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与国家

——重读《利维坦》

黄　涛

本文作者是华东政法大学讲师。

引　言

霍布斯究竟是如何构建其国家学说的，这是政治哲学研究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要想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必须首先理解霍布斯关于人性的看法。《论公民》的前言中说：

我要从构成国家的要素入手，然后看看它的出现、它所采取的形式， 以及正义的起源， 因为对事物的理解，莫过于知道 其成分……在研究国家的权利和公民的义务时，虽然不能将国 家拆散，但也要分别考察它的成分，要正确地理解人性，它的哪些特点适合、哪些特点不适合建立国家， 以及谋求共同发展的人必须怎样结合在一起。[1]

唯有正确认识人，才能探明国家建立的根源。在《利维坦》“引言”中，霍布斯对于“认识人自身”这句古老的格言进行了全新的诠释。他提出，认识人自身就是要认识人性的普遍性方面，就是要探究人的全部感情活动，最终发现人与人之间“情感相似”的方面。[2]

对于共通情感的探究属于哲学的内容。但在霍布斯的时代，这个论题无疑是令人疑惑的，那时，受经院哲学浸染的知识人仍然有一种“信而好古”的热诚（页576），政治法律学说仍然坚守亚里士多德的前提，认为有一类人根据天性更适合于“治人”，另一类人则根据天性则更宜于“治于人”。霍布斯质疑这种区分，他想要在“普遍共通”的人性基础上建构其政治法律学说（页117）。这里所谓的“普遍共通”的人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谈论的个体情感和情绪，它必定反映了人性中最深刻的同一性，正是这种同一性，为政治统一体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观念基础。我们由此可以推出，霍布斯倚重的激情并非局限于个体的激情，而是一种超出个体、属于政治社会的“独特的激情”。然而，人们习惯用一种局限于个体的激情概念来解说霍布斯的国家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将个体的自然权利而非义务作为国家学的根据。[3]对这个结论，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未感觉到有检验和审查的必要。在论述霍布斯的作品中，很少有专门的篇幅对作为其国家学基础的“激情”概念进行细致的分析。[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