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手

一個電影人的「無間道」

文／林暢

1957年1月7日，帶領着新華公司外景隊遠赴日本拍攝外景的張善琨，不幸心臟病發，一代電影業鉅子就此身歿於異國他鄉。

有的人稱他為「噱頭大王」，因為他有着與眾不同、出人意料的宣傳手法；有的人更認為他是上海電影王國的締造者，因為他有着超人的膽識和實力。而在1949年，兩岸隔海對峙之後，尤其在張善琨逝世後，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1957年2月，張善琨的骨灰途經台灣，台灣影劇界舉行了路葬，蔣介石特頒挽聯「藝苑流芳」，表示對其一生對於電影事業的肯定，⁽¹⁾日後港台以及海外的電影研究者也就將張善琨視為「愛國藝人」。而在海峽的另一邊，我們看到了對張善琨的另外一種解讀。在1963年出版的《中國電影發展史》中，對張善琨的評價無非兩個：投機商人、⁽²⁾漢奸，⁽³⁾評價很不正面。

對於張善琨的爭議，主要是他在敵偽時期所發生的事件，撲朔迷離。這也一直是後世電影學者對於張善琨的研究一直孜孜不倦，樂此不疲的原因。作為全書所要研究的這個時期的最為重要的歷史人物—張善琨，我們不妨先對他的人生軌跡做一個剪影，通過有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電影人的「無間道」的故事。

張善琨的「無間道」

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堂而皇之地進入租界，整個上海完全淪陷，大家也失去了僅剩一點的「保護傘」。此時，由日方在上海投資創立的一家名為「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華電影）的老闆川喜多長政找到了張善琨。

作為一家日本獨資的電影公司，中華電影在1940年與南京汪偽政府合作，開始在上海拍攝所謂的「國策電影」，為日本侵略者在宣傳上的重要機構。另外，這個中華電影也扮演着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作為一家發行機構，它將當時上海所生產的電影，發行到華中、華南、滿洲與華北等地，包括了將上海電影送到日本，其中就有《木蘭從軍》、《鐵扇公主》兩部電影。⁽⁴⁾同時，他們也代理發行一些美國荷李活電影，以及法國電影、德國電影。

而作為當時上海電影界的領軍人物，張善琨很早就被野心勃勃的日本方面盯上了。

最早的談判，日本軍方希望張善琨能夠使當時上海的公司人員全部不動，全部合併在一起，組成一家新的、龐大的電影公司。當時張善琨的回應是一口就予以否定，他認為「大家原來都是當老闆，自己有自己的公司，要這麼併在一起，並不妥當，做不來的」。⁽⁵⁾之後，川喜多長政又幾次與張善琨談判，最後張善琨同意出面合併當時上海的幾家電影公司，並且出任新公司要職。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使得張善琨的想法有如此大的轉變？張善琨夫人童月娟是這麼說的，初次談判並沒有什麼共識，暫時就拖下來了，我們就趕緊請示蔣先生他們。可是我們只得到一個重點就是，不能夠撤退。同時他們也找了「中統」方面的地下工作者——吳開先、蔣伯誠、吳紹澍幾位，他們認為，大家都走，如果我們再走了，就真的沒有人做中國電影了，那麼上海電影界就完全屬於日本人的，中國電影就完全缺席，為了保住中國電影命脈，維持電影工作的人物，政府希望在電影界有人能做。⁽⁶⁾

1942年4月，由「國華」、「藝華」、「金星」、「合眾」、「春明」等以及張善琨旗下的「新華」、「華成」、「華新」一共十二家電影合併為專門製作劇情片的「中華聯合製片公司」（以下簡稱「中聯」）。

而他與川喜多長政的談判中，所達成的共識的前提就是日方不得干預中方拍攝劇情片。⁽⁷⁾這一點，川喜多長政是做到了。⁽⁸⁾老影人韋偉在一次訪談中認為，日本人利用張善琨，而同時張善琨也利用了日本人。要延續中國電影的命脈，在這個物資極其緊缺的時代，資金、膠片就要借助日方的供給了。

在這個相對「平和」的環境下，張善琨帶領着電影人將中國電影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這個時期的電影沒有「孤島」時期的浮躁，因為大家暫時不用害怕頭頂是否會有炸彈落下，沒有了惡性競爭，電影製作也較之前精良了。1943年5月，「中聯」以及川喜多的「中華電影公司」、張善琨的「上海影院公司」合併成為「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影」）。

雖然上海電影人們善意地認為「日方不得干預中方拍攝劇情片」，但是日方的魔掌卻不斷越界，日本軍方拍攝國策電影的方針政策始終沒有改變。1943年的《鴉片戰爭》（後改為《萬世流芳》，通過上海電影人的巧妙安排，才使得這部電影沒有完全成為日方的宣傳武器），1944年的《春江遺恨》，已經到了雙方合作危機的臨界線了，正像窗戶紙一捅就破，張善琨的選擇顯得很艱難了。

也就在日本軍方決定拍攝《春江遺恨》這部國策電影的時候，上海電影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懼感，也對這個「瘋狂的世界」失望透了，此時的張善琨也萌生退意。

由張善琨策劃兼編導的一部《銀海千秋》，算是他對自己電影生涯的一次總結。《銀海千秋》故事說的是攝影場裏小演員朱益華、朱青華兄妹下戲之後遇到嚴俊，嚴俊給他們變魔術，將中國電影有聲以來的經典歌曲全部展現出來。

同時，張善琨也開始利用電影業的資源，組織了「聯藝劇團」，推出了一部史詩巨作《文天祥》，這部戲滙集了當時影劇界精英，主演是名宿劉瓊、石揮，雖然《文天祥》演出場場爆滿，售座極盛，但所入依然不能與所出相抵，而張善琨卻滿不在乎，他認為他既是戲劇電影的狂熱愛好者，而且這也是盡他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責任。⁽⁹⁾此時，張善琨也邀請川喜多同往觀看此劇，看過之後，川喜多對張善琨說了這麼一段話：日本人也愛日本人的國家，中國人也是愛自己的國家，我們「各愛其國」。⁽¹⁰⁾簡單的一句，表明了川喜多對張善琨在作為一個中國人而所做的一切的認同，也說明了張善琨所作的的確是一個中國人該做的事情。

此時，重慶「中統」上海地下組織主要成員蔣伯誠身份暴露（一說是「中統」地下組織全線腐敗），從其住所搜出張善琨與地下組織成員開會記錄，用來討論、修改的電影劇本等等。張善琨遂被逮捕入獄。張善琨被捕的原因還有一個說法，筆者曾訪問當時「華影」演員張帆，她說張善琨被捕是因為當時在蘭心大戲院演出《文天祥》時，一位演員趁機高呼抗日口號，因而使得張善琨被牽連其中，另外還有某些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經過川喜多幾個月的努力斡旋、居中調停，張善琨終於保釋出獄，然而他卻丟掉了「華影」副總經理一職，也許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但是，對於張善琨被捕的時間一直沒有準確的記載。我們可以推測，在《春江遺恨》拍攝完成之後，幾乎大多數的演員都離開了「華影」，呂玉堃、高占非、王元龍等北上演出話劇；周璇、龔秋霞、張帆等則開始籌辦演唱會；陳雲裳、李麗華婚後退出影壇；白光則出國深造。1944年底至1945年初，「華影」因為資金與人員的短缺，在張善琨離職後，張石川提出了「包片制」以解決危機，但是在1945年3月《萬戶更新》上映之後，便後繼無力了。可見張善琨被捕的時間應該是1944年底。⁽¹¹⁾

身處險境的張善琨，此時想到了自己將要去的方向，離開上海，遠赴重慶。終於，在1945年5月，張善琨攜妻子離開上海，經過杭州，輾轉至屯溪，開始了「5月渡瀘」的艱難且危險的旅程。不想來到屯溪，因為曾出任「華影」要職，而被逮捕入獄，後因吳開先、蔣伯誠、吳紹澍幾位證明，才洗脫了漢奸嫌疑。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一場上海電影界審訊有「附逆」嫌疑影劇人員的風波也席捲而至。1946年11月，上海各大報紙紛紛登出了如下報導：

高檢處第三次傳票發出，定於上午九時在提籃橋處開庭偵訊。被傳者計：張善琨、卞毓英、張石川、金龍章、鍾寶賢、何仲山、周詩穆、梅熹、陳雲裳、陳燕燕、李麗華、胡晉康、何挺然等十三人。

此時張善琨卻默默地與妻子童月娟離開上海，走訪歐洲。直至遇到李祖永，才繼續展開了他的電影之路。

撲朔迷離「無間道」

在那個年代，身處亂世的人們往往要在「做順民」與「做義民」，去與留之間做一個艱難的抉擇。事實是，張善琨與大多數影劇工作者最後還是選擇了留下來。

對於張善琨是否漢奸，是否重慶方面的地下工作者，如今兩派學者一直存在着分歧，這也就是對於這個時期的電影史應該如何解讀的問題。張善琨是否地下工作者，我們現在幾乎看不到任何能夠證明的文字資料，只有一份沒有詳細日期的證明（係吳開先、蔣伯誠、吳紹澍在戰後為張善琨證明的材料），這也就是內地學者所質疑的一點。

如果材料不夠充分，我們可以聽聽當年的親歷者是怎麼說的。

舒適曾在一次訪問中談起了這段歷史：張善琨把所有的電影公司合併起來，成立中華聯合製片有限公司，當年所有知名導演都集合起來開會，地點是現在華山路上海戲劇學院三層樓房中的一間小房間。來開會的有四個大導演，四個小導演，我才幹了大概三年，當然是小導演，其他的還有何兆璋、黃漢、鄭小秋等。張善琨說：「這時候的空氣很嚴峻。」像周曼華都被抓進去了，到處風聲鶴唳。大家心裏都知道張善琨做的是些中日合作的事情，都不大願意去幹，但張善琨說：「你們不要以為我是怎麼樣，我是……你們放心，要抓漢奸只抓我，不會抓你們。我其實跟國民黨方面有聯繫的。」開這個會的時候，李萍倩、朱石鱗、岳楓、馬徐維邦、卜萬蒼、楊小仲等一班大導演都在座，這話是不是他在吹牛呢？但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他的確是跟那些地下工作者有聯繫。

……

我們離開後，他曾跟一個叫李大深和一個叫張丙生的到屯溪聯繫。結果，他在那兒被捕，冠以「文化漢奸」的罪名，但沒多久，重慶方面卻來電，叫馬上放人。這說明他跟那方面是有聯繫的，要不然那邊怎會放人。這亦證明他當日在那個會上講的不是假話。⁽¹²⁾

當時亦參加會議的導演岳楓也曾在訪談中說過：那時日本人來了，張善琨叫我回上海，我說日本人來了，怎麼回去啊？他說：「你回去就明白。」果然，到了他家，國民黨的頭領都在等我們，叫我們不要走，留在上海為他們拍戲；若一定要走，多少錢給我們也沒問題，但最好不要走，因為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電影工廠，我們必須掌握住。就是這樣，我們就留下來了。⁽¹³⁾

不難看出，兩位親歷者都不約而同地說起兩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導演曾經開過一場很重要的會議；二、大家都瞭解到張善琨與重慶有聯繫。我想張善琨如此精明的一個商人，在這個關鍵時刻，如果沒有得到陪都重慶方面的任何表態，怎敢輕易接受這個燙手的山芋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從張石川的一些經歷得到證實。

1938年，張石川欲重建毀於炮火之下的明星公司，此時日本軍方也正將觸手伸向電影界，想要將其變為日本侵略者在日後的宣傳工具。而在上海年代最為久遠、根基最深的明星公司以及作為中國電影啟蒙者的張石川成為了日方爭取的對象，拉攏其至自己旗下，為「東亞共榮圈」服務。當時日方派人和張石川、周劍雲、董天涯接洽，結果是三人一口回絕。因為他們知道，如果合作了，就是漢奸，漢奸當不得；更重要的是，在當時，大家對領導人蔣介石的信任，相信國軍總有一天能夠打回來的，只要「委員長」一凱旋歸來，一定要大大犒賞為他守節的人，如果此時咬一咬牙，不給日本人效勞，將來就有資格開口講話。⁽¹⁴⁾

三人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日方的拉攏，來人丟下了這樣的話：「不合作有不合作的結果，你們等着看吧，如果張先生回心轉意，那麼在明天中午十二點以前，按下列電話號碼打電話給我，如果超過十二點，不打電話來，那麼我們就不客氣了！你們可派人在隔小河浜北岸觀看，你們廠裏會發生什麼情況。」⁽¹⁵⁾最後張石川還是沒有回電話，惱羞成怒的日軍終於於1939年1月13日下午一時十五分，放火燒毀了「明星影片公司」。當時的《申報》曾刊登此事件報導：「明星公司楓林橋廠屋，地處淪陷區內，早經日軍盤踞，作為軍營，前日傳有利用該處攝影場地，從事攝製『親善影片』企圖；嗣以無法拉攏工作人員，至今未能實現。前天下午一時十五分，彼處忽告失慎，一時烈焰騰空，火勢甚熾，直至二時半後，始見熄滅。」⁽¹⁶⁾

明星攝影場被焚毀，說明了在當時，張石川以及周劍雲等一批上海電影工作者，在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誘之下，仍不為所動，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精神。這麼一位電影人，在當時未予合作，並且他的畢生心血全毀於日本侵略者之手，一定對其恨之入骨，而在之後怎會加入了「中聯」呢？他既然堅信國軍能夠凱旋而歸，那麼就一定知道張善琨「是與重慶方面有聯繫的」。

不管開始是如何，結果是國民黨一來便把電影界接收了，而張善琨便沒有立足之地了。⁽¹⁷⁾

為什麼抗戰勝利之後，張善琨卻黯然地離開上海了呢？張善琨夫人童月娟回憶說：已經做了這麼久電影了，費了那麼多心血，結果變成了眼前的狀況，實在不應該做下去了。⁽¹⁸⁾

與張善琨同時加入「中聯」的導演朱石麟也曾有相似的境遇。朱石麟的女兒朱楓在一次訪談中談到，朱石麟在一封家書中提到了他在這個時期的遭遇：「早在1941年上海完全淪陷，國民黨宣傳部長吳開先邀約爸爸等十多位影人，囑託他們留在上海，堅守電影事業。可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部由於派系鬥爭，此事竟置之不理，爸爸等蒙上漢奸污名，工作凍結，生活無依」⁽¹⁹⁾。正因為如此，在日後朱石麟毅然加入左派電影公司，並且留守在左派的大本營，絕不「投奔自由」，大概是他對國民黨失望了。而張善琨此時也許也對國民黨失望透了，因而才有黯然隱退之意。

兩面評價在人間

在電影學術界一直對張善琨有着兩個截然不同的評價，一個是「愛國藝人」，一個是「漢奸」。可是，張善琨還是張善琨，他至始至終都是做着他自己。對於後世對他的兩面評價，我們需要仔細地研究。

「孤島」時期，租界區內一片混亂，身處亂世的國人則要在「做順民」與「做義民」之間作出選擇。當時的上海市民，既對自己的人身安全擔憂，生怕日本侵略者的轟炸機幾時光臨自己的上空；但是，他們又離不開這個繁華大都市的一切一切，從飯店、汽車，到咖啡、麥乳精，甚至抽水馬桶，再從歌廳、舞廳、電影院到良友畫報，上海市民已經習慣了這一切，所以大多數人的選擇是能不走就儘量不走。在這種複雜且矛盾的社會環境和心理環境下，上海市民只有過一天算一天，過一天享受一天，什麼娛樂都樂於接受。在人心浮躁的影響下，電影商人們將電影產業作為此刻賺錢的最好的一條道路，無論是導演，還是編劇，或是演員，都成了他們的賺錢工具。只要有錢賺，什麼都能拍，才會常常發生「雙包案」、「七日鮮」的事情，惡性競爭的後果就是直接導致電影業的畸形發展，包括柳氏兄弟的國華，嚴氏父子的藝華，無一不是利字當頭。只有張善琨旗下的新華公司，有着一套較為完善的管理系統，從電影廠廠長陸元亮，到卜萬蒼、李萍倩、馬徐維邦、岳楓、方沛霖等導演，無不是將電影作為一項事業來完成，兢兢業業，擦亮了新華這塊金字招牌。正因為這樣，新華才會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日本人為了方便統一管理，由張善琨出面將上海的電影業化零為整。但結果卻是出乎日本人的意料的。作家柏楊曾經說過，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一群中國人是條蟲。可是到了這個時候，在一起的中國人卻顯得有些異常，原先的惡性商業競爭沒有了，大家此時是作為中國人而站在了同一條戰線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面對日本軍方屢屢要求「中聯」、「華影」拍攝「國策電影」時，總是能夠巧妙地化解，細觀這個時期的近147部電影，沒有一部損害到了中國人的尊嚴和利益（關於《春江遺恨》的問題留後文再談）。據岳楓回憶，他曾拍了一部電影《兩地相思》，就是淪陷區與陪都重慶兩地相思；⁽²⁰⁾另一部電影《生死劫》中，有一場求雨的戲，因為裏面電閃雷鳴，而引起了日方的驚慌。卜萬蒼導演的《漁家女》中，編劇顧仲彝⁽²¹⁾寫了這麼一句台詞：「他們來幫我們的忙？！他們把我們的家搶了去了！他們把我們的東西搶了去了！現在拿錢來買我們的心。」還安排周璇唱了一首《瘋狂世界》暗地裏諷刺了這個被日本佔領下的瘋狂的世界；李雋青曾在電影《鸞鳳和鳴》的插曲《不變的心》中唱到：「你就是還得像星，你就是小得像螢，我總能得到一點光明，只要有你的蹤影，一切都能改變，變不了是我的心，一切都能改變，變不了是我的情」，也唱出了淪陷區上海對陪都重慶的希望。譚惟翰在《萬紫千紅》的主題曲便開篇明義道：「一夜春風，捲走了殘冬，如今滿地萬紫千紅；雲雀高歌，驚破幻夢，晨曦拂去愁容。」

因此，1944年底，張善琨離開「華影」後，所有的演員也都陸續以各種理由脫離了電影界，使得「華影」就此解散。

1947年，張善琨應李祖永之邀來到香港，成立「永華」公司。後因意見不合，脫離了永華，張善琨得到了袁仰安的幫助，成立長城公司。與此同時，發生了一件影響了張善琨一生的事。

就在長城茁壯成長之際，國內政局發生改變，國民黨退守台灣，國共雙方隔海對峙。香港此時左派聲勢正盛，在電影界地位重要的張善琨自然成了左派統戰的首要人選了。也許他們深知其在這些上海影人心中的地位，認為只要張善琨回到上海，其他影人自然會回來。據童月娟回憶，此時共產黨方面就派來上海電影界的夏衍等幾位舊識，前前後後，好幾次來遊說我們回大陸去擔任政協委員。但是張善琨卻告訴他們，自己喜愛自由、享樂，並不適合共產主義。對方又進一步提到，全世界不久都要赤化的，善琨便說，到時再說吧，只要世界上還有個地方，就算只有一塊豆腐乾那麼大，他就到哪兒去。⁽²²⁾

此後張善琨便藉口出遊，回港之時發現此時的長城大本營已經面目全非，自己辛苦創立的長城公司將其掃地出門，自己還負債累累。走投無路的張善琨於是重立新華，投奔自由。

在此之後的1963年，內地出版的《中國電影發展史》一書中，提到張善琨「公開投敵」，便將「漢奸」的帽子戴在了張善琨的頭上。我們試想，如果張善琨真是一個漢奸，他的結局則應與陳公博、周佛海、林柏生無異，落得槍斃下場，怎會在後來到了台灣，卻受到禮遇，更在死後獲得蔣介石頒挽「藝苑流芳」呢？

小結

張善琨是一個商人，一個電影商人，可是他不是一個政治人。我們對於他是否是一個愛國藝人，我們沒有充分證據不敢妄加定論，但能夠確定的是他沒有賣國，沒有做過損害國家利益和尊嚴的事，起碼他在當時為中國電影保留了種子。

也許曾經他是一位有政治理想的人，但是因為國民黨當局的不守諾言，使得他對這個時代心灰意冷，之後左派又曾使其走投無路，他不得不對自己的政治取向重新評估。

1957年1月7日，張善琨走了。歷史的浪潮總是不斷地交疊更替，歷史人物也隨着交疊更替。西元207年，曹操重要謀士郭嘉去世，同年劉備從南陽請來了諸葛亮，此後雙方實力發生了變化，華夏大地的新的一輪角逐開始了。1957年1月張善琨去世，同年邵逸夫從南洋來到香港接管邵氏，新華由於缺少了一位英明的領導人而走下坡路，邵氏則因為邵逸夫的加入，改寫了今後的電影史。

這不知道是不是歷史的巧合，但是我們不可否認張善琨在中國電影史上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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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7年2月16日台灣各大報紙都刊登消息：「張善琨骨灰過台影劇界舉行路葬，總統頒輓藝苑流芳。」

(2)　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冊，中國電影出版社，1963，頁483。書中原話為：「新華影業公司是張善琨出於投機目的而創辦的。」

(3)　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下冊，中國電影出版社，1963，頁116。書中原話為：「新華公司的張善琨首先公開投敵，當了漢奸。」

(4)　左桂芳、姚立群編：《童月娟回憶錄暨圖文資料彙編》，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2001，頁63。

(5)　同前注，頁67。

(6)　同前注，頁66-67。

(7)　【日】清水晶《上海租界映畫私史》、【日】辻久一《中華電影史話》、【日】佐藤忠男《キネマと砲聲——日中映畫前史》三本書中均有提到。

(8)　見樂馨〈重讀川喜多長政〉載於《北京電影學院2010屆文學系碩士研究生論文集》。

(9)　陳蝶衣編《張善琨先生傳》，大華書局，1958，頁14。

(10)　同前注。

(11)　在辻久一的《中華電影史話》中曾提到張善琨被捕是1944年秋，詳文請見【日】辻久一《中華電影史話》，凱風社，1998，頁275。

(12)　黃愛玲編《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2—理想年代》，香港電影資料館，2001。

(13)　郭靜寧編《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1——南來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0。

(14)　何秀君〈張石川和明星電影公司〉。

(15)　何兆璋〈「明星」雜憶〉。

(16)　〈日軍盤踞的明星攝影場未焚毀〉《申報》，1939年1月16日。

(17)　〈舒適回憶〉《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2——理想年代》，香港電影資料館，2001。

(18)　同注4，頁86。

(19)　〈口述歷史—朱楓、朱岩〉《故園春夢—朱石麟的電影人生》，香港電影資料館，2008。

(20)　〈岳楓回憶〉《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1——南來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0。

(21)　電影字幕中編者為卜萬蒼，據卜萬蒼後來回憶，由於顧仲彝不方便出面，因而易名。

(22)　同注4，頁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