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4 案头功课：非语言

先分享两个关于“提问”的故事，一个是中国人的，一个是美国人的。

亲历者：本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年级学生

教授从兜里掏出一张一美元的钞票，高高举起，涨红了脸，大声说：“谁能提出一个问题，任何问题，我就奖给他一美元。”

他是美国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他讲完了，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谁也不吱声。他请求大家提问，因为不然的话他无法了解我们听懂了多少。但还是没人举手。教授有点儿不耐烦了。不，应该说，他愤怒了。

“没有哪一种知识是提不出问题的。难道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无懈可击吗？是你们压根儿没听课还是愚不可及？”他的另一只拳头敲打着桌面。

终于，有几个学生举手了。我是其中之一。与其说我们真的有什么问题要问，不如说是因为我们也有点儿生气，因为那一美元有点侮辱人。

亲历者：弗兰克·赛斯诺（Frank Sesno） 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主任

几年前，我在中国的一所大学任教，我提出了一些我自认为很好的、挑战苏格拉底的质疑，即美中两国在这个世界上所要承担的任务，以及学生们对这样的竞争的感受。

我让学生们分享他们的看法，定义自己的术语，支撑他们的观点。一位中国学生向屋子里的一位美国学生弯过身去：“他在干什么，让我们打架吗？”对这些学生而言，这是不熟悉、不舒适的领域，我的问题带来了重重一击。

为什么“提问”会带给双方“不舒适的碰撞”？“我们”的生气与“教授们”的生气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文化隔膜与冲突？日本明治大学斋藤孝教授是研究身体论和交流论的知名学者，在《如何有效提问》一书中，他结合自己的经历，阐述了关于提问的感悟和见解：和欧美人相比，尊崇儒教的国家对“提问能力”的认知非常薄弱。斋藤孝从文化和宗教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在儒教文化圈，能够提出精辟问题的人，通常兼具谦虚的美德。就算不发问，自己推测之后也可理解，或是因为关乎私人问题或专业领域，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保持低调，我想这是儒教国家独特的特征。也正如弗兰克·赛斯诺在《提问的力量》（Ask More: The Power of Questions to Open Doors, Uncover Solutions, and Spark Change）中的小结：当然，这也有文化敏感性。一些人对年龄和权威保持恭顺的态度，其他人将公众质疑视为不合适、不尊重。

作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人，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的高语境和低语境概念成为解答以上困惑的经典理论。高语境传播指的是绝大部分的信息或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于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传播正好相反，即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在诸如日本、中国、朝鲜等高语境文化中，意义可以通过手势、空间、沉默、地位、教育、家庭背景、头衔、年龄，甚至个人的亲朋好友进行传达，因此人们在交流时，常常比较隐晦、间接、含蓄，信奉“沉默是金”的原则，鄙视夸夸其谈，认为“空罐子叫得最响”。而在德国、瑞士和美国等低语境文化中，人们交流时都需要详细的背景信息。正因如此，所以“美国人更多地依赖口语而不是非语言行为进行交流。他们认为‘说出来’和‘说出心里话’非常重要。他们欣赏那些词汇丰富、能够清楚而有技巧地表达自己观点的人”。在口头与书面语言中做到“Articulate”，是教育中的重要指标。无疑，东方与西方在高低语境之间的差异会造成沟通与理解上的落差。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博士在接受我采访时曾回忆起：“1969年10月，毛泽东主席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游行，以此向美国政府传递改善关系的信号。但我们当时觉得这只是中国在搞宣传，所以根本就没有注意。中国人常常高估我们的敏感程度。”

霍尔的观点，帮助我以超越的视角反思职业生涯中的关键词“提问”，也使得我将访谈实践中的提问放置于更广阔的语言交际背景之中。对面的受访者来自不同的文化族群，经常以中文英文双语进行访谈的我，如何能够以自己的问题穿越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丛林？那就是对于语言和非语言的双重关注和解读。也正如霍尔的强调和提示：语词交谈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用语词、只用行为的交流就不重要。诚然，语言以特别细腻的方式塑造思维，但毫无疑问，人类最终不得不认真研究语言之外的其他文化系统；它们对我们感知世界、感知自我的方式以及组织生活的方式都产生广泛的影响。我们要习惯面对这样的事实：语词层面的讯息传达的是一种意思，另一个层面传达的意思有时却截然不同。

是的，我们对别人的判断，70%以上在见面的两三秒之内就形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形象和举止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未开口之前“说”的话）。语言只占很小一部分，有时语言是最无足轻重的，甚至还具有欺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