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年生活

我决定从头讲起，这样可以避免自吹自擂。我觉得在陈述我作为一个投资人的经历时，自然而然就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个人。本章并没有令人特别惊奇的经历，但是我觉得首先介绍一下我早年的生活是叙述全部个人经历所必需的。

启蒙

我成长于一个相当普通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一名海事工程师，算是公务员，他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沸沸扬扬的“海军重组”事件并担任海事工程学院项目教授后，以工业部海事工业署主任的身份退休。我的母亲则是一名家庭主妇，生育了5个孩子，她的厨艺相当不错。我不记得父母曾向我传授过什么人生大道理，或许他们尝试过，但是我以非常不合作的态度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应该是我内向的性格阻止了某些“重要”谈话的发生吧！

即便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我反而明白了自己的某些品质正是源自父母。比如，我对坚持正确的事情怀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执着。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他在做正确的事情上毫不迟疑，对外界不管不顾，我们俩在这个方面有着同样的信念。还有，最近我觉得我需要把我母亲的不少乡间智慧传授给我自己的孩子——虽然我曾经对这些话嗤之以鼻。显而易见，我这样做是受到了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论是通过基因传承还是行为模仿。不管怎样，他们的品质在我的血液里流淌。

我的学生生涯也很普通，我总能通过各种考试——除了大学入学考试我考了两次才通过（西班牙大学入学考试一年有两次机会）。我的成绩平平，平日里没什么学科能够特别吸引我，体育是我平时最喜欢的学科，物理则始终令我头痛——最近我在学习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的理论，但同样没什么进展。

也许我对物理的厌恶是一种预示。目前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便是将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科应用到了社会科学中，而社会科学就包括了经济学，所以主流经济学在看待和分析人类行为时就如同要去解一个方程式一样。

我的童年没有经历过剧变，没有受过严重创伤，也没有一点点迹象表明自己是一个金融神童，我只是忙于和同学们玩耍。总之，我的童年和大部分人的一样，平淡无奇。

然而，我在16岁后爱上了阅读，这也成为我的突出特点和生活常态。现在，当我看到我13岁的儿子被强迫着阅读500多页厚的书时，我才觉得我在少年时期看的书太少了。16岁之前，我几乎不看书，因为读书并不是我生活节奏的一部分。但我每天会读读父亲的报纸，这有助于我了解这个世界都发生了什么。

说起全球性问题，那时我对柏林墙——就是那堵阻止了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人民自由往来的墙——的存在尤其感兴趣。我震惊于人们在跨越墙的另一边之前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直到那时，我开始懂得，自发和自由组织的市场如何能更有效地满足大众的需求，也包括穷困潦倒者的需求。众多事实都指证了墙那边人民的生活并不愉悦，但当时理性的世界却没有对这堵墙提出过多的批评，这无疑令我费解。之后我才有所领悟，这是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冯·米塞斯和其他思想家帮我理清楚的。

我迷上读书可以说是源自我父亲一位朋友的儿子。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书可以展现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看不到的事情。当时作为一个害羞、内向甚至孤僻的男孩，我很自然地就沉溺于书中千奇百怪的故事里。通过和他聊天，一个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马塞尔·普鲁斯特。我的这位朋友在14岁时就成为普鲁斯特的书迷，而我成为普鲁斯特的粉丝则略晚一些。

这种对阅读的热情在戏剧、影视或新闻等所谓的知识界中并不是奇珍异宝，但在投资领域中，热爱阅读绝对能让你从普通水准的专业人士中脱颖而出。我们能通过阅读接触无穷无尽的人物和故事，无论这些人或事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我们能够培养出一种开放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研究自己的兴趣点，使我们不仅仅专注于书中的这些角色，更多的是专注于我们圈子里的人物。普鲁斯特便是如此，他可以在书中用好几页来描述一个极不起眼的次要人物，或者对一个他感兴趣的名字进行词源学分析。这种态度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我在16岁以后读了很多小说，尤其是西班牙和法国的名著，比如加尔多斯（Galdós）、塞万提斯（Cervantes）、“九八年一代”（西班牙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司汤达、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等众多作家。文学可以说是我阅读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阅读爱好也从小说类作品转向非小说类作品，而我在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里也都有这类书的陪伴。事实上，我对非小说类作品的涉猎非常广泛，而这些书的内容常常和我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历史、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及自然科学等都是我经常阅读的类别。后文也会提到，其中一些学科对我的性格和职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正如我所说——后文也会不断提到，研究经济学和投资的正确方法是研究人，这也就意味着小说类作品和非小说类作品都是建立起自己世界观的良好基础。

我的大学生活

说实话，那时我并不清楚未来要从事什么工作。我在17岁时修读了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Complutense University of Madrid）的经济与商业科学专业。和大多数的同龄人一样，我对这个专业一无所知，我能做的只是将最重要的决定拖到最后。我自认为在这样迷茫的情况下，修读一个包含法律、历史、数学、会计、工商管理的专业已经是相当明智的决定了。修读“大杂烩”专业可以帮助我厘清头绪，同时能避免我走错路，当然这条路肯定不会是修路建桥方面的工作。

我上的是一所不太有名的公立大学，我选择它有多种原因。一是6月第一轮大学入学考试的失利留给我在暑期思考未来的时间少之又少，况且我本就迷茫；二是我觉得仍要父母承担我的高昂学费不太合适。我自己并不相信读私立大学是走向事业成功的关键这种说法，正相反，我认为读大学只是人生道路必经的一道“程序”。大学期间，我还花了一些时间在语言学习上。我学习了英语、法语和德语，再申明一遍，这些语言基本都是在公立语言学校里学的。

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学习的5年里，我没什么值得夸耀的，理由很明显，大学生活并没有帮我厘清我对未来的思路。虽然如此，大学生活还是为我埋下了兴趣的种子，这颗种子在以后孕育了我对商界的持续兴趣，后文对此会有详细介绍。

大学前4年在悄无声息中过去了。除了对主学位的修读，我还进行了语言学习和服兵役（可以说服兵役对了解西班牙的现实非常有用）。我所在的分队有10名海军士兵，我们住在一间宿舍。这10个人里有两个人不识字，而在100个人的连队里也只有4个人有大学文凭，这就是1984年安达卢西亚海军（Navy in Andalusia）的真实情况。但也就是这个事实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打破了我的美好幻想。我认识到我的国家不再只有我的朋友和家人，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那里的人们过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

与此同时，我曾考虑尝试从事外交事务。虽然我没有特别的爱国情怀或者政治使命感，但是我对于在异国旅游以及入学考试中各种各样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没错，我一直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对生活中的各种选择抱有非常开放的心态。在此，我也要大力推荐这种心态。但对于从事外交事务这个念头，我很快就放弃了。

就在我完成学位的最后一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意外，源于我对运动的热爱，尤其是篮球。我在图书馆看书时，偶然翻阅了一本商业杂志——这本杂志现在已经停刊了。1985年，当我首次看到这本杂志时，它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影响至今。这本杂志就是《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一开始吸引我的是它的封面（见图1-1），上面有大学生篮球明星——帕特里克·尤因（Patrick Ewing），他当时签约了纽约尼克斯队。当时，篮球，尤其是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比起经济与商业科学，更能吸引和振奋到我，尽管当时我们还不能在西班牙的电视上观看比赛，只能通过一些非真实的图片来勉强了解这些赛事和球星。

《商业周刊》的这篇文章从经济层面阐述了尤因签约纽约尼克斯队的意义。在当时的整个体育界，这次签约可以说是史上金额最大的一次交易。我看得非常投入，顺便就读完了整本杂志。《商业周刊》总是能把复杂的商业知识用浅显甚至娱乐的口吻表达出来，也幸亏读了这篇文章，我才对商业产生了兴趣。我不确定这仅仅是一次偶然，还是我对阅读的热衷的结果。但我肯定的是，兴趣一旦培养起来就很难减退。也就是从这时起，我的兴趣点开始从小说类作品转向非小说类作品，我在阅读非小说类作品中会夹杂着文学作品来看。而且，后来我的这种阅读偏好发展到了极端，我有很多年就只看非小说类作品，因为我当时也不顾及以前所谓的开放心态了，认为看小说没什么意义。也就是最近，我的心态有所放松，我才开始重新看小说类作品。

说了这么多，我认为关键在于要勇于尝试别人不理睬和不愿做的事情，要跳出事情表面或者所谓的常识来看待问题，以实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大学同学，甚至我第一份工作的同事们，根本就不会经常阅读国外经济类刊物或是看一些“严肃”的文学作品。

我必须声明，除了萌生了对商业的兴趣外，我在大学里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有价值的经济学知识，除了新古典经济学里面的供需曲线、理性人假设以及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市场均衡以外，好像就没什么了。谢天谢地，20年后，哈耶克和冯·米塞斯就像经济学界的超级英雄一样拯救了我对经济学的认知。大学里的经济学教义并不能产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简洁、清晰的原理，这是真正的耻辱。由于有些人想给它一种它本没有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建立了大量数学公式来掩盖主导经济学教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包括货币学派和凯恩斯主义者）缺乏明确性和连贯性的症结。

然而，经济学是一门覆盖面很广的学科，这也使得我能够涉足一些令我感兴趣的领域，或者至少能排除掉一些我没必要涉猎的领域。大学刚开始时，我的学习成绩中等，但在我开始大量阅览与学科相关的书籍后，我的学习成绩得到了提升。

回顾过往，经过在这所普通公立大学5年的学习以及多年的专业实践，我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知名大学甚至大学教育的重要性未免被夸大了。一个人在二十几岁学到的东西不如终身学习重要，当然我说的是终身自学。在三四年的时间里，由优秀教授指引着走向正确的方向或许是有益的，但关键是在特定的时间点有激发我们产生兴趣的火花，这种火花会开启一条有吸引力的无限之路。也许有一些知名大学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我无法理解现在人们对名牌大学的崇拜，尤其是在英语国家。在我的祖国西班牙，我们还算幸运，没有如此重视名牌大学。

对我来说，兴趣的火花始于我十几岁时的阅读习惯和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

第一份工作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里，我参加了很多面试，企图借此提高我的面试能力。但我在第一次参加面试时就拿到了英格列斯百货公司（El Corte Inglés）的入职通知。我自知并不是面试能手，但如果一定要说我有某些方面的特长，那么它应该是我与生俱来的责任感。由于这次面试的意外成功，我开始考虑是否要在6月毕业之前就做一份兼职。我最后决定了在3月入职，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兼顾学业和工作。在这期间，我还可以看一届我们本土巨星布特拉格尼奥（Butragueño）和马拉多纳参赛的世界杯足球赛。

英格列斯百货公司是西班牙零售商的领头羊［直到ZARA（飒拉）出现］，我被分到了公司行政部门，在这里工作了一年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份工作充其量只是在个人层面对我有所帮助，却不能让我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英格列斯百货公司只安排大学毕业生做行政工作，这明显是有问题的，结果大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离职。无论如何，在职业生涯开始时做一些你不需要为此感激的工作，会让你更有能力面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困境。但令我惊讶的是，很多人对一份简单的、不用动脑的工作竟能安心落意，他们有可能是在心甘情愿地做那些他们认为非做不可的事。但从事一份简单轻松的工作确实也是我后来在生活中承担过多责任的时候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念头。

对于英格列斯百货公司本身，我没有太大发言权，毕竟我在那里仅工作了15个月，而且我所在的岗位也无法让我得知整个公司的情况。虽然如此，我还是能明显感知到这家公司存在的一些冲突，谁会想到有着光鲜亮丽的商铺和无可挑剔的服务质量的一家企业，其内部组织架构却如此陈旧过时且高度等级化。30年后，随着“百货商店”概念的人气在全球范围内急剧下降，这家公司很可能进行了变革，转向更现代的销售配送模式。

我从未把在英格列斯百货公司的这份工作看作我毕生的职业，我告诉自己这仅仅是我职业生涯停滞期的一种尝试。当为从事什么工作而感到迷茫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跳出固定思维，想想做什么能改变自己的人生。这并不容易，我们必须从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甚至主动去打破原先的计划。我就是如此，我选择了修读MBA，虽然从英格列斯百货公司这样的大公司跳出来去读MBA看似并不是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因为当我参观巴塞罗那的MBA校园时，一切都令我耳目一新。因此，我遵从了这份触动。

有很多迷茫的年轻人会问我，要不要去修读MBA，要不要考取CFA证书或者其他证书，我的回答是因人而异，我会帮他们分析他们的伴侣情况、组建家庭的意愿、对未来的清晰规划、当前工作状况以及财务状况等。而我当时的情况很简单：我单身，手头上的工作对我也相对缺少吸引力，我对职业发展还拿不定主意。就因为如此，所有的条件都指向我应该去修读MBA。

IESE商学院

1987年9月，在美国跨国公司NCR［全球第四大ATM（自动取款机）供应商］实习了一个夏季（我当时动了心要换工作，想入职NCR，但是已经被IESE商学院录取）后，我启程前往位于巴塞罗那的IESE商学院修读MBA。IESE商学院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算得上是全球最佳商学院之一。西班牙倒是有多所高水平的商学院，比如IESE商学院、IE商学院及Esade商学院等，要是其他大学也向它们学习就好了！

我很好奇我竟然要重新进行数学入学考试，不过我猜测其他科目我的成绩应该还不错，不然校方也不会录取我。后文也会提到，成功的投资并不需要优异的数理知识，需要的是掌握动态商业竞争的知识和一些基本的计算。

鉴于西班牙储蓄银行加泰罗尼亚分行与IESE商学院签有协议——为IESE商学院的学生提供财务支持（在评估学生未来收入潜力的情况下），我申请了一笔贷款，并在巴塞罗那落了脚。我很满意巴塞罗那的研究生生活——无论是商学院的制度体系还是主要由教授和来自20多个不同国家的学生构成的学习氛围。在这之前，因为考试轻松，我一直有点自负；而在这里，我有了完全不同的体会。我发现我的一些同学要么比我更聪明，要么至少比我更刻苦——以前，我总是给自己找借口，认为自己还没有全力以赴地拼过。这个借口在巴塞罗那没用了，在这里我确实拼尽了全力。

IESE商学院最终让我开始关注我的未来，让我意识到我必须走我自己的路，也让我意识到不论是在专业领域还是个人生活里，总是有比我优秀或者逊色的人。

MBA课程给我留下的另一个印记是质疑精神。这或许源于IESE商学院的主要教学方法（大量的案例分析研究，还有和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之间的讨论），这些方法教会了我用质疑的态度去审视问题，从此我便能系统地运用这项品质。案例总是有多个解决方案，我们的讨论中也从未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人能确定自己是正确的，更不要说在一群可以立即推翻自己的人面前了。作为投资者，总有人跟我们说一些极具吸引力的故事，实际上他们是在兜售希望、未来和胜利，而我们的工作则是要精心挑选那些有价值的故事或项目。

1987年10月，我第一次经历了股市崩盘。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我还嘲笑我的室友是狂热的股民，视他为无可救药的投机者。显而易见，我那时候还没有展现出“金融奇才”的一点点迹象。很难想象我到底是如何走上和金钱打交道的这条路的，以及什么事促成了这种转变。

在巴塞罗那攻读硕士的两年里，我明确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分析工作与我的性格非常匹配。我感到非常幸运，我通过自我认知看清了自己的方向；而有些人则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向，从未认清自己。对我来说，摆在我眼前的东西已非常清楚，我不适合做销售或者成为领导，我更适合潜心学习、反思，并不断地阅读。换句话说，我更适合做分析工作。

贝斯因特投资公司

我的性格和能力似乎更适合做金融分析，但我仍不确定应该专注于哪一个具体方向，因为同样类型的金融分析也有不同的用途，比如，能够为收购或出售企业提出战略上的建议，股权投资（投资上市公司），等等。

必须有什么因素来推动我做出抉择，而局势往往影响着决定。

我从IESE商学院毕业后直接去了贝斯因特上班，这得益于两次好运的降临。其实之前我已收到了知名咨询公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录取通知，但是我还是参加了贝斯因特的面试，因为我意识到其他应聘者要提前庆祝学期结束而可能会放弃这场面试。

我非常低调地参加了面试，因为我不想给同学们留下不合群的不良印象，我应该向他们表明我对此面试其实并没有太大兴趣。而命运的另一个转折点是，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向四个人提供了三个职位，以防备其中一个应聘者会退出，结果没有人退出。因为我是最后回复的，所以我被排除在外。这么说吧，在夏季的求职高峰期，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卡洛斯·普拉多（Carlos Prado）和何塞·伊格纳西奥·本胡梅亚（José Ignacio Benjumea）的邀请，到贝斯因特担任投资分析师。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而在IESE商学院，我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决心加入麦肯锡（McKinsey）、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或当时的任何其他大公司，虽然这些公司都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所以，我的决定受到了环境影响，我接受了与分析相关的行业提供给我的机会。

当时，贝斯因特还只是恩特卡那雷斯（Entrecanales）家族企业的多元化业务的一个分部。贝斯因特的办公区位于马德里市中心的“金字塔”大厦，建筑物的色调是红色（或者说红褐色）。虽然这里的办公氛围不太好，但不得不说，它在整体上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公司总经理本胡梅亚先生，他自始至终对我都是和蔼可亲的——这些年来他一直这样。我突然意识到，除了这些吸引力之外，贝斯因特的确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公司：环境简单，但有着众多有趣的同事以及能对分析师提供审慎支持的健全机制。

我在贝斯因特的工作是协助分析公司潜在的多元化投资标的。当时，贝斯因特有三大项业务领域。一是多元化投资业务，旨在将家族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利润用于投资新业务。公司在该领域已深耕多年。二是股票经纪业务。当时，股票经纪业务刚被放开，公司也在这个领域崭露头角。三是投资组合管理业务。

1989年8月，我开始上班，这个时间点很特殊，东欧的极权主义政权开始瓦解。这是一个普遍乐观的年代，媒体报道了很多逃离者的冒险经历，而我们在办公室也通过电视密切关注着这些时事。东欧剧变的同时，西班牙正在高速发展以赶上加入欧盟的步伐。对于准备在事业上大展拳脚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期。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尝试去调研市场，挖掘未上市的私人企业，为公司寻找投资机会，也给这些企业带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机会。在没有明确指导的情况下，我被授以决定权，并且我的工作也非常灵活，我觉得可能是公司想搞清楚我的能力和潜力吧！事实上，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份工作的商务谈判部分，因为需要打电话及上门推销。这说明了我缺乏对谈判的热情，而我对潜在的交易所进行的有限的研究无法弥补这个缺陷。

事实上，我还不清楚我的老板到底是谁，也没有人给我布置任务。我开始主动研究上市公司，同时向三个股票经纪人和小规模的股权分析团队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可能正是由于这段经历，在以后的生活中，我总是强调在不受任何指导之下的主动性。在我必须与别的同事共事时，这也是我做事的风格。如果等着别人来发号施令，来指导你解决问题，那么等来的更有可能是戈多。

我最初的研究和投资

1989年年底，我实地考察了阿塞里诺克斯公司（Acerinox）——一家不锈钢行业的领头羊，这是我第一次调研巨头公司。一直以来，它给我的印象是一家非同寻常的企业。然而，我那时还非常谨慎，我给出的建议是“持股”。渐渐地，我认识到我能给公司的研究增加价值。正因为我没有明确的职责，空闲时间较多，于是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挑战，就是熟悉西班牙的每一家上市公司。

当时，西班牙国家证券市场委员会（CNMV）出版了一本刊载了所有上市公司季报的书，我把书上列出的所有公司都看了一遍。我记得第一家是艾格如弗斯（Agrofuse）——一家从事农业的公司，我们也从未投资这家公司。1990年这一整年，我都在干这件事情——研究上市公司（我以阿塞里诺克斯公司调研报告为例，见表1-1），万幸我没有来自老板的压力，也不用担心短期业绩情况。

1990年年初，我在《商业周刊》上看了一篇对《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的书评。没错，从大学开始我就坚持在看这份杂志。林奇的这本书解释了价值投资（或明智的长期投资）的基本原理。事实上，我始终认为这本书是如此的完整和清晰，以至很难再在其基础上增加新内容。

价值投资的目的就在于能够长期开展理性的投资行为，要去分析标的公司产生未来收益的能力，并为这些公司提供有竞争力的报价。虽然这听起来像是所有投资者都清楚的逻辑，但是其实他们也并没有按这样的逻辑去投资。所以，实际上价值投资者就只是理性的投资人而已。

也多亏了林奇，他让我了解到其他投资大师：本杰明·格雷厄姆、沃伦·巴菲特、菲利普·费雪、约翰·邓普顿等。我还写信到奥马哈市，我得到了所有已刊出的沃伦·巴菲特写给股东的信件。我始终认为，巴菲特这种永不过时的智慧对研究生来说，是除了修读MBA以外最好的了解商业世界的教材。不论是从专业角度，还是他本人的角度来说，巴菲特的智慧都是非常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1990年无疑是我成为投资分析师和投资经理关键的一年，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关于“价值投资”的逻辑，我在工作中能切实感觉到西班牙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西班牙的股票市场受大型银行和接替各个老股票和交易经纪公司的新公司控制，尤其受到西班牙AB投资咨询公司（Asesores Bursátiles）和FG投资咨询公司（FG Inversiones Bursátiles）这两家公司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智的资金管理是极其缺乏的。

以上几点为我的投资实践奠定了基础。这些经验一直伴随着我，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理由去质疑这些宝贵的经验。我本可以为这部分经历添砖加瓦，着力描述我的困惑不安以及事业的跌宕起伏。但是，我不用这样做，因为这一年的经历很快就解决了我在上班之前的疑惑。这样说来，我就是司汤达笔下的“少数幸运儿”——26岁就已经对长远未来有了一个清晰的愿景。

当年轻人问我如何开启投资生涯时，我总是告诉他们必须从眼下开始。他们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市场上的一些宽厚的企业家愿意提供与投资分析或管理相关的工作机会。一份对口的工作会让一切变得容易，前提是不要养成坏习惯，因为一旦养成这些坏习惯，我们在日后就很难将其改掉。第二种选择则更有可能发生，那就是自学。做其他工作来养活自己，同时学习如何在业余时间正确投资。这听起来很难，但好在我们能在当今社会找到很多资源来自学。

我就非常幸运，我在贝斯因特的一年里介于这两种选择之间，我拿着薪水，也有权自主选择想要研究的东西。但其实，不管是哪种情况，关键在于从一开始就建立起自己的投资组合。投资额度是无关紧要的，更重要的是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有效投资节奏，并且最好是可行的。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相信，那么我们怎么去说服别人给自己一个机会呢？

我职业生涯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1990年2月，当时我买了第一只股票，这在以前是我从没想过的。前文也提及，我不像其他投资人，我从小就没什么商业头脑。相反，我觉得遥远的商业世界充斥着投机者，而我的世界却是属于读书人的。我买了桑坦德银行的股票。当时，这家银行的情况比现在好分析多了，这得益于其激进的商业政策。这家银行在西班牙的业务增长很快。那一年，它发起了第一场名叫“超级账户”（superaccount）的存款战，还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海外“突袭”。当时，它的交易价格很合理——只有9倍市盈率，并没有反映其过去或未来的盈利增长能力。我记得整个上午我都很紧张，直到订单最终得以确认。这是一个很小的订单——只有50股，但它标志着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外，这也表明，尽管我在1998年至2012年没有投资银行股，但从这件事上看，我并不排斥投资银行股）。

我无法想象一个研究市场、提供买方建议和进行财富管理的金融从业者，会不愿意成为他所看好的公司的股东。至少我愿意，当我研究了一家公司时，如果我看好这家公司，那么我根本无法克制住要买进其股票的冲动，哪怕只买一点点。

有时会有法律上的限制，但你的操作只要是透明的，就不会有问题。后来，有了免税基金转换，我投资组合的侧重点就逐渐偏向基金，这是符合逻辑的（在那之前我担心，如果我被贝斯因特炒鱿鱼而要换公司的话，那么在出售基金时，我需要缴纳相应的资本利得税）。

第一次投资就意味着建立股票投资组合过程的开始。柏林墙倒塌，西班牙加入欧盟，市场环境一片乐观，这是非常理想的投资时点。适中的价位也意味着我可以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到优质资产。我甚至开始考虑利用融资去投资。我算了算我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年里的储蓄能力，我还要偿还在IESE商学院读MBA时向西班牙储蓄银行申请的助学贷款。此外，我又借了三笔款，每笔价值100万比塞塔（6 000美元）——借款方分别是我的父亲、朋友米格尔·德尔·列戈（Miguel del Riego）以及银行。

这是我仅有的一次举债投资，好在我没有家庭负担，我还有两位非常灵活的支持者。保守来看，我的可支配收入能够支撑起贷款。我总是告诫人们在负债时一定要倍加谨慎，当然也有例外，但前提一定是我们能够在非常负面的情况下——比如资产损失超过50%——仍能够积极履行还款义务。

我将这笔钱以小额分散的方式投资到不同的西班牙股票上：恩斯、塔飞萨、日产伊比利亚汽车公司（Nissan Motor Ibérica）、斯瓦萨、印加萨纺织（Inacsa）、帝陀（Tudor）、法莎雷诺（Fasa Renault）等。作为一个散户的好处就是，我可以用很少的钱就持有对一组股票有影响的仓位。通过这个投资组合，我确信了一点，我喜欢理财，并且我能把它做得相当好。我犯过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很幸运我亏损得不是太多，也没有影响到自己的信心。这个错误就是日产伊比利亚汽车公司。

日产伊比利亚汽车公司是日本跨国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在西班牙的子公司，它在汽车制造领域极负盛名，它的汽车在西班牙生产并销往欧洲各地。在学习了林奇的著作后，我相信自己对如何按照行业周期进行投资以及如何识别成长型公司已经有了很深的理解。在我看来，日产伊比利亚汽车公司是一家从西班牙逐步扩张到整个欧洲的成长型公司，尤其是即将上市的乘用车车型将推动其扩张进程。附带一提，日产在欧洲的乘用车市场渗透率极低，该公司最近的业绩记录也足以支持这一增长理念。

但是，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和塞维利亚世博会后，西班牙经济开始放缓，周期性股票大幅下挫。日产伊比利亚汽车公司作为我心目中理想的成长型公司，其汽车销量暴跌，其股票变成了很普通的周期性股票。

在1990年和1991年的日产伊比利亚汽车公司股价下跌期间，我还在增仓，日产伊比利亚汽车公司的股票一度达到我个人投资组合的40%（见表1-2）。后面也会提到，在股市暴跌时增仓是投资者需要做的最艰难的决定之一，因为有时候，股价真的很难完全从低谷中复苏。尽管如此，但对于情况一直在周而复始地变化的周期性企业的股票来说，如果我们坚持买入的话，那么这通常会有不错的结果。

日产伊比利亚汽车公司最后因为出了大问题几近破产，其母公司在1994年进行了一次救助性收购，这才使得我的损失控制在最初投资的50%左右。

我从自己超配日产股票的投资组合中学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即使当我们完全被自己的信念说服时，我们也可能犯错，这也就显得分散投资是格外重要的。还好我在其他投资上的成功，能够充分弥补日产伊比利亚汽车公司带给我的损失，也没有让我对自己选择股票的能力失去信心。

我们或许都在酒吧里经历过类似彼得·林奇所说的情况，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未来仍会经历。

在图1-2中，林奇解释了公司盈利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完美阐释了长期股价是如何反映出盈利增长的。我们也尝试由此做出西班牙公司的图表（见图1-3~图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