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级与谏诤

从上引师旷的言论“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可见，士、庶人、商、百工都是无法随时当面谏诤的，须采用“传言”“谤”等特殊方式。师旷所言《夏书》更明确要求官师[12]和百工在官员遒人徇路时谏诤。对于史、乐工（瞽、工）和大夫则无此种规定。

但是，此处必须辨析清楚谁是谏诤对象。首先，这段话源起于卫人逐出卫献公，晋悼公就此事向师旷询问卫人的行为是否太过分。进而，师旷谈及重民的言论。因此，从整个谈话的背景来看，所言当是针对天子与诸侯而言。其次，这段话也出现在上引《国语·周语上》邵公对周厉王的谏诤中，其背景是周厉王派人监视谤言的国人，使得国人只能“道路以目”，于是邵公向其谏诤。从邵公的话可见，谏诤对象皆为天子。此外，所引《夏书》见于《尚书·胤征》，其背景是胤国国君奉夏天子仲康之命征讨羲氏、和氏，在出征之前，对众人说：

嗟予有众，圣有谟训， 明徵定保。先王克谨天戒， 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尚书正义》，页157）

由此可见，“工执艺事以谏”是对天子与诸侯而言。杨伯峻也认为谏诤对象为天子与诸侯，杨注“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曰：“盖春秋以前天子诸侯有大臣及谏官，遇事可谏；至于在下位者以至百工等，唯正月遒人徇路，始得有进言机会。”（《春秋左传注》，页1018）杜预、孔颖达、竹添光鸿等在注释“史为书”以下语句时皆持此观点，下文在具体论述时会有所引用，此不赘述。

总之，从社会等级上说，其要点是：对于天子诸侯，士以上随时可面谏，士以下（包括士）则不能，皂、隶、牧、圉等奴隶则不曾提及谏诤。《左传》中有两则侍者谏诤的例子，即襄公七年为郑僖公所杀的侍者和襄公二十五年向齐庄公谏诤的侍者。侍者或为奴隶，现难以考定。

此外，由师旷言论可知，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等诸多等级。桓公二年的晋国师服也有类似表述，即“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春秋左传正义》，页1744）。昭公七年更明确论及“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春秋左传正义》，页2048）[13]当然，《左传》所记录的春秋时代的谏诤（谏诤对象为天子、诸侯）是否与师旷所言相符，以下来进行验证。

杜预注“士传言”曰：“士卑，不得径达，闻君过失，传告大夫。”（《春秋左传正义》，页1958）　《左传》中确实存在由大夫传言的案例，不过谏诤对象是卿，即昭公四年，国人谤子产。当时郑国执政子产作丘赋，其国人谤之，谓其为“虿尾”，毒害国人。郑国大夫子宽将国人的谤言传递给子产。当然，这则例子中的国人未必就是士，根据童书业的考证，国人有广狭三种含义，即国都城中的人、国都城内外的人、本国疆域内的人。而若指国都范围内的人则包括士、农、工、商；若指国都城内的人，则主要指士、工、商，而且士是国人中的上层，对于国家、宗族之兴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参见《春秋左传研究》，页120-133） 。[14]

庶人是指“只能使用土地而不能占有土地之农民”（《春秋左传研究》，页112），也是国都范围内国人的一部分，也通过传言的方式谏诤，如《国语·周语上》云“庶人传语”，韦昭注曰“庶人卑贱，见时得失不得达，传以语王也”（《国语集解》，页11）。竹添光鸿曰：“《周语》‘庶人传语’，是庶人亦得传言以谏上也，此有士传言，故别曰庶人谤为等差耳。”（《左氏会笺》，页1295）因此，谤子产的国人也可为庶人，孔颖达就将其当作“庶人谤”的案例，孔颖达曰：

庶人卑贱，不与政教， 闻君过失，不得谏争，得在外诽谤之。谤谓言其过失，使在上闻之而自改，亦是谏之类也。昭四年《传》“郑人谤子产”，《周语》“厉王虐， 国人谤王”， 皆是言其实事，谓之为谤。（《春秋左传正义》，页1958）

商人也只能在市场上谏诤，杜预注“商旅于市”曰：“旅，陈也，陈其货物以示所贵尚也。”孔颖达疏：

商旅于市，谓商人见君政恶， 陈其不正之物， 以谏君也。……商陈此物， 自为求利，非欲谏君。但官所陈，则贵尚可见。在上审而察之，其过足以自改，故亦为谏类，则齐鬻踊之比是也。（《春秋左传正义》，页1958）

“齐鬻踊之比”即昭公三年晏子谏齐景公繁于刑，而获得这一结论则是基于市场上“踊贵屦贱”，即市场上所卖假腿贵，所卖鞋子贱。因此晏子可以说是商人的传言者，商人则不得直接面谏国君。另杨伯峻认为杜预释“旅”为“陈”是误说，“商旅”为同义词连用，“商旅于市”意指商旅议于市（参见《春秋左传注》，页1017）。不过，无论是杜预说，还是杨伯峻说，均认为商人不能随时面谏君主，而只能在市场上议论。

百工如《夏书》所言，只得在每年正月遒人徇路时谏诤。童书业认为“百工”一词既可仅指各种工人，也可包括统领百工的工官而言，此处“百工献艺”的“百工”仅指工人（参见《春秋左传研究》页334-335）。不过，《左传》中没有明言百工谏诤的案例，故无法考究。《左传》中有两则谏诤主体为工匠的例子，即庄公二十四年的御孙和襄公四年的匠庆。前者通常认为是工官，如杜预注“御孙”曰“鲁大夫”（《春秋左传正义》，页1779） 。《国语·鲁语上》亦载此事，谏诤者写作“匠师庆”，韦昭注曰“掌匠大夫禦孙之名也”（《国语集解》，页146）。后者则不可确定，杜预注“匠庆”曰“鲁大匠”（《春秋左传正义》，页1932）。此匠庆距御孙已百余年，自然不是同一个人。又“大匠”或作“大夫”，如阮校云“纂图本、毛本‘大匠’误‘大夫’”（《春秋左传正义》，页1935）

当然，无论是士还是庶人、工、商，皆为国人。国人主要是采取私下议论而非直接面见的方式谏诤，如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春秋左传正义》，页2015-2016）。此外，《左传》中还有两例属于国人的谏诤，即昭公十二年的两例乡人。这两例的谏诤对象都是鲁国卿大夫季氏的邑宰南蒯，乡人为“过之而叹，且言曰”和“歌之”，或为面谏，但不是直接向谏诤对象谏诤。从语言表达上看更为明显，直接向谏诤对象谏诤，在称呼对方时，通常包含“君”“子”之类的尊称。[15]然而，乡人称“有人矣哉”和“非吾党之士”。襄公三十年的舆人也可能属于国人的范围。[16]另该例的谏诤对象为郑国执政子产，舆人为诵，而且舆人直呼“子产”名字，并未尊称，因此也不是面对谏诤对象谏诤。总之，国人不能直接向卿大夫谏诤。至于谏诤对象为天子、诸侯者，《左传》未载，故不可考。于理推之，天子、诸侯之位高于卿大夫，国人也不能直接谏诤，如《国语·周语上》载周厉王派人监视国人对己的谤言，这也表明国人须在下议论。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家臣自可对卿大夫（家主）直接谏诤，而家臣中则包括士。如据朱凤瀚考证，春秋时期的家臣来源有四，即本族人、本国其他贵族家族的成员、异国贵族和属于士阶层者（参见《商周家族形态研究》页486-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