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音乐政治学

福特（Andrew Ford）　撰

何源　译

本文旨在将音乐放回《政治学》卷八的文本脉络，熟悉这一卷文本的人可能会感到惊讶，他们早已懂得赏识这个“迄今为止尝试用音乐进行教育和用教育塑造性情最有价值的讨论”。[1]我这么做并不是说这一卷的教育讨论忽视了音乐（mousikē）的重要性，当然没有！在该卷的七个章节中，第三节举例说明音乐是文艺（liberal art）的原初形态；而该卷末尾（《政治学》或许并未结束）三节（第五至七节，行文如同一篇“论音乐”［］的论文，1339a11），探讨了音乐如何落实到学校以及更宽泛的城邦之中。如今真正的问题在于，对这卷作品的许多解读，将音乐这个术语放到最宽泛的可能性中去理解，并尝试以此推导出亚里士多德“用文学和诗歌塑造城邦民以达到他心目中的‘最佳’城邦”的观念。我意在此说明，这类解读并不成立，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中，音乐的重要性体现在许多具体的层面，而这类读法却完全忽略了这些微妙的细节。只有将音乐放回亚里士多德的音乐之中，排除这个词本来没有的意思，我们才能看到诸如节奏、调式、和声等等给这位政治哲人带来的具体问题。

这个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政治学》卷八第七节（即1341b32以下）对净化的讨论——该讨论的名声非常糟糕，净化一词描述了可以由某类旋律及和声引发的一种愉悦的情感体验。为了使讨论更加充分，亚里士多德援引了他“论述诗人的作品”，在他现有的著作中，和此话题相关的段落在《论诗术》第六章，即“对怜悯和恐惧的净化（katharsis）”被定义为肃剧（［译按］旧译悲剧）的内在目标（《论诗术》1149b24-8）。净化无疑是《论诗术》解释者最习常的必争之地，因为把这个词理解成一种对情感愉快地“涤除”或是对情感进行理性的“提炼”（两者皆是净化可能的意思），可以就艺术目的给出完全相反的两种看法。前一种观点，较有影响力的论证来自贝尔奈斯（Jacob Bernays）基于《政治学》卷八的解释，他将净化理解为一种生理反应，类似于从身体中清除废物的过程。这种长期以来颇为流行的“宣泄”理论，在最近十五年中遭到一致的攻击，认为他们对情感采取否定的、非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将情感理解为一种需要被排除之物，忽视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情感也有可认知的部分。[2]对于这场讨论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持修正观点的学者总会援引《政治学》卷八的说法，将“肃剧能提供在道德上对公众进行公共教育的机会”的观点归于亚里士多德：诗人能用艺术的方式“呈现”现实，从而引导观众对呈现的事件建立“正确”的认识和情感反馈，并懂得乐享其中，进而将这种体会带入现实生活。这种对观众的情感进行熏陶式的“净化”甚至是“纯化”，被视为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的主要特征，而那种将净化理解为排除有害情感的说法，已经被“正式宣告死亡”。[3]

如果说，在亚里士多德的著述中，教授文学的学者能够找到一种文学教诲的理论，那么，文学也同样能够引起政治哲学家的兴趣——据说文学有能力让城邦与社会更完善。洛德（Carnes Lord）的《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中的教育与文化》通过对《政治学》七、八两卷的细读，引领我们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4]扬克进一步将洛德的观点拓展至《论诗术》。二者皆采用《政治学》卷八的建议，正如肃剧和其他诗歌文本用在学校中以教育未来城邦民那样，公共剧场应当发挥持续作用，训练城邦民具有成人的美德。尽管在我看来，《政治学》中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使我无法把净化理解为一种学习，也无法把“剧场能够提升观众的品格”的信念归于亚里士多德，但同时，我并无意厘清净化在《论诗术》第六章中的准确含义，也从未想过要为《政治学》卷八的音乐净化提供一个准确的模型。[5]我要澄清的是，亚里士多德是在较窄的含义中关注音乐的技术问题的。我们要考虑的是，应在何种层面上理解音乐的具体意思，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政治学》卷八的编排，与其说它利用文学促进智性和道德上的发展，不如说，它更注重去探索节奏、旋律与和声的力量，正是这些元素塑造了政治动物。控制这些基本的力量，是亚里士多德谋划城邦文化的核心。一种经过特别培养的感受力和各种音乐训练的搭配方案，能够让城邦民既有别于奴隶，又不同于职业的演奏家。

《政治学》卷八中最让人关注的地方是第七节对音乐的净化的讨论，但扬克则更强调第五节，认为这一部分是结构上的中心，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讲述了音乐在学校的道德训练中的用途。这当然也是我讨论的中心，但我会通过对它的引入（1-4节）和结果（6-7节）的讨论，层层剥茧，到达这个中心。这一卷有许多繁难之处，如果径直顺着它蜿蜒的论证路线行进，就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妥善地解决各种问题。我会重点关注音乐在每一个层面中的具体意思，让各种问题来与它展开对位，就像在音乐中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