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的《论演说家》与拉伯雷

塞维尔（George O. Seiver）著

黄汉林　译

关于拉伯雷运用或借鉴古代作家和作品的探讨，与西塞罗相关的部分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或者说，即便已有研究，但强调不当。普拉 塔德（Plattard）在其拉伯雷研究[1]中坚持认为，“尽管高康大建议说，庞大固埃在巴黎学习时，要通过　‘模仿西塞罗的文风’，从而形成自己的拉丁风格，但拉伯雷似乎与西塞罗的著作并没有太多实际的相同之处”（页187）。勒弗朗（Lefranc）编订的拉伯雷全集，显然有着同样的疏忽，尽管其编本中有极少的几处直接提到西塞罗，还 有许多注释表明［拉伯雷］可能参考过西塞罗，然而，这些参考 被认为来自伊拉斯谟（ Erasmus）。但关于这一点尚无完全一致的看 法。[2]毫无疑问的是，拉伯雷经常旁征博引。本文的目的正是要表明，拉伯雷如何借用西塞罗的《论演说家》和《演说家》。[3]

许多已得到证实的迹象表明，西塞罗对整个16世纪思想生活的影响无所不在、持续不断。其中最为戏剧性的便是西塞罗主义者与反西塞罗主义者之间的著名“论争”。随着伊拉斯谟的《西塞罗式风格》（Ciceronianus）在1528年出版，[4]这场论争达到白热化。西塞罗对人文主义学者的影响，最初尤其明显地体现为对西塞罗风格的模仿，特别是对其书信体写作的模仿。但是，过分崇拜罗马演说家的风格导致模仿者们阅读这位老师的所有著作。对于不能在西塞罗作品中找到或证实的一字一句，有些狂热者甚至不许自己使用；但也有其他真诚的西塞罗仰慕者，他们并非只是肆意地复制西塞罗的风格。布克哈特（Burckhardt）对意大利的情形表达了如下看法：

从十四世纪起，西塞罗的著作被普遍认为是最纯洁的散文典范。这绝不是完全由于人们对于他的选词造句和文章风格有公正评价，更恰当地说，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意大利精神充分而自然地符合这位书信作家的友善、这位演说家的才华和这位哲学思想家的透彻解释。公正的彼特拉克清楚地认识到西塞罗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政治家的弱点，但由于他非常尊敬西塞罗，便对这些弱点感到不高兴。在彼特拉克的时代以后，书信体的形成完全依据西塞罗的路数，除了记叙文之外，其他文体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5]

西塞罗在16世纪的法国同样牢牢占据支配性地位。尽管尚无任何研究从整体上论述西塞罗对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或此后的影响，人们仍然可以随处发现种种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清楚地表明，西塞罗式的理念和形式显然在法国流淌，丰润而持久。[6]不过，整个问题的一切关键和有趣的细节仍有待说明。当然，一直以来，西塞罗的著作都是早期和晚期人文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的思想源泉和学习源泉。麦克昂（McKeon）教授最近指出：[7]

无论批评学家和历史学家倾向于如何评价西塞罗的成就、原创性和连贯性，西塞罗的遣词造句都可谓影响深远，并引领了中世纪初期还有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古希腊和古拉丁思想的解释。直至今天，无论在研究、评论抑或品位上，我们仍远远未能使我们自身从这个悠久传统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西塞罗论演说的著作尤为适合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脾性，至少，在反对“哥特之夜”（nuit gothique ）的先辈们遵奉的惯例时，这些著作派得上用场。西塞罗经常在他的著作中攻击修辞学家们热衷于规则。那些修辞学家声称，要造就一个演说家，莫过于遵循他们教导的方法步骤，舍此以外，别无他求。对于这种主张，西塞罗有限度地承认修辞规则的有用性，[8]但他反驳说：“不是演说能力来源于演说技巧，而是演说技巧产生于演说能力。”[9]在这点上，西塞罗对这些“所谓的修辞教师”（《论演说家》卷一，12）态度温和，但这只是在礼貌性地敷衍这种受敬重却已过时的技巧。通观《论演说家》三卷，西塞罗抓住每个机会，对这些“所谓的修辞教师”大肆嘲弄和讥讽。他们坚持规则，同时却完全无视真正的知识，不仅愚昧而且荒谬——“可笑至极”（《论演说家》卷二，20；卷三，19）。在写给弟弟昆图斯（Quintus）的信中，西塞罗希望，“你不会把我的这几卷书归于可能遭受嘲笑的那类著作——因为，在那类著作中，参加讨论演说术的人们缺乏有关高尚技艺的知识”（《论演说家》卷二，3）。这些老师教导出来的只是虚伪的演说家、法律上的坏人，只知“朗诵条规、咬文嚼字”[10]的人。拉伯雷笔下的赫鲁费（Holopherne）、卜拉克玛多（Bragmardo）、“利莫赞的学者”，还有无数的律师和法官，正是遵循了这类课程和教诲，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一本好的拉丁文著作，他们自己的文字就是很好的说明，完全是掏烟囱的、做饭的、烧火人的笔调”。[11]

因此，西塞罗和拉伯雷都表达了他们对愚昧学究的厌恶。西塞罗坚决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但这并没有占据太大的篇幅。拉伯雷的讽刺剧对“诡辩家”却绝不曾笔下留情。无疑，在西塞罗和拉伯雷身上，都可以找到对修辞术——尤其是修辞家——的厌恶，这通常由两位作家笔下的其他人表达出来。对西塞罗和拉伯雷而言，这种厌恶具有独特的意义。他们把这类修辞家视为邪恶的根由，并想要消除这种邪恶。[12]

在积极的、创造性的方面，西塞罗和拉伯雷经常“英雄所见略同”。如果不是拉伯雷学识渊博，有各种丰富的素材来构思其文艺复兴时的人物，人们大概会论证说，西塞罗描绘的理想演说家正是拉伯雷构思的基础。

这只能是一种假设。西塞罗的某些思想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有系统的阐述，[13]拉伯雷可以从其他古典作家或一些当代作家那里选取自己的原则。但是，从本文研究的思想观点来看，在那些古典作家中，［同西塞罗相比，］没有谁和拉伯雷有如此之多的类似之处，没有哪部作品和拉伯雷的教育观念有如此密切的亲缘关系。对于拉伯雷的同代作家，同样可以这样说。况且，那些同代的作家关心的是教学法、道德或宗教的事情，如果超出了这些范围，他们通常把自己的读者指向古典作家，绝大多数情况是指向西塞罗。

宣称拉伯雷借鉴西塞罗的《论演说家》，有三个主要理由：（1）西塞罗在16世纪的重要地位；（2）该时期演说术的重要性；[14]（3）在表达和思想上，西塞罗与拉伯雷近似之处相对较多，有时甚至如出一辙。[15]

《论演说家》中有两段话构成了拉伯雷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第一段是在描述了完美演说家的特点之后，西塞罗继续写道：

为此，演说家还应该幽默、诙谐，是配得上出身自由的有教养者， 回答和攻击时应具有优美而高雅的敏捷和简洁。（《论演说家》卷一，5）

第二段出现的地方是，苏尔皮基乌斯（Sulpicius）要求进一步解释寻求好的演说术时需要遵循的方法，克拉苏斯（Crassus，西塞罗的代言人）回答说：

首先，我完全承认，作为配得上自由出身、受过博雅教育的人，我学习过所有人都应该学习的共同的陈腐规则。（《论演说家》卷一，31）

这两段话尤其表明，西塞罗对“配得上出身自由的有教养者”和“受过博雅教育的自由人”的要求，与拉伯雷对有权进入［特来美］修道院者的要求，简直如出一辙。的确如此，两者都是“自由（liberes ）、出身高贵（bien nez ）、教养良好（bien instruicts）的人；谈笑往来者皆良朋益友”。[16]

这些概念都一再出现在西塞罗和拉伯雷笔下。首先，这些概念似乎在反复表达完美演说家的主要特征。其次，这些概念正是具体的人和人类通往梦想世界（dream-world）的钥匙。我们发现，较之西塞罗，拉伯雷更少限定目的的统一性。拉伯雷的餐桌更为丰盛和色香味美。当然，一个写的是关于演说术的论文，另一个描绘的是广袤的“世界图景”（mappemonde）。然而，两者经常志同道合。同样正确的是，在拉伯雷的四个要点中，西塞罗没有提到第一点，即“自由人”（gens liberes） ，[17]读者很难［从西塞罗这里］期待这点。但其他三点却显而易见：

……如果他不了解自由出身者应该了解的各种科学，任何

人都不能被称为演说家；甚至我们即使并没有把那些学科应用于演说，但仍会明显地表现出我们对那些学科是一窍不通还是做过研究。有如玩球的人们游戏时并没有采取学得的真正技巧，但是他们的动作本身仍然可以表明他们是受过训练还是一无所知……同样，在我们对法庭、对民会、对元老院做的演说中，尽管我们对其他科学并未做直接的叙述，但是仍然能够清楚地表明，演讲人是只熟悉演讲技巧本身，还是在从事演说时也用心学习过其他高尚科学。（《论演说家》卷一，16）

诸如此类的特征正是对演说家的要求，在给自己的儿子庞大固埃的信中，高康大的期盼也恰好涵盖这些特征：

……一心只求在我有生之年，能见到你在德性、言行、见识以及一切学术义理、处世治身之道上，无不做到修养成熟、彻底精通。（《巨人传》第二卷第8章，页101）

这三个主要特征是：（1）“温文尔雅的君子”（perpolitus-gentleman）几乎就等同于16世纪的“朝臣”（courtier）；（2）百科全书般的知识；（3）更为具体而深厚的博雅文化（liberal arts culture）。除此以外，或许还可以加上第四点，正好符合拉伯雷主张的“谈笑往来者皆良朋益友”。

有什么能够比闲暇时机敏而富有见识的谈话更令人愉快，更符合人的本性呢？要知道，我们正是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无可比拟地优越于兽类， 因为我们可以互相交谈，可以用言语表达我们的感受。（《论演说家》卷一，8）

因此，我们看到，两位作家从一开始就志趣类似，在定义他们最高的抱负时相差无几。两者的言语都意气风发、热情洋溢、斩钉截铁。当然，西塞罗说“为了他的居所”，但即便情况如此，这仍然是一个雄辩有力的宣言；另外，拉伯雷在某些方面更为客观。拉伯雷心中兴许也想着他所认识的人的荣耀，或者希望成为这样的人。这些人有布德（Budé）、伊拉斯谟、蒂拉居奥（Tiraqueau）。拉伯雷的庇护人可能也是这样的人，他们为拉伯雷提供了“自由、出身高贵、教养良好的人”的概念。拉伯雷可能认为，他们符合进入特来美修道院（Abbaye de Thélème ）圈子的要求。可以认为，西塞罗最终只是写了另一本修辞术著作，尽管它远不止于此。[18]

但是，拉伯雷远远超出了修辞术。

这个计划并没有对教育方面的考察：对人的本性的宽容大度（la nature de la générosité ），它信心并不太足；一旦人之本性瞥见科学之美，并设法通过一种规则的练习来获取这种美，学习就成为人之本性的“一种往昔国王般的时光”。[19]

必须列出上述这段概述，我们才能搞清楚西塞罗在16世纪人文主义文学中毫无争议的重要性。这位作者似乎认为，在西塞罗的《论演说家》与拉伯雷著作的重要甚至最关键的章节之间，无疑具有亲缘性。

在本研究的余下部分，我将主要讨论普拉塔德所谓的拉伯雷的学园共和国（Respublica Scholastica），更具体地说，讨论拉伯雷关于教育的思想。为了集中注意力和焦点，我的研究将基于西塞罗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陈述以及拉伯雷书中的两封信，即庞大固埃写给高康大和高朗古杰（Grandgouzier）写给高康大的信。我将更具体地指出如下几点：（1）对百科全书般的知识的强调；（2）需要获取的各种知识的详细清单；（3）为获取知识而提出的各种方法。但在必要的时候，其他关联之处也将在适当的地方点明。

西塞罗的段落：

还应该逐字逐句地熟背尽可能多的作品，不仅是我们作家的作品，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用来练习记忆。在这种练习中，我甚至也不反对联想地点和形象——如果有人习惯那样做的话，这种方法见于教科书。然后，应该让演说从这种室内悠闲的练习进入人群，进入尘埃，进入喧嚷，进入军营，进入尖锐的诉讼斗争，让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过来，让自己的天资能力经受考验，让这种封闭性的训练进入真实生活的阳光。还应该阅读诗歌，熟悉历史，选择一切具有高尚技艺的导师和作家来阅读，而且还要反复阅读，练习着进行称赞、解释、修正、抨击、否定。此外，还要从正反的角度讨论所有问题，从每件事情中抽出任何能够令人觉得可能的东西进行演绎。还应该研究市民法，熟悉法律，熟悉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元老院的传统规则、国家的制度、同盟者的条约和协定，熟悉国家的情势。最后，还应该从各种机敏诙谐中吸取风雅，把它有如盐粒那样，撒进所有的演说辞里。我已经向你们谈了我的全部想法。[20]

这的确是个“知识的渊薮”（abysme de science）。

现在，让我们详细分析在这段话里面找到的几个要点。

1.还应该逐字逐句地熟背尽可能多的作品，不仅是我们作家的作品，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用来练习记忆。

记忆作为一种学习工具，向来深受西塞罗重视。倘要列出《论演说家》中多处提到记忆的地方，这恐怕是个乏味而无益的任务。西塞罗经常强调记忆，这段有力的文字便足以证明：

我还需要谈一切事物的宝库——记忆吗？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它守卫我们觅得和构想的事物和词语，那么所有那些对于演说家来说是最美好的东西就会荡然无存。（《论演说家》卷一，5）

拉伯雷也重视记忆或背诵。

庞大固埃读书求学非常努力，这一点你不难想象，学业也十分长进， 因为他禀性颖悟，倍于常人，而且记忆力强，兼收并蓄，不下十二只张着大口的酒囊和油篓。[21]

研究拉伯雷教育体系的学者们试图确定拉伯雷体系中的原创性部分与仍然体现着学究主义的烦人和可笑的部分。这种做法总是带有某种程度上的辩解，且不无尴尬之处。在这种学者看来，拉伯雷喜欢并看重记忆能力当然就是“经院式”（ scholastic）方法的一个标志。“兴许并不能充分表明，（拉伯雷的）这个体系在什么地方与经院式教育有关；人们评论得没错，［这个体系的］重要并且几乎总是决定性的部分与［经院式］教育中的背记有关；人们已注意到，它与经院的体系并没有什么不同。”[22]

但是，这种看法有道理吗？是否由于经院式教育体系更多滥用背记而不是运用背记，就必然可得出，背记本身是一种受指责和“哥特式”（gothique）的学习方式？倒不妨认为，西塞罗对背记的坚持才是拉伯雷的古典权威，足以使他把背记纳入他的学习体系中。[23]

2.然后，应该让演说从这种室内悠闲的练习进入人群，进入尘埃，进入喧嚷，进入军营，进入尖锐的诉讼斗争，让所有的人的目光都注视过来，让自己的天资能力经受考验，让这种封闭性的训练进入真实生活的阳光。

拉伯雷发人深思的一个特征是，他把现实（realia）带进了学生的生活。在指出拉伯雷可能受惠的前人和同侪之后，普拉塔德说道，拉伯雷有三个“原创”的特征：

人们徒劳地从时代的教育特征中寻找，而这三个特征尤其源自拉伯雷的个人气质。第一个特征是关注教育与生活的结合，关注从具体的现实中、从日常生活的琐事中提取教育素材或选择适合教育的场合。[24]

高康大从早到晚的学习日程以及他经常细心地结合学习与实例，这些已经众所周知，毋庸赘言。然而，考察一下这种学习与生活的结合如何应用于拉伯雷技艺的修辞术方面，这会饶有趣味。“你不妨简单试试，你究竟获得了多少教益；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参加各种讨论会，与一切有学问的人公开辩论，赞成一切与反对一切。”[25]

由此，我们看到，对拉伯雷和西塞罗而言，一旦习得演说术的准则，演说术之艺就要放进公开、自由甚至无规则辩论之中加以考验。如果［两人］有什么区别的话，拉伯雷更为强烈地把这种考验看作彻底掌握的证明。在这一点上，我们再次碰到这个断言：拉伯雷这种为了公共辩论的学习只是中世纪传统的残余。“于是，拉伯雷和他的所有同侪一样，并没有设想高明的训练，只是以论辩作为对习得知识的考验。由此，他的教育法保留了一些中世纪传统的东西。”[26]

3.选择一切高尚技艺的导师和作家来阅读……

这种对友伴的选择正中拉伯雷的下怀，他在许多场合都极力推荐。毫无疑问，这对拉伯雷而言是个自然的趋向，他如此热切地寻求伊拉斯谟和布德的友谊，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个令人欢欣和受益的好友伴。与西塞罗一样，拉伯雷坚持与博学之士为友。“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参加各种讨论会，与一切有学问的人公开辩论……与巴黎以及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士交游往还”（《巨人传》第二卷第8章，页108）。在同托马斯特（Thaumaste）辩论的过程中，庞大固埃庄严正式地向他恭维：“因为一切美好都来自神，人们若遇到适于接受这天降雨露的人，亦即遇到有知识才学的贤人君子，便当广事流传，这是神的欢悦。”（第二卷第18章，页209、 211）［高康大］经过提摩太式的清泻之后，包诺克拉特（Ponocrates）进一步打破青年高康大已有的坏习惯，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只不过是“把高康大领到当地的学者群中，希望借这些学者的切磋，启发他的心思，砥砺他求学的志愿”。[27]

4.此外，还要从正反的角度讨论一切问题，从每件事情中抽出任何能够令人觉得可能的东西进行演绎……

仅仅通过阅读拉伯雷，我们并不能断言，他是否认可这种讨论。我们已经知道（《巨人传》第二卷第8章，页108），拉伯雷极其看重“与一切有学问的人公开辩论，赞成一切与反对一切（envers tous et contre tous） ”。不过，对于那些就赞成与反对（pro et contra）而辩论的人，他似乎不时表达出有力的嘲讽。在对“拜兹居尔（ Baisecul）与于莫外纳（Humevesne）两位大老爷”的审判中，庞大固埃被请来作为最终的仲裁人，他一开始就指出：“我敢肯定，你们和所有经手过这件案子的人，都尽你们的所能，把双方一切赞成与反对的论点和理由都加了上去，所以，本来可能是清清楚楚、容易判断的一件案子，你们却从阿克修斯（Accurse） ……”（第二卷第10章，页128）后来，在与英格兰大主教的论辩中，拉伯雷更加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想像那些无聊的诡辩家那样，就赞成与反对而辩论。”[28]因此，拉伯雷相当鄙视那些可为任一方而辩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与西塞罗针锋相对，西塞罗则极为看重这种能力。但是，在上引的例子中，拉伯雷同样不愿意“用学院派的演说方式来争论”。[29]

从整体上看，如果拉伯雷宜称自己反对赞成与反对式的论辩，人们可能会补充道，如果拉伯雷的意思完全是严肃的——我们绝不能肯定他是否严肃，那么，这就与他的意愿——就任何问题进行“赞成一切与反对一切”的公开讨论——调和起来。但是，从表面证据来看，拉伯雷反对赞成与反对式的辩论。[30]

西塞罗要求完美的演说家学习各项条目，我们将会看到，拉伯雷心向往之。在进入研究这些条目之前，我们必须更清晰地确定两人最为神合之处，亦即对百科全书式知识的需要。于西塞罗而言，它是引擎（leit-motiv）。西塞罗明智地承认，他提议的这样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在实践上难以实现，但他仍然强调之。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放松——允许演说家自由选择研究的主题。

如果有人觉得我提出的“任何问题”一语太无定指，那么，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看法缩减或删削，但我仍将坚持一点： 即使演说家不明晓其他技艺和科学的内容，仅仅知道法庭辩论和诉讼实践需要的那些知识， 当他需要讲演时，他只要向精通事物实质的人了解那些事情本身，那他便可以远比从事那些科学的人讲演得更好。（《论演说家》卷一，15）

接下来，我将引用最为有力的段落，尽管在《论演说家》三卷和《演说家》中可以找到许多表达相同思想的地方。

在我看来，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在各个方面都备受称赞的演说家，如若他不对所有重要的科学和技艺进行研究。演说辞的华美和丰富应该以对事物的认识为基础；如果演说辞不含有演说家深刻领悟和掌握的知识，那么词语必定是空泛的，甚至是孩童式的。（《论演说家》卷一，6）

但如果演说缺乏被演说家深入领悟和理解的内容，它必然或是毫无意义的，或者会成为人们的笑料。（《论演说家》卷一，12）

所以，如果有人想知道对演说家的含意的完整而准确的界定，那么在我看来，演说家堪当这样一个含意广泛的称呼， 即演说家乃是对任何需要用语言说明的问题都能充满智慧地、富有条理地、词语优美地、令人难忘地以一定的尊严举止讲演的人。（《论演说家》卷一，15）

……如果他不了解自由出身者应该了解的各种科学，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演说家。（《论演说家》卷一，16）

因此，我们的演说家，并不是我们要在学校中寻求的纯粹演说者，也不是法庭上的咆哮律师。[31]

最后，我们可以在此回想西塞罗早前在《论演说家》中言之凿凿的话语：“要知道，演说术需要拥有对众多科学的广博知识，若没有那些知识，文辞便会成为无聊而可笑的空谈。”（《论演说家》卷一，5）

这些段落最为明确、最为贴切地强调了完美的演说家要具有无所不包的知识，也表达了《论演说家》的鲜明主题，《演说家》亦经常重复之。更具体地说，我们看到，这种对百科全书式知识的要求针对的是只需奉守规则的“旧”学校的要求，西塞罗自己经常抓住机会取笑这样一个体系的结果，常常把自己心目中的演说家与“配得上出身自由的有教养者”（eruditio libero digna）的理想结合起来。[32]

西塞罗雄辩有力地敦促听者和青年矢志于学：

因此，年轻人，请你们继续正在做的工作，专心致力于你们正在从事的事业， 以便为自己赢得荣誉，为朋友提供服务，为国家争取利益。（《论演说家》卷一，8）

在写给儿子的信中，高康大流露出的愿望和敦促与此不无相似之处：“为此，我的爱儿，我勉励你善用你青春的光阴，一心向学，培养德性。”（《巨人传》第二卷第8章，页105）在同一封信的另一段，我们找到对成熟时期的劝勉：

因为，今后你长大成人，还当走出这清静的读书生涯，去学习骑术和诸般武艺，保卫我们的家乡，在你的亲朋好友遇到危害、受到坏人攻击的时候，给予他们援助。（同上，页108）

在这一点上，无须强调拉伯雷对一切知识的热情。他自己已经做了极好的总结：“总之，我把你看作一个知识的无底深渊。”（同上）

现在，我们开始考察西塞罗提出而且也可以从拉伯雷那里找到的各种具体的知识条目。然而，必须记住，某些“学科”在拉伯雷那里自然会有不同的强调，例如语言。西塞罗并非要贬低自己从希腊得来的恩惠，[33]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同于“三语学园” （ trilingue Academie ）的精神和关切来承认这种恩惠。关于拉丁语——人文主义者的语言——的问题，西塞罗兴许乐于听到高康大的推荐：“你要形成你的风格……拉丁文要模仿西塞罗。”（《巨人传》第二卷第8章，页106）

“你应该熟读所有史传，铭刻在心；乾坤学（Cosmographie）对你开卷有益。”（同上）拉伯雷使用的“Cosmographie”一词，意思不大明确。它当然并非只是地理学，因为下文数行虽没有实际上提到名称，但拉伯雷特别说到研究地理学的问题包括植物学。

至于自然界的事物，我也希望你抱着好奇心去探索。务使没有一处江河湖海你不认得它的渔产；举凡空中的飞鸟，森林里的大小树木和荆棘，地上的青草， 山腹和海底的矿藏，东方和南国的宝石，无一不让你闻其名而知其实。（同上，页107）

在这个词更广泛的意义上，拉伯雷心中想到的很可能是历史，“乾坤学一词对拉伯雷与对古人们一样，是对宇宙的描述”。[34]在拜兹居尔控告于莫外纳一案中，对于“那群对所需法律一无所知、靠税款养活的大笨牛”（《巨人传》第二卷第10章，页129），拉伯雷向这群“笨牛”法官发泄愤怒，因为“他们对于人文学术、古物古史，简直一无所知”（同上，页131） 。

与其他知识一样，西塞罗同样强调对历史的全面知识，尤其是对法律人而言。

他不仅应该熟悉过往时代的历史事件，尤其是我们国家的历史，也要熟悉帝国民族和著名帝王的历史。我们的朋友阿提库斯的努力已经明确了我们在这里的任务，他的一本书中涵盖了七百年的纪事，按照确切的编年顺序，省略了不重要的事情。对于发生在你出生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你就等于仍然是个孩子。 因为，除非人的生命通过历史的足迹而与我们先辈的生命编织起来，否则，人的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况且，提及古代和引用事例会给演说辞带来权威和可靠性，也会给听众提供最高的愉悦。[35]

“各门博雅之艺（ars liberaux ），如几何、算术、音乐……像天文学等，应该掌握所有规律。”[36]西塞罗要求完美演说家必须掌握的条目清单发人深思，他并没有忘记把自然的学科添加其中。

至于音乐研究，还有那些被称为文法学家的人们所从事的文法研究，有谁深入地研究它们而不能以精深的知识和理解去掌握这些科学的全部的、几乎是无边际的意义和内涵呢？[37]

“关于民法的宏文巨著，我希望你熟读牢记，然后理智地加以思索。”[38]根据拉伯雷对法律的喜爱，可以断定，他打心里是个律师。在他希望其学生学习的所有学科当中，法律似乎是最重要的一门。当然，在这点上，拉伯雷与其最好的朋友布德和蒂拉居奥一致，无疑也与西塞罗一致。[39]

自然而然，在论及演说家时，西塞罗会强调，对于塑造演说家而言，至关重要的部分必须包括法律知识。“他应该要懂民法，它是法庭上日常实践所必需的。想要在法律争论或市政争论中辩驳，却对法规和民法一无所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羞耻呢？”[40]

从本研究可得出，在西塞罗对完美演说家的研究当中，拉伯雷很可能找到他感同身受的观念形式（body of notions），它与文艺复兴时期设想的理想人（ideal man）匹配无间，“在德性、言行、见识以及一切学术、义理、处世、治身之道上，无一不做到修养成熟、彻底精通”（《巨人传》第二卷第8章，页101）。的确，兴许已有前人或同侪提出过拉伯雷的一个或某些观念。至于卡斯蒂里欧尼（Castiglione） ，我倾向于认同普拉塔德的看法：[41]卡氏的影响并非至关重要。

卡斯蒂里欧尼熟悉西塞罗，但重要之处在于，在《论演说家》的三卷当中，卡氏从第二卷中受惠最多，尤其是第54-71章。这些大致对应于《朝臣卡斯蒂里欧尼之书》第二卷中的42-84段。[42]在这些段落中，两位作者都讨论如何运用各种双关语、机智的反驳语和玩笑——演说家本人可以把这些利用起来。

卡斯蒂里欧尼还有相当多的地方借用西塞罗，但相对而言很少借自《论演说家》第一卷。唯一真正关键的借用涉及如何从贵族（ nobility）当中选择朝臣：

然后，鲁多维科大臣答道：“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个子不高的人也可有高贵的德性。但是，不要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我们还是有许多理由颂扬高贵。出身良好的人的后代，也令人赞赏，这当然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要塑造一种完美无瑕的朝臣，让他变得高贵。关于高贵，还有很多原因——这是举世公认的看法。”[43]

西塞罗只是说，“但是，由于我们探讨的是关于演说家，因此我们在谈话中应该把这样的演说家想象为不仅没有任何不足，而且还要完美得堪当一切称赞”（《论演说家》卷一，26 ）。西塞罗并不关心是否出生于“贵族”，而是关注更为接近拉伯雷所说的自由、睿智的人（gens liberes， bien nez）

因此，关于这位作家（卡斯蒂里欧尼），似乎虽然不能排除《朝臣论》对拉伯雷的影响，但在拉伯雷那里并没有可在《论演说家》中找到的思想统一性。《朝臣论》对目的的强调在性质上也不同于《论演说家》。伊拉斯谟、布德、蒂拉居奥，还有拉伯雷的其他友人，他们都可能在言和行上影响到拉伯雷。但在这些人当中，没有哪个与拉伯雷之间会有着像西塞罗和拉伯雷之间的那种近似性和全面的一致性。

拉伯雷自己在《简要声明》　（Briefve Declaration）[44]中表示，他熟悉《论演说家》，因为他指名道姓地引用了它，尽管是像他惯常所做的那样，引用时夹杂了自己的想象。在整个四部——或五部——著作中，拉伯雷有许多直接或间接的用典和借用出自西塞罗。年轻的爱德蒙在惊呆了的高朗古杰面前发表他的演说，拉伯雷如此赞美他：“简直是古代的格拉古斯（Graechus）、西塞罗或艾米利乌斯（Emilius），哪里像今天的一个年轻书童！”（《巨人传》第一卷第15章，页149）甚至约翰修士（Frere Jean）也推崇这位罗马演说家。“怎么，”包诺克拉特说道，“约翰修士，你也会骂人么？”“那是为谈话加点辞藻，”修士说，“这是西塞罗式修辞学的色彩。”（同上，第39章，页337）拉伯雷经常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达对西塞罗及其演说术的推崇。普拉塔德甚至坚称，[45]“在拉伯雷的整部著作中，有这么一种类型的章节，其特点明显地是在模仿（pastiches）西塞罗风格”。如果情况如此，我们岂非也可以推论出，关于西塞罗风格的知识，[46]必然意味着关于西塞罗著作和思想的精深知识？无可否认，西塞罗受惠于前人，拉伯雷受惠于更多的人。但我相信，上述分析表明，拉伯雷在精神和文辞上都受惠于西塞罗。

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是：所谓残留于拉伯雷身上的“中世纪”痕迹，全然不是中世纪的，而是源自完好的古典原则——在这个例子中是西塞罗的《论演说家》。因此，拉伯雷关于教育的观点，更多地属于16世纪人文主义者的观点。

[1]Plattard，《拉伯雷的著作：渊源、立意与写作》（ L'oeuvre de Rabelais：Sources， invention et Composition） ， Paris， 1910。

[2]比较Hermann Schoenfeld，《拉伯雷对伊拉斯谟的〈愚人颂〉与〈辩难录〉的讽刺》（ Die Beziehung der Satire Rabelais' zu Erasmus' Encomium Moriae und Colloquia）， PMLA，Ⅷ （1893），页1-76； L. Delaruelle，《拉伯雷如何借鉴伊拉斯谟与布德》 （Ce que Rabelais doit à Erasme et à Budè）， RHL， Ⅺ， 1904，页220-262； L. Sainean，《拉伯雷小说的现代渊源》 （ Les sources modernes du roman de Rabelais. I. L'humanisme）， RER， Ⅹ， 1912，页375-384； W. F. Smith，《拉伯雷与伊拉斯谟》　（Rabelais et Erasme）， RER， Ⅵ，1908，页215-264、 375-378。亦比较Pierre Villey，《十六世纪的大作家：拉伯雷与马罗》（Les Grands écrivains duⅩⅥesiècle. Rabelais et Marot）， Paris， 1923，页212：“拉伯雷正从一位古人身上寻找的如此行为和如此观念，对拉伯雷而言，不可能具有一种无须伊拉斯谟就可以加之于这位古人身上的意义，伊拉斯谟在拉伯雷之前就已评论和推广了此种意义，并开启了有助于看见这种意义的大门……”

[3]无疑，《论演说家》与《演说家》表达的某些思想在西塞罗的其他著作中有所推进，《布鲁图斯》与《论最好的演说家》亦重申过类似的主张；但是，《布鲁图斯》与《论最好的演说家》并不像《论演说家》与《演说家》那样持续集中地、令人信服地表现西塞罗思想的主体。

[4]对这场论争的较好论述，见Richard Copley，《埃提安·多勒》（ Etienne Dolet），London，1899，页195-228。亦比较Remigio Sabbadini，《西塞罗式风格》　（Stotia del Ciceronianismo），Torino，1885，页50-74；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The Civilis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 London/New York，1914，页253-254； Desiderius Erasmus，　《西塞罗式风格或一场关于最佳演说风格的对话》（Ciceronianus or A Dialogue on the Best Style of Speaking），Izora Scott英译，收入Columbia Universit“y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Series（哥伦比亚大学“贡献教育”系列）， No. 20. ， Paul Mon　roe编，New York，1908。

[5]Jacob 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前揭，页253。［译按］此段引文的中译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页249-250。此处略有修改。

[6]尤参Pierre Villey，《蒙田散文的来源与发展》 （Les sources et l 'évolution des Essais de Montaigne），2 vols. ， Paris，1908，I，页98-104。 Louis Delaruelle尤其说明了西塞罗的著作长久萦绕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脑海中。当然，具体来说，是萦绕在布德脑海中，见氏著，《布德：渊源、开端、主导观念》（ Guillaume Budé. Les origines， les débuts， les idées maîtresses），Paris，1907。Pierre de Nolhac，《彼特拉克与人文主义》（Pétrarque et l'humanisme） ，两卷本，Paris，1907，第一卷，页213-268。 Georg Voigt，《古代经典的复兴》（Die Wiederbelebung des klassischen Alterthums），两卷本，Berlin， 1893，尤其是卷二。Henri Busson，《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文学中的理性主义渊源与发展》（Les sources et développment du rationalisme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 la Renaissance） ，Paris，1922，页16-23。

[7]Richard McKeon，《中世纪的修辞术》（Rhetoric in the Middle Ages），见Speculum， ⅩⅦ，1942，页4。

[8]在描述了自己的修辞学研究之后（《论演说家》卷一，31-32），西塞罗补充说：“倘若我说那些学说一无是处，那是在撒谎。”（《论演说家》卷一，32）。但《论演说家》通篇都在否定这个妥协的说法。［译按］翻译中碰到的《论演说家》引文，参考了王焕生的译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但会据此处的文脉而有修改。

[9]《论演说家》卷一，32。本文对西塞罗的引文，使用的版本是《西塞罗全集》（Œuvres complètes de Cicéron），D.Nisard编，五卷本，Paris，1881。所有论演说的著作都在第一卷。同时，我也使用了Edmond Courbaud的考订版，《论演说家：卷一》（De Oratore：liber primus），Paris，Hachette，1905，后来再版于法兰西大学文集系列（Paris：Societe d'edition “Les belles lettres” ， 1922），但仅余少量评注。

[10]《论演说家》卷一，55。亦比较《论演说家》卷一，5；卷一，46：“我们在这次谈话中想要寻找的不是什么讼棍，不是什么饶舌者，也不是什么空谈家……”

[11]《巨人传》第二卷第10章。对拉伯雷原文的引用，我根据的是Abel Lefranc等人的考订版《拉伯雷集》（Œuvres de François Rabelais），四卷本，Paris，1913—1931，该版只包括《巨人传》第一卷《高康大》 （Gargantua）、第二卷《庞大固埃》（Pantagruel）和第三卷。至于第四和第五卷，我使用了Jacques Boulenger的版本，《拉伯雷全集》（Rabelais ：Œuvres Complètes），Paris，1934 。［译按］《巨人传》引文，参考了成钰亭先生的译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但会据文脉而有修改。

[12]Edmond Courbaud，《论演说家：卷一》，前揭，页98，注释8：“《论演说家》的大原则是在实质上反对学究化的科学和修辞学家的规则化技巧。”

[13]至少，西塞罗的部分思想和观点来自他的阅读。西塞罗受惠于柏拉图的《高尔吉亚》和《斐德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伊索克拉底（［译按］作者误作Socrates，应为Isocrates）的《驳智术师》（Against Sophists）和《交换法》（Antidosis），以及伊索克拉底的学生们。John E. Sandys在其考订版《演说家》（Orator， Cambrigde， 1885）中说道：
卷一第113-121节勾勒了教育演说家的综合大纲，涵盖法律与历史、哲学及其辩证法分支，还有伦理学和“物理学”。毫无疑问，这个大纲部分地源于希腊思想，但亦有部分是新的；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现有的百科全书式教育大纲在拉丁语中的最早版本。（前言，页67）
同样可以确定的是，西塞罗之后，许多拉丁作家，尤其是昆体良，对西塞罗关于演说家及其教育和举止风度的思想，加以复述并有所发展。但昆体良认为，在西塞罗之前或之后，我们再也找不到谁能够如此集中统一地呈现关于教育的思想。本文将表明，“配得上出身自由、受过博雅教育的人” （homine ingenuo liberaliterque educato dignum）的主旨，以及在西塞罗《论演说家》中地位显著的百科知识，显然都在拉伯雷那里找到了共鸣。西塞罗脑海中并没有特来美（Theleme［译按］这是高康大建造的修道院之名）的概念，但西塞罗的“一切高尚技艺的导师”（omnium bonarum artium doctores，《论演说家》，卷一，36）与拉伯雷的“自由、出身高贵、教养良好的人”（gens liberes，bien nez，bien instruicts；《巨人传》第一卷第57章，页430）相去不远。

[14]W. H. Woodward在《伊拉斯谟：关于教育的目标与方法》（ Desiderius Erasmus： Concerning the Aim and Method of Education， Cambridge，1904，页120-121）中说道：
在古典作家之中，被人文主义者赋予首要地位的无疑是与修辞术有关的演说家和作家。这点与文艺复兴社会给予演说术的地位密切相关……作为一项教育手段，古希腊和罗马的演说术值得细加研究和模仿。但是，要不是出于如下两个事实，我们或许会怀疑，演说术是否受到过所有人文主义者赋予的那种热诚的尊重：（1）西塞罗现存著作中的《演说辞》填补了空缺；（2）一部被偶然发现的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教育论著，实用而系统，探讨了演说家的教育问题（［译按］这部论著似乎指昆体良的《善说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 ］）

[15]参Pierre Villey，《蒙田散文的来源与发展》，前揭，页212：
16世纪的许多借用都有拘泥于字面的特点，但这不应该妨碍我们理解那些更为谨慎的借用。对于每个作家的个人习惯性借用，无论是观念上的抑或行为上的……还有对于时代和诸模范的借用，都应该顾及其性质， 因为， 当代的文本既不会像古代文本一样受敬重，也不会运用［与古代文本］一样的手法。 出于这个主旨，在对其渊源的研究中，精确性不应该妨碍我们在解释这些渊源时诉诸一些合理的假设，我们贫乏的推理科学不能放弃这些假设。
写下这段话之前，作者考察了拉伯雷之受惠于伊拉斯谟。 Villey并不太肯定 拉伯雷是否从伊拉斯谟那里获益良多。

[16]《巨人传》第一卷第57章，页430。第29章为高朗杰古写给高康大的家书，该章后面的附注乃对“自由”（libere）这个词的解释，这是拉伯雷青睐的一个形容词，注释作者Sainean补充说：“自由在这里的使用具有西塞罗的方式。”的确如此。

[17]对于拉伯雷使用的这个词，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定义。兴许，利特雷（Littré）的定义最接近其可能的意思：“自由：有闲人的高贵的精神气质；超越偏见的精神解脱。”在这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认为“liberes”一词符合西塞罗完美演说家的概念。亦参E. Courbaud所言：“要界定自由，其范围过于无边无际：‘［但］至少要知道，对我们来说，好好地去了解是很重要的。’所以，要给世人一种教育，也就是说，一种普遍的教育，而非专家或学者的教育。”（E. Courbaud，《论演说家》卷一，前揭，页67）

[18]西塞罗极其重视他的《论演说家》。这部书写成于西塞罗遭受流放期间——公元前55年，耗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参照《致阿提库斯》四，13：“我勤勉地写下关于演说术的著作，它们在我手中已经很长时间了。”亦参《致阿提库斯》十三，19：“我有三本论演说术的书，都思考得很深入。” （Courbaud点出了这些指引，前揭）。可以合理地推知，西塞罗意在把《论演说家》视为对自己成熟的思想的一次重要反思。对参《论演说家》卷一，2：
要知道，正如你曾经反复对我说， 由于我在少年或青年时期根据我的笔记写出的著作是概略性的，很粗糙，与我们现在的年龄和我们从经历过的那么多、那么重要的案件中获得的经验已经不相称，因而你希望我就这一科目写出一部更为精心、更为完善的著作来。

[19]Jean Plattard，《拉伯雷的著作：渊源、立意与写作》，前揭，页85。

[20]《论演说家》卷一，34。亦对参《论演说家》卷一，3、 4、 5、 6、 9、15、 21、 49；卷二，16；卷三，20、 21、 23。当然，第一卷对此处讨论的主题最重要。但亦参《演说家》，15、 32、 34。必要时，所有这些指引一再提及和引用。下文的四点引用是出自上文引用西塞罗的段落的部分（《论演说家》卷一，34）。

[21]《巨人传》第二卷第8章，页98。亦对参第二卷第8章，页105、 107，以及第一卷第13章，页218、 219、 220-221：“因此，谈过的东西，他全能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医生所知道的，也及不上他的知识的一半。”

[22]Plattard，前揭，页83。在他为Lefranc版所写的导论中，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强调这种观点（参《巨人传》导言关于第二卷部分，前言，页99）。

[23]当然，我并非在主张西塞罗论背记的观点源出于他。记忆的用处是个太突出的主题了。亚里士多德自己已经写过关于记忆的论文。参亚里士多德，《论感觉与记忆》， G. R. T. Rose英译，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6。但这部著作本质上是相当技术性的，并没有提出西塞罗所应用的记忆。自然，古典作家与16世纪作家在许多其他地方都提及记忆的用处，但在他们当中，都找不到西塞罗所强调的记忆以及拉伯雷的呼应。记忆只是两人许多一致之处的又一点。

[24]Plattard，参其为Lefranc版所写的导论，《巨人传》导言关于第一卷部分，前言，页94-95。

[25]《巨人传》第二卷第8章，页108。其他类似性质的段落见第二卷第10章，页123：
某日，庞大固埃想试试他自己的才学。于是在市内的交通要道，提出辩论的题目，共计九千七百六十四款， 内容涉及所有学科、所有最艰难晦涩的问题。首先，在大学区草场街摆下擂台，与学院学长、教授、演说家（orateaurs）等展开辩论……
Platttad对“演说家”一词做了注释（注6），其中说道，“没有哪个行当的学者是［演说家］这种头衔。无疑，拉伯雷指的是这样一些人：按照他们的职位，他们支持使用学究型的演说”。注意拉伯雷对“演说家”一词的使用会很有趣，无论它是否属于常规的用法。亦对参拉伯雷在《巨人传》第一卷中对该词的运用，见第17章，页164。也见第二卷第10章，页127；第18章，页210；第一卷第24章，页239 。

[26]《巨人传》第二卷第8章，页108，注91 （Plattard ）。在中世纪，虽说公共辩论曾是既定的习惯，但是，指出这点兴许有好处：倘若拉伯雷没有发现西塞罗曾如此明确地提倡公共辩论的练习，那么他对中世纪事物的厌倦可能会使他对公共辩论有偏见。

[27]《巨人传》第一卷第23章，页216。亦对参《巨人传》第四卷第11章，页590：“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全是些饱学之士，个个都热爱游览，热爱访问贤哲、参观意大利名胜古迹。”

[28]《巨人传》第二卷第18章，页210；对参第一卷第17章，页163。

[29]《巨人传》第二卷第18章，页210 。 Plattard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注释，讨论declamatio［演说］一词：
declamatio是一种严格的修辞术练习。为什么拉伯雷要对演说提出一种哲学论辩的练习？兴许，拉伯雷记得，成为“学园”哲人的西塞罗在《图斯库鲁姆清谈录》（卷一，4） 中说道，他处理哲学论题的方式与他从前在律师界的演说练习一样。
对拉伯雷而言，他“自己似乎并没有经常实践西塞罗著作中的做法”（ Plattard，前揭，页187），但这毕竟有助于记忆。不过，拉伯雷心中——如果他记得西塞罗——兴许也会想到，在《演说家》中，西塞罗本人与“学校的演说者或法庭上的咆哮律师”完全无关。再则，拉伯雷兴许还会想到《论演说家》（卷一，18）中的一个段落，其中说道：“至于学园派的遗风，他们辩论时对任何问题一向都采用反诘。”

[30]但是《论演说家》卷一，62的结尾曾简要提到，西塞罗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了他的观点。安东尼乌斯完成他对克拉苏斯的反驳之后，克拉苏斯对安东尼乌斯的机智有点招架不住，他简要回应道：
安东尼乌斯，你为我们想象的演说家只是一个什么工匠，或许你真正持有的是另一种观点，只是你现在采用了你反驳对手时极其高超的技巧，从来没有人能在这方面超过你。这本来是演说家训练自己能力的一种特有手法，但现在也已经为哲人们所习用，并且主要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常常就预先提出的随便什么问题非常雄辩地进行赞成与反对这两个方面进行演讲。

[31]《演说家》15。亦参《论演说家》卷一，5、 49；卷三，19、 20。

[32]《论演说家》有一段话（卷一，17），西塞罗兴许有点克制地抱憾于如下事实：他还没有机会达到这种理想。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请记住，我说的不是关于我自己，而是关于演说家的能力。要知道， 当我们不得不让实践先于理论的时候，我们学习过什么或者能够知道些什么呢？诉讼活动，选举竞争，公共事务，保护朋友的利益，在我可能对这些事情进行某种考虑之前，我已经完全为它们所占有。即使我确实如你觉得的具有你认为的那种本领，那当然也完全谈不上包含什么才能，包含什么学识，请海格立斯作证，更缺乏学习的如火热情（acerrimum），但要是有人更加富有才能，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我不具备的那些知识，那他将是一位何等杰出、何等伟大的演说家啊！”于我而言，这段话似乎非常容易令人想起高康大致信庞大固埃中的语气和内容。
想我先父，令人怀念的大肚量， 曾竭尽他的学识见解，教导我，要我在行为道德和经世之术上力求尽善尽美……当年的时代，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比不上今日的优越和方便，我便不曾有过像你所有的堪为当世表率的师傅。（《巨人传》第二卷第8章，页101-102）
此段引用与《论演说家》（卷一，4）中的如下一段相比较，可得出更有力的证明：
确实，在确立了对各个民族的统治权之后，在长时期的和平保证了安宁之后，几乎没有哪一个渴望获得荣誉的青年不认为应该以巨大的热情研究演说术。起初，他们不知道任何理论知识，以为不存在任何训练方法和艺术规则，从而他们只能达到自然禀赋和个人思考可能达到的水平。但是，在聆听过希腊演说家的讲演、阅读过他们的著作、得到希腊教师的帮助之后， 国人们令人难以置信地热衷于（flagraverunt）研究演说术了。
在整封书信中，高康大都对自己的学识感到惭愧，对自己缺乏机遇感到遗憾：“即如我（高康大）以老耄之年，亦不得不勉强学习希腊文……可惜在我年轻的时候未曾得暇钻研。”（《巨人传》第二卷第8章，页104）我们可以注意到，西塞罗在这里使用了flagraverunt［人们热衷于］，这是拉伯雷最青睐的一个词，他用的是法文emflambé。参照《巨人传》第二卷第8章，页110：
庞大固埃捧读父亲的来信，勇气倍增，比以前越发热衷于（emflambé）学习，人们见他如此用功，学业如此精进，说他的心思钻在书本里面，好似烈火遇干柴，不知疲倦，烘然热烈（strident）
可以恰当地说，strident（烘然热烈）一词与前面西塞罗使用的acerrimum（如火热情）有关。

[33]论演说家》卷一，4：“我不准备谈一向希望处于演说术首位的希腊和那个成为各种学术发源地的雅典。”

[34]《巨人传》第二卷第8章，页106（注69）。亦参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前揭，页257-271、 285-288； Emile Egger，《古代文学记》（Mémoires de littérature ancienne） ， Paris， 1862，页316-354。

[35]《演说家》34。亦参《论演说家》卷一，5；卷二，16。

[36]《巨人传》第二卷第8章，页106；亦参第一卷第23章，页217、 221 -223、 235

[37]《论演说家》卷一，3。在古代，一个文法学家就是一部百科全书。亦参《论演说家》卷一，19；《演说家》4： “我将要说些什么呢，关于对自然学的研究——它为演说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演说家》34：
我的确希望，在演说家考虑表达的语言或风格之前，他的主题应该要值得有教养的听众去……自然学会带来伟大和崇高，演说家也不应该对自然学无知。如果演说家从考察天上之事转而考察人类事务，他的一切言辞和思想肯定会更为崇高辉煌。
在这里，我们可以留意到，自然学（physics）在西塞罗的时代包括形而上学和乾坤学（cosmography） 。

[38]《巨人传》第二卷第8章，页107。亦参第5章，页58：　“法学典籍像绣金的蟒袍，炫目夺神，珍贵非凡，但可惜用狗屎做了镶边（［译按］指对法典所作的注释）。”第10章，页128-130 。

[39]1　Plattard：“此处与稍后的第10章一样，拉伯雷透露了他对法律科学的启蒙（intiation）。拉伯雷在响应布德与丰特奈-勒孔特（Fontenay-le-Comte）的法学家圈子，这些人主张对罗马民法的强烈推崇。”《巨人传》第二卷第8章，页107。关于拉伯雷的法律知识和对法律的偏爱，更完整的讨论参Plattard，前揭，页94-126。

[40]《演说家》34；亦参《论演说家》卷一，5、 10、 11。

[41]J. Plattard，前揭，页81-82。有人兴许会补充说，《朝臣卡斯蒂里欧尼之书》缺乏我们在西塞罗和拉伯雷那里发现的分量和广度。

[42]Michele Scherillo编，《朝臣卡斯蒂里欧尼之书》 （Il libro del Cortegiano del conte Baldessar Castigione， Milano ： Hoepli， 1928 。

[43]《朝臣卡斯蒂里欧尼之书》，卷一，前言16。

[44]Jacques Boulenger，前揭，页761。

[45]参J. Plattard，前揭，页286，尤其页300-303。

[46]西塞罗在《论演说家》卷一34中讨论过这种“模仿”的方法：
我从阅读这些演说辞中获得这样的好处： 当我把用希腊文阅读的作品改用拉丁文转述时，我不仅应该采用最好的常用词语，而且要通过对原作的模仿，创造出一些对我们来说是新的词语，只要那些词语是合适的。
高康大对这种方法并非一无所知：
但是，尽管这天不带一本书籍，不读一句文章，但光阴并没有虚度，因为高康大他们在如茵的草地里，背诵维吉尔《农事诗》、赫西俄德的《劳作与时日》、波利体安（Politian）的《田园咏》，用拉丁文写几首讽刺诗，然后又把它们译成法文回旋韵或古体歌。（《巨人传》第一卷第24章，页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