，隐藏在技术中的拯救力量，将指引我们返回到它本身，揭示出我们根本上的有限性。在后者使其自身被识别之前，前面的选择必然已经发展到了边缘，而我们无法使其发生，我们只能悲剧性地伫立于暴风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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