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引

一、研究综述

对明清江南地区文学名家与流派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产生了不少有影响力的理论和成果。明清时期，江南乡镇社会的文人群体及其文学创作活动非常活跃，像同里、震泽、分湖、盛泽、祁练市、唐市、乌镇、南浔、菱湖、濮院、唐栖、新塍、硖石、临平、陶堰镇等许多江南乡镇都是文人荟萃、雅士唱和之地，有些甚至一度是江南文学活动的中心。然而，鲜有研究者将活跃在明清时期江南乡镇社会的文人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对其在乡镇社会的文化影响与文学活动也少有关注。

综合前人研究情况，从文学角度切入，与本书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明清时期江南文学名家的关注。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研究较多集中在对个体著名文学家的创作风格、艺术成就与文学思想上，如李瑞卿的《朱彝尊文学思想研究》（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许建昆的《李攀龙文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版），孙学堂的《崇古理念的淡退：王世贞与十六世纪文学思想》（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作；另一类较注重人物生平与社会背景关系研究，如朱东润的《陈子龙及其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赵红娟的《明遗民董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茆萌的《略论镇江鲍氏文化世家及主要诗人诗作》（《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等论著。这类研究成果较多，水平较高，但一般将对象放置在明清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下关照，多忽略江南乡镇的文学环境对文学个体发展的重要影响，以及乡镇文人群体间的相互影响。近年来也有少数学者从乡镇社会的层面涉及江南文学群体的活动，如蔡静平的《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岳麓书社2008年版），罗时进的《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姜蕴菡的《清代江南文化世家之“文”“宦”关系——以苏州陆墓云东韩氏为例》（《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论著。这些学者开始在其研究中关注个体文学经验的乡土生成，这表明明清江南乡镇文学将是文学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二是对江南文学流派和文人群体交往的研究。文学流派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曹虹的《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沙先一的《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黄志浩的《常州词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对文人群体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黄霖的《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日本学者池泽滋子的《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朱丽霞的《明清之交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以徐渭、方文、朱彝尊为个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何宗美的《载酒征歌，交游文物——复社文学活动及其影响》（《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等论著。这类研究通常很注重探讨著名文学流派和群体在城市背景下的活动，但对江南乡镇社会环境下文学个体和文人群体的结社、交游及其文学活动特点和影响的研究较少，除一些零星论文有所涉及外，尚无系统性的研究。

明清时期许多文学群体存在和活跃于江南乡镇或乡村社会中，其中不乏一些对明清时代文学具有影响的名家，其文学的整体成就不可低估。由于对明清江南乡镇文学的创作与发展缺乏整体性的关注，难以揭示其具体特征和内在本质，对其认识、评价也多有不足。故探索明清江南乡镇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具有非常积极的价值。

另外，与课题研究密切相关的江南乡镇、村落社会经济史与文化史、文学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和文学界学者的重要研究领域，产出了大量见解深刻、富有启发价值的论著，可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丰富视角和有益参考。从市镇史、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角度切入的与本书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从宏观或个案研究的角度深入研究江南乡镇的社会经济史、城镇化发展。如日本学者森正夫主编的《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如中国学者傅衣凌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范金民的《明清时期苏州市镇的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樊树志的《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婧的《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1368—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大量论著，很好地探讨了江南市镇经济发展的特点，深刻揭示了江南市镇发展与明清工商业的关系，总结了市镇兴起的内因及城乡结构关系。也有不少学者在江南市镇转型与现代化的研究方面颇有创见，如包伟民主编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安涛的《中心与边缘：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社会转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论著值得关注。以上所述均是江南市镇研究的重要成果，对本书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作用。

二是对江南乡镇社会文化制度与人文传统形成历史的研究。宏观整体性的研究，如日本学者川胜守的《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9年版），中国学者樊树志的《江南市镇文化面面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朱小田的《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钱杭、承载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刘云波的《江浙学人群体与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转型》（《求索》2017年第11期）等论著。这些论著从社会文化制度层面对江南市镇进行研究，比较注重以跨学科视野考察江南乡镇社会的制度模式、文化特征和士绅的社会心态、文化作用。这一方面的研究是江南市镇研究今后继续深入的重要领域，但一般不涉及乡镇的文人文学活动与地方的文化审美之间的关系。个案微观性的考察，最早的成果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再如洪永铿、贾文胜、赖燕波的《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吉祥的《城市化历程与回望的乡村记忆——从人文视角看〈长芦镇志〉》（《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1期），沈渭滨的《晚清村镇志纂修的成熟及其人文历史价值——以江南名镇志〈紫堤村志〉为中心的分析》（《史林》2007年第2期），王刚的《以〈紫堤村志〉为例：透视清代江南社会风尚》（《甘肃农业》2005年第12期），吴正芳的《徽州传统村落社会——白杨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洪潞、刘立钧的《群体性意识在江南古村落中的体现——以浙江省嵩溪村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等论著。这类研究或以某个具体的村或市镇为对象，以小见大，考察整个江南的社会文化与人文历史特征等，或以村镇地方志书为切入视角，探讨江南乡镇的社会文化机制。这是一种有潜力的新趋势，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但其不足是研究不涉及乡镇社会的文化审美问题与文人群体之间的关联，一般也不讨论乡镇文人群体在文化审美资源中的创造性作用。因而，这些论著虽然对本书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很强的启发性，但还有很大空间让我们去探索、补充。

三是从文学与美学的角度对江南地域文化与文学做整体或个案研究。如吴仁安的《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张剑的《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0年版），赵柏田的《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中华书局2007年版），刘士林的《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江南诗性文化：内涵、方法与话语》（《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江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价值》（《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等论著。这类研究超越了乡镇视域范围，而是对整个江南进行文化、民俗、美学与文学的研究，往往采用文学研究、审美研究与历史研究、社会考察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进行。此类研究对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阐释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对象范围过于宏大，而难以关注和揭示乡镇文化的具体特征和内在本质。

以上研究主要从文学史或地域文化等角度对江南文学和文人群体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很少有人从乡镇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江南文学家个体及其在乡镇文人群体中的文学活动和社会交往，对江南乡镇文学的创作与发展缺乏整体性的关注，尤其对乡镇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特点和影响的研究较为缺乏，因而也难以揭示江南乡镇文学的具体特征和内在本质，对其认识、评价也存在很多不足。事实上，明清时期，许多文学群体存在和活跃于江南乡镇或村落社会中，其文学创作的整体成就不可低估，涌现了一些对明清时期文学发展具有影响的文学名家。因而这一群体的文学活动与明清江南乡镇社会的文化转型乃至江南文学的繁荣都有着深层关联。目前这方面仅有陈玉兰的《寒士诗群的地域特征及清代江南寒士的文化性格》（《浙江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等一些论文零星发表，还没有形成系统和规律性的认识。因而，探索明清江南乡镇文人群体文学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将具有非常积极的价值。以上研究视角与成果提出了许多深刻的理论、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和思路，都为本书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借鉴。但在对江南乡镇社会的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尤其对明清江南乡镇、村落社会的文化传统形成、文化审美资源的积聚过程与文人群体活动的关联性缺乏认识，从而为我们从中观、微观的层面研究江南乡镇社会的文化审美实践提供了宽阔的理论建构和阐释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