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柏拉图的意象：讽喻、神话与象征

《高康大》（即《巨人传》第一卷）前言中“被称为西勒诺斯（Silenes）的匣子”和“骨髓”的意象，与这里研究的其他意象一样，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反映了柏拉图传统。两个隐喻都暗示一种表象与实质的游戏，其基础是对立面相统一的辩证法。它们说明了讽喻式象征手法的运用，这种手法是既用赫尔墨斯式的隐秘意象隐藏真相，同时又通过讽喻式的阐释揭示真相。

也许是效仿伊拉斯谟，拉伯雷在这些意象中首先将药盒与《会饮》中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描述的苏格拉底做了类比。[2]西勒诺斯表面看起来相互矛盾，它们涵盖了从神话和流行的中世纪民间传说而来的各种怪诞意象，其中也包括珍贵药材的故事。[3]同样，虽然苏格拉底相貌丑陋，一副醉醺醺的登徒子模样，但他实际上呈现了精神之美的所有德性。通过对智慧的哲学式追寻，他体现出爱神的所有特征。但是，他不只是一个沉思的哲人，还是一个教师。正如其外表隐藏了精神之美，他那些率真朴素的话也隐藏了它们内在的真理。他的比喻和意象，虽然照字面看来荒诞不经，但经过象征性的阐释，就发现其中隐含着真正的睿智。因此，拉伯雷对苏格拉底的类比解释表明，我们也需要对他的作品进行破解。

拉伯雷告诉读者，他不会停留在字面的层次，而是要探寻更高深的意义。于是，在第一个比喻之后他又增加了第二个比喻作为例子，即“骨髓”。他把他的读者比作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狗。这条狗不能满足于享受吃一根骨头表面的肉那样易得的快乐。它努力地啃这块骨头，直到把它咬开，从而吸出富于滋养的骨髓。所以，拉伯雷的读者完全可以抱有希望，在表面看来只是单纯搞笑的故事背后找到哲学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哲理。拉伯雷通过两个毕达哥拉斯的象征，即他所谓的意象，清楚地将自己的作品置于讽喻象征的传统之中。

吉尔松（Etienne Gilson）指出，拉伯雷的意象使人想起中世纪的三重解释，即讽喻义、神秘义（anagogical）和道德隐喻义（tropological）。[4]基于奥古斯丁的意义与命题（senseandsentence）概念，即圣经与世俗作品中的比喻和字面层次，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者认为，讽喻的使用最为重要。[5]像马洛（Marot）这样的诗人就运用了传统的隐喻。波利提安（Politian）和皮科（Pico）则将圣经、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神话传说与古代神学（prisca theologia）联系起来。[6]希布列奥（Hebreo）指出，对该传统内隐喻的隐秘运用，是为了向无知者隐藏哲学秘密的真相。[8]但是，正如拉伯雷所言，在神话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者背离了中世纪的讽喻。

塞兹内克（Jean Seznec）在《异教神的幸存》一文中指出，中世纪时期有一种逐渐强化的倾向，即接受古代神话并根据基督教教义重新阐释。[9]毋庸置疑，这类阐释趋向道德训教且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但是，正如拉伯雷所论证的，其作用与过去相比已大相径庭。他质疑荷马是否真的在史诗中表达了讽喻之义，即是否具有自普鲁塔克到波利提安以来的注释者所发现的那些讽喻义。这不是因为他像质疑讽喻的运用一样质疑讽喻方法本身。奥古斯丁和中世纪讽喻家在古代神话中发现基督教信条预言，与他们不同，拉伯雷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坚持依据作品本身来看待作品。例如，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者试图找到诸神的内在意义，在他们看来，诸神是诸多德性的体现。因而，人文主义者们回到荷马，回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古代最初的柏拉图主义——例如阿普列乌斯（Apuleius）——所有这些古代的源头，去探寻关于神话中诸神的本质特性的描述。同样，尽管有相反的意见，正如特瑙德（Jehan Thenaud）《诗论》所考察的，他们仍然查阅中世纪的各种集册和道德说教的小册子。[10]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这般做法，是为了在讽喻中寻找道德真理，而非基督教的预言。因此，拉伯雷对荷马注疏者的质疑，进一步证实了他早期有关意义与命题的陈述，而非否定“咬开骨头”的必要。[11]

然而，拉伯雷在前言中又模棱两可地对讽喻提出矛盾的观点。他的导论大部分是关于更高深的阐释，但在前言的临结尾处他似乎突然又采取了相反的立场。他告诉他的读者无须在表面的令人快活的传记之后再寻找更深的东西。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这个说法，那就会否定前言其余部分的有效性。也许，如特透（Tetel）所言，拉伯雷是在跟他的读者开玩笑。[12]或者，更有意味的理解是，拉伯雷也许在邀请他的读者跟他开玩笑。虽然，关于辩证法和讽喻的游戏的重要性要在后文才能进行充分的讨论，但显然，在讽喻背后有一种游戏。他否认对其作品进行解释的需要，这表面上与他已说的一切都不一致。但从前言和拉伯雷作品的整个文脉来看，这是对其讽喻观点的隐蔽的确认，虽然是以否定的方式。这个说法作为迷惑读者的尝试，实际上进一步证实了他吸取富于滋养之骨髓的努力。拉伯雷的这一否认是表象与实质的游戏的一个例子，和他的五卷书中的许多其他意象和神话一样，它与柏拉图的辩证法有共同的基础。

拉伯雷为高康大选择的双性人意象　（《高康大》，［译按］即《巨人传》第一卷第8章）、体现了庞大固埃式幽默和庞大固埃理想的庞大固埃草（《巨人传》第三卷第49-52章）、蚕豆荚（febves en gosses）（《巨人传》第五卷前言）、数学梯阶（《巨人传》第五卷第36章）、巴布（Bacbuc）神殿的神秘水泉（《巨人传》第五卷第41-42章），这些都是表象与实质的游戏，都是意义与命题的意象。[13]它们不仅通过外表指示一种理念，而且也有具体的体现，恰如庞大固埃在美当乌提岛（［译按］或译象似岛）购买的画有柏拉图思想的讽喻画（《巨人传》第四卷第2章），该画具体描绘了绝对理智之国。[14]文艺复兴时期造型艺术的意象和拉伯雷文学文本中的意象，都满足他为象形文字意象而设定的要求。

对象形文字进行讨论的具体文脉，是拉伯雷为高康大挑选的双性人意象，以及与之相关的高康大特制服装的颜色（即白色和蓝色）。这两种颜色象征天上的快乐。拉伯雷在给这两种颜色分配各自的价值时，效仿了赋予象形文字意义的古埃及智者；他吸收的是传统，而非具体观点。[15]与《色彩纹章学》（Blason des couleurs）的作者凭一己之专断不同，拉伯雷选择他的象征符号，是因为它们包含了所代表的东西的“意义、性能和性质”。[16]拉伯雷拒绝宫廷显贵们的一贯伎俩，即根据随意想起的双关语或词语游戏而得出的外在相似来选择他们的意象、颜色和纹章。在他看来，象征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必须存在实质的关联。这种关联必须合理，必须如同一个语词与它所传达的观念之间的联系一样富有逻辑（《高康大》第9-10章）。

在有关冻结的语言（《巨人传》第四卷第55-56章）的情节中，拉伯雷将语词与柏拉图的思想和本质形式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就《克拉底鲁》和《蒂迈欧》中的柏拉图而言，语言应该表达对象所代表的观念。[17]在某种意义上，语词也具体体现观念，体现它所代表的事物的本质形式。但是，语词也变成“可见”的意象。拉伯雷隐喻性的冻结的语言融化了，并显露出它们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超越语词的表面层次，抵达它们的实质涵义。如此说来，语词对拉伯雷而言就不仅仅是一种奥古斯丁教义的记号。和象形文字一样，数字、图画意象、诗的象征以及语词都是表象与实质的游戏。

拉伯雷的所有意象都是表象与实质的游戏。它们具体体现了外在形式与实质意义的动态关联。它们表达了对立面的辩证法，与此同时，它们本身就是辩证法。外表与实际的关系推到顶点就意味着柏拉图-赫尔墨斯秘学二元论的一系列二分法。但同时，这些意象也表示其他事物——它们超越外表，指向一种观念。它们体现了其所代表的任何事物的本质，因而它们传达了真相。由于人与绝对理智之国的鸿沟，意象实际上就是人类对真理的最可靠的表达方式。人不能确信完全根据经验的知识，也不能确信通过推论而来的抽象观念，或者瞬间的直觉幻想。既然逻辑是对真理的不可靠的表达，于是，人们使用意象。意象是描绘真理更可靠的手段，它是外在形式与本质形式的辩证联结。它描绘了逻辑的合理秩序，恰如双性人神话体现了爱的普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