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4年，美国著名的科技记者斯考伯（Robert Scoble）和咨询专家伊斯雷尔（Shell Israel）合作出版了《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定位系统如何改变商业和生活》（Age of Context：Mobile, Sensors, Data and the Future of Privacy，以下简称《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两位作者以传感器（如物联网）、GPS定位系统、移动通信工具（如手机）、大数据和社交媒体等当代新信息技术、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为起点，推演了这些技术在商业和部分生活领域应用的诸种情形，他们将这些具有一定未来性质的数字化情形称为“场景时代”（age of context）。但仅仅时过五年，新的技术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开始大规模应用，新经济模式如共享经济方兴未艾，新的社会运动借助社交媒体获得更强势能，斯考伯和伊斯雷尔所预言的许多未来场景已成为当下生活中的“日常”。于今反思，其实两位作者并未能就这些技术的全社会、大规模应用、历史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同时，在思想方法上，仅仅从技术的可能性进行了推演，但忽略这些技术的社会性架构和应用条件，使得他们的场景概念缺少历史和文化的深度内涵。

与贝尔（Daniel Bell）、托夫勒（Alvin Toffler）、奈（Joseph Nye）、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舍基（Clay Shirky）以及摩尔（Gordon Moore）、麦特卡夫（Bob Metcalfe）与伯纳斯-李（Timothy Berners-Lee）等人对后工业社会、后地缘政治时代、数字化情境的诸多预言相比较，斯考伯和伊斯雷尔的《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在学术意义上并不突出。但从两位作者原创性概念“场景”出发，我们会对当下的数字化生活、网络化社会、虚拟与现实融合的情境有一个指导性的理解，获得对于未来的一种想象路径。事实上，场景和场景时代概念发表至今，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笔者采取大数据方法在全球著名的职场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上搜索，可以发现从2014年6月《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一书出版至今（2019年10月），至少有260位以上的职场专业人士撰文分析或提到过该书。在谷歌和百度上搜索“场景”和“场景时代”则有千万级的关联结果。用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马尔凯（Michael Mulkay）的术语来讲，场景概念已经构成了我们描述当今社会的一个关键“修辞”和社会语境。可以想象，如果不用大家都已经心领神会的场景这个词，还怎么去描述网络、社交媒体、O2O、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现象呢？

因此，本书尝试对场景的内涵、意义、价值进行新的阐释，在研究立意、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根本性改造。从“功能主义”范式的观察和推演，转向把传播理解为人对实践性活动范式的思辨和批判。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把场景理解为人在数字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数字化景象，把消费者还原为占有全部生活内容的“生活者”，把场景化活动理解为人在数字时代的主体性建构的社会实践，使场景成为具有历史和文化内涵，包含着主体的自我建构的行动意向，具有“超链接”智能的社会化产物和产品。

本书所研究的数字时代的场景，本质上是一种媒介化社会（mediatized society）的景象。因此，本书以媒介化社会理论为指导，通过梳理当代社会、传播模式和传播境况的全球演变，发现四大因素，即全球贸易体系、消费体系、资本体系作为经济动力，都市环境中媒介与环境的啮合作为时空动力，感官的“超真实”体验作为主体性动力，场景技术体系作为技术性动力，四种动力形成一种深度的社会结构，一起推动了“媒介化社会”的到来。

本书通过场景技术、场景生产、场景传播三个部分完整地描述了场景的社会化生产全过程。笔者发现，场景生产依赖三种社会机制：主体性的困境所产生的社会自调节机制；信息技术、媒介形态变革带来的主体信息化、节点化的机遇性机制；主体积极的生产、生活实践带来的主动性建构机制。

本书对人类主体性的时代困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同时发现人类在信息化时代的存在方式中，有更大的自由度，交流语言更加丰富，人类的文化走向更具衍生性、再制性的符号化信息文化时代；信息创构活动成为人活动的主要内容。同时，本书分析了人通过其自身的积极生活实践所进行的、实现的主体性的抗争及策略。

“微叙事”是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基本传播叙事形态，人的自我认同是叙事的基本主题和叙事动力。在真实与虚拟融合的网络环境中，开放与封闭的根本性冲突和对立运动，由此而来的各种衍生冲突、矛盾所形成的巨大张力，推动了网络叙事以及场景的意义形成和价值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