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競爭的俗話

晚清的白話文運動中，新興的報刊一致傾向以俗話為書面語。當時「俗話」一詞和「土話」、「土音」一樣，指各種口語和方言¹⁹，既可以指比較小眾的吳語和粵語，也可以指當時通行甚廣的「官話」，或者兩者兼之。以競爭力來說，「官話」在北方有明顯的優勢。晚清啓蒙報刊的書面語，實際上是以來源地域不同、語音也不盡相同的北方話為基礎的，可以說是一種「通用語」²⁰。這種通用語，可以包括「官話」、北京官話和北京話²¹。「官話」在明末已經甚為通行，連婦孺都聽得懂²²，這種通用語不但在中央和地方行政上頗有權威，民間流行的白話小說，其書面語就在這種通用語的基礎上形成，這又使下層民眾有了大致相近的讀寫能力和經驗²³。因此，有志啓蒙的報人文士大都爭相使用，在其基礎上加工，成為啓蒙報刊上的書面語。但是，當時以北方話為基礎的通用語，還不是正式規範的民族共同語²⁴。在南方很多地區，這種通用語其實並不通用²⁵。與此同時，文言的尊貴地位在文人之間仍然很穩固，只是選擇文言的報刊大都同意把文言寫得較為淺易，這種淺近的、不追求古奧的文言文，有時被稱為「淺文」²⁶或「淺說」²⁷。

俗話和通俗文藝在晚清白話文運動中得到高度重視，學術界已頗多論述。筆者想強調的是，當時複雜而自由的語言環境，為方言寫作打開一道縫隙，使它們有機會以啓蒙之名在報刊上出現。梁啓超認為「俗語文學」的發達，是文學進化的結果²⁸。他在《新小說》中說：「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中國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語，觀《公羊傳》、《楚辭》、《墨子》、《莊子》，其間各國方言錯出者不少，可為佐證。」²⁹先秦以後，文學最大的進化在於宋代，也是因為「俗語文學」的興盛。梁啓超這種立場對友人影響不小。狄葆賢進一步把俗語、言文合一、文學發展、社會進步的邏輯關係明確化：「飲冰室主人常語余：俗語文體之流行，實文學進步之最大關鍵也。……中國文字衍形不衍聲，故言文分離，此俗語文體進步之一障礙，而即社會進步之一障礙也。」³⁰用俗語寫作不但對文學發展有益，更能解決言文分離的問題。以方言寫作的民間文藝，因而受到重視，雖然其思想內容需要改良，狄葆賢就說：「如今者《海上花》之用吳語，《粵謳》之用粵語；特惜其內容之勸百諷一耳。茍能反其術而用之，則其助社會改良者，功豈淺鮮也？」³¹另一位先進文人黃遵憲，也充份了解屬於俗話的新時代即將到來：

周秦以下，文體屢變，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諭批判，明白曉暢，務期達意，其文體絕為古人所無。若小說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於書者，則語言文字又合矣。余又烏知夫他日者不變一文體為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乎！³²

可以說，黃遵憲是當時的文人之中，接納方言俗語的代表人物。1901年梁啓超籌辦《新小說》，黃遵憲建議刊出的新歌謠「當斟酌在彈詞粵謳之間」³³，可見他對語言的開明思想，使民間作品受到重視，並且得到重新編寫的機會。儘管上文梁啓超的說法，可能包括官話在內；黃遵憲的說法，也可能偏重民間歌謠的體式而非語言，但兩人的主張都默許了新編粵語作品的出現，它們正是晚清粵語作品中重要的一部份。

俗話啓蒙的思潮，理論上為各種方言開放廣大的寫作和發表領域。但實際上，大部份啓蒙報刊和新編教科書都以北方話和官話作為書面語的基礎。為了獲得最大規模的傳播效果和銷售利潤，採用通用語是可想而知的。而且，晚清文人與報人之中，不乏以北京話為正統者。《京話日報》的創辦人彭翼仲就認為京城旗人的白話才是「乾乾淨淨的」³⁴。包天笑創辦《蘇州白話報》的時候，想到的是小說、語錄等「語體文」傳統，其語言是通用語而非家鄉土話，他說該刊「並不是蘇州的土話，只是一種普通話而已。」³⁵《京話日報》因為「以開通社會多數人之智識為宗旨」，所以全刊用北京話³⁶。據胡適回憶，在1906年《競業旬報》創辦前後，上海話仍然是上海的主要語言。他入讀的中國公學是第一所用官話教學的學校。即便如此，因為《競業旬報》的對象以年輕學生為主，他們仍然決定用通用語。可見俗話在口頭和社交上的優勢，不一定能改變啓蒙報刊的語言策略。胡適憶述《競業旬報》創刊時，一位署名「大武」的會員，在〈論學官話的好處〉一文中道出使用官話，除了迎合讀者之外，還有民族統一的考慮³⁷。胡適又指，部份生活經驗比較複雜的國人，或到過國外，或生活在外省，都感到「普通國語的需要」。裘廷梁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一文中指出「因音生話，因話生文字」³⁸，以口語為文字之始。他所說的「白話」並未排斥包括官話在內的各種俗話，所以還說：「《詩》、《春秋》、《論語》、《孝經》皆雜用方言，漢時山東諸大師去古未遠，猶各以方音讀之，轉相授受。老聃楚人也，孔子用楚語，翻十二經以示聃，土話譯書，始於是矣。」³⁹但裘氏所辦的《無錫白話報》卻因為恐怕讀者誤以為用的是官話以外的俗話，有地域性的局限，因此在出版五期後即改名為非常明確的《中國官音白話報》。在大量使用官話的報刊中，讚揚官話如何有利啓蒙、如何有利興國的，可謂汗牛充棟，我們不難在其中隱約地發現一種建構共同語的集體潛意識。

同樣地，啓蒙報刊上新編的民間文藝，語言的地域色彩並不濃厚，不同省籍的人可以用自己的方音唸讀。縱觀阿英所編的《晚清文學叢鈔：說唱文學卷》和《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除了通用語的北方話色彩，就是《班定遠平西域》和《黃蕭養回頭》等粵語班本，及粵謳、龍舟、木魚等廣東說唱文藝中的粵語最令人矚目。蘇州彈詞雖然是民間文學中茂盛的一枝，但晚清所見的新編彈詞，並沒有多少蘇白成份，仍然以國音一種較多⁴⁰，阿英讚賞的《庚子國變彈詞》亦屬國音。箇中原因，或許可從《崖山哀》一劇管窺一二。《崖山哀》從《痛史》編出，因為作者覺得小說的普及之功，還不如戲曲。劇中的對白多而唱詞少，而說白又「以中國通行語演之，以便閱者易明」，唱詞則「皆時伶諳熟，出口成歌之句」，不雜用新字、新名詞⁴¹。就像辦白話報可以幫助普及官話那樣，用官話寫作的小說，不但可以使人物的神情語態比較生動，更可以作為「國語教科書」，使讀者間接學習官話。小說《母夜叉》的譯者就說：「現在的有心人，都講着那國語統一，在這水陸沒有通的時候，可就沒的法子，他愛瞧這小說，好歹知道幾句官話，也是國語統一的一個法門。我這部書，恭維點就是國語教科書罷。」⁴²官話成為寫作白話小說的習慣用語，使不諳官話的作者甚為苦惱，有的難免自卑：「小說欲其普及，必不得不用官話演之。鄙人生長邊陲，半多方語。雖力加效顰，終有夾雜支離之所，幸閱者諒之。」⁴³像程宗啓那樣放得開的作者並不多：

做白話的書，大概多用官話。我做書的是杭州人，故官話之中，多用杭州土音。……想來土音雖不同，究竟也差不多的，又何必慮他呢！⁴⁴

不過，個別的例子顯示，當時作為通用語的官話，其實未必真的能夠符合全國所需。一些啓蒙報刊的編輯對採用何種口語為基礎並沒有一致的立場，使刊物的名稱成了調和折衷的產物。《女學報》第一期，潘璇署名的〈上海《女學報》緣起〉第一節「論用官話」指出辦報應該先用官話，次用土話，使用官話更有「公共天下」的意思，支持官話的態度看來很明確⁴⁵。但該報原本擬定名《官話女學報》，卻又因為有編輯成員反對而改為彈性較大的《女學報》⁴⁶。比較少人注意的地方性白話報《南潯白話報》創刊於1904年10月，因為官話和當地方言相去甚遠，宣傳效果還不及「通俗文」（應指淺近的文言文），該刊在翌年3月改名為《南潯通俗報》：

開議之始擬用白話，今忽更通俗文而名曰通俗，則不得不以同人所以然之見一白焉：一、我國文字之與語言截然離異也。使用語言則必不能收同人所望文字普及之效驗；一、我國文字一統，語言不一統也。北話流傳之區域雖廣，然與我潯之方言相去甚遠，使其用之，則必較文字為更不適於吾屬以下之社會。為是二因，決議更此。⁴⁷與此同時，蘇白在白話報中也並非全無蹤影。在上海出版的《女子世界》，有一篇〈敬告同胞姊妹〉就注明用「蘇州土白」⁴⁸，明顯是用方言書寫的演說體文章。1902年在上海曾經有一種《蘇州白話報》發行，是「純用吳語的小型報」⁴⁹。同年又有一種同時用「京話」、「官話」、「寧波話」、「廣東話」和「蘇白」刊行的《方言報》⁵⁰。除了官話、蘇白和粵語，1906年在汕頭創刊的《潮聲》，「文字用潮州方言紀述」⁵¹。從上述的例子可知，在民族共同語將立未立之時，日益強勢的通用語也有它所未能觸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