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以来的地理学与政治

这种发展没有波及地理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学的任务是把托勒密为古代完成的工作重新拾起。各种新发现必须经过地图学上的修订，从而统一于人们对地表的一种新印象，其中并未给强调政治状况留下什么空间。但通过绘入分界线、徽章和零星的传说，政治学还是得到了相应的重视。此外，对异文化世界中组织程度更高的国家建构形态的认识，越来越多地为在个例中阐释政治地理学提供了契机。实际上，十字军东征与伊斯兰教各国密切接触，早已创造了类似的机会，更不必说去蒙古统治者宫廷所在地哈拉和林（Karakorum）的旅行了。在这些旅行当中，鲁不鲁乞（Wilhelm Rubruk）的经典描述（1253—1255）尤为突出。[15]

后来，马可波罗基于自身的世界观，第一次描写了中国，并根据调查了解，带回了关于岛国日本的消息。[16]以利玛窦（Matteo Ricci，1582—1610）为先驱，[17]耶稣会士深化了对这个东亚大帝国的认识，到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绘制宏图《中国新图志》（Atlas Sinensis，阿姆斯特丹，1655）并把政治结构细分到省的级别，这一认识过程大致结束。德国医生坎普弗（Engelbert Kämpfer）在日本（1690—1692）奠定了他死后出版的主要著作的基础，[18]成为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1796—1866）之前的权威之作。而荷兰人达佩（O.Dapper，1636—1689）在其编纂的《亚洲》（Asia，阿姆斯特丹，1672）中，色彩丰富地描述了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印度莫卧儿帝国。

1145年，弗莱辛的奥托（Otto von Freising）首先传播了一个观念，认为亚洲存在一个基督教帝国，受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统治。从13世纪开始，这个观念转移为非洲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帝国。方济各派的修士们试图将联系引向那里，葡萄牙使者和将领为此找到了道路，如1487—1527年的科维良（Pero de Covilhão）[19]和1541/42年的达伽马（Christoph da Gama，那位伟大的发现者之子），而耶稣会士一如既往，热心勤奋地维系着这些关系。[20]

西班牙人侵入美洲内陆高原，让他们开始了解那些在欧洲的想象范围里比非洲和亚洲各王国还要陌生的国家构建方式。在关于阿兹特克帝国的记载中，科尔特斯（Ferdinand Cortez）[21]写给查理五世的四篇叙述富有远见卓识，内容丰富，尤为突出。印加帝国的相关史料最近使萨尔米恩托（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1532—1592）受到了更多关注。[22]如果再加入赫尔博斯坦（Herberstein）1549年关于俄国的名作，以及1553—1562年间布斯贝克（Busbeek）和同行的邓施瓦姆（Dernschwam）[23]两位使者的游记，我们就进入了政治出使录的领域。

在中世纪末期的威尼斯，这种文体已经高度完善。1320年前后，老萨努多（Marino Sanudo，约1260—1338）就已在其实录《认信十字会之秘》（Secreta fidelium crucis）[24]中陈说了东方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并阐述了对埃及的马穆鲁克帝国（Mameluckenreich）进行贸易封锁的计划。在当时的威尼斯，人们已经开始令使者在完成使命之后撰写实录，描述其在欧洲不同国家的活动和观察。这些实录保存了大量的政治-地理材料，最初属于国家机密，时人无从得见。其中一大部分，被小萨努多（Sanudo der Jüngere，1466—1536）收录在他1496—1533年间的《日记》（Diarii）中，直到最近才印出，可供参考。[25]

兰克（L.von Ranke）最先在撰写教宗史时利用了这些史料，此后，这批材料在史家之中日益受到重视。[26]威尼斯可能是第一个有计划地搜集其海外领土数据的国家。这些资料为后世学者所用，如帕尔驰（Joseph Partsch，1851—1925）[27]关于伊奥尼亚群岛的专著，拉特里（Louis de Mas Latrie，1815—1897）[28]和我本人对塞浦路斯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