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粵語作為強勢方言的前路

李婉薇的《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要再版了，請我寫序。在香港，學術著作可以再版，很是難得。我想這本書有這樣的機緣，原因有三，一是書的選題好，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過去方言研究偏重口語，偏重於對語言三要素語音、詞彙、語法的研究，卻忽略對方言書面語的研究。事實上，要做這方面的研究，其他方言區也沒有粵語這樣的條件。因為只有粵語，才有這樣豐富多樣的方言書面語作品供研究。

當然，有好的食材還得有好廚師，婉薇在北大四年的嚴格訓練，得到陳平原、夏曉虹兩位老師的悉心指導，加上她的努力，才有這樣的成就。這是本書成功的原因之二。書出版後，在文化界得到不少好評，《信報》、《明報》、《大公報》等的專欄裏，以及網誌上的文章，如鄭政恒、梁偉詩、彭礪青等，都給予不錯的評價，就是證明。

第三，中國人對鄉土最有認同感，「月是故鄉明」道盡了遊子思鄉的心情。我有菲律賓、美國兩重華僑身份，親身體會離鄉別井的華僑如何在外地以鄉土來維繫情誼，同鄉會就是遊子寂寞心靈的寄寓處。都說幾個老廣聚在一起就說廣東話，但上海人聚在一起又何嘗不說上海話呢？方言是身份認同的主要特徵。自清末推行國語至今逾百年，方言力量雖微弱，卻仍然頑強地堅持着。內地改革開放以來，雖有2000年的語文立法，普通話定為法定的語言。但總的來說，政策已比之前寬鬆，各大方言區都重視自己方言的保育，擔心自己方言有一日會變得瀕危。較大的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電視頻道，在幼稚園、小學有方言學話班。這些，都是上一世紀前半段不能想像的。香港更因為特殊的時空背景，這幾年本土意識高漲，這本書之所以受歡迎，完全可以理解。

約十年前，婉薇告訴我她的博士論文題目，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這是一個跨學科的題目，我的學術興趣主要是方言學，但我知道婉薇到北大讀的是文學，所以馬上聯想到這是語言和文學的結合。我還在想，以我方言的知識，能不能在論文撰寫的過程中，出一點微力呢？完成後的論文，讀者可以看到作者並沒有把太多的內容放在方言學上，諸如為什麼只有粵方言能有這樣成熟的方言文學，強勢方言和弱勢方言在書面語的不同表現等等，其實都可以作進一步的發揮。下面，我稍為談談這個問題。

方言可以分為強勢方言和弱勢方言兩種。照廈門大學李如龍教授的說法，有五個方面可以加以考察。一是粵方言對它的成份結構有很強的整合能力，以語音為例，粵語和中古音、普通話的對應相當嚴整有規律，有清晰的語音層次、詞彙層次，也就是整合力的表現。二是粵語內部各次方言區有聚合力，粵語有廣州、香港這兩個大城市，經濟文化超強，極有影響力。加上現代傳媒的滲透，粵語內部的凝聚力強，其他粵語地區的語言，也都向穗、港靠攏。三是在和周邊方言，包括和共同語的接觸中，粵方言顯示出極強的競爭力，現在普通話已吸收了不少粵語的詞語，以足球界為例，「龍門」、「爆棚」、「烏龍球」、「世界波」等都成了評述球賽的用語。韶關、惠州等原被客家或土話包圍的城市，都流行粵語，可見粵語的強勢。第四，從粵語的應用看它的活躍程度，也是其他方言所不及。尤其在香港，粵語可以在一些正式場合，如會議、法庭等應用，可以在報紙、雜誌刊載，這都是其他方言做不到的。第五，幾百年來的粵方言雖有變化，但相對穩定。清以來的粵謳、木魚書、龍舟歌等唱本，現在閱讀起來全無問題，一些基本的詞彙，尤其是語法用的虛詞，仍在使用，或可以理解，這是很有特色的。從這幾方面看，粵語正是典型的強勢方言，它的次方言點，極具向心力，外來的挑戰，除普通話外，其他都不成威脅，暫時看不到它有萎縮的跡象，是漢語最強勢的方言。（見李如龍著《福建方言》、《漢語方言學》）上面所提的第四點，即方言的日常應用，不限於口語，還包括書面語，有自己的方言文學。加上粵語區的經濟實力強，文化積澱厚，香港在港英時代對中國語文的放任不作為，雖混亂卻自由，所有這些，都是粵語方言區書面文學特別發達的原因。在中國七大方言區能有較成熟書面語的，只有吳語區的上海可堪比擬。閩方言有方言著作的史料比粵方言早。1976年在潮州出土明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劉希必金釵記》，《荔鏡記》（陳三五娘故事）也有不少明代版本。但限於閩南地區經濟條件，清之後的刊本反而少見。台灣的語文學界以至官方雖為台灣閩語設計一套書面語，但限於方言用字的累積欠深厚，得不到民眾普遍的接受。

但是在粵語書面語表面發達的現象下，有幾個小問題仍值得進一步思考，這些問題，本書大多注意到了，有的略嫌談得不夠，謹提出來向作者及讀者討教。

第一，是清末民初文人對方言的態度問題。維新派為了宣傳，對書面語用字作了革新，倡詩界革命，寫「新民體」（新文體）。前者的健將有黃遵憲，主張「我手寫我口」，「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而後者的始創人梁啓超自己評價「新民體」時說︰

（文體）至是解決，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清代學術概論》）

二人都說詩文不避俚俗語，所指應包括方言詞語。但以黃遵憲的客家背景，我們看不到他詩中有客語的成份；而新會人梁啓超，文章中也看不到有粵語的成份。清末人對共同語和方言的態度是一個有趣的問題。維新派為了普及教育，推廣切音字，可以拼寫方言，如盧戇章方案拼廈門話等。但他們也推廣共同語的國語，認為「統一語言，以利團結」。具體到他們所寫的文章詩歌，則又不見有太多的方言，本書有專章介紹梁啓超寫的粵語劇本，這應是演出的需要，和其他人的粵語書寫出發點不同。維新派中人對語言的態度，是二元的︰我們讀書人可以用文言或較雅致的「新民體」，你們小百姓才用方言俚語。

第二，清末的政局動盪，讀書人救國心切，他們提出的各種富國強兵方案，大都急功近利，以宣傳為目的。他們用方言寫作，對象是下層的民眾。宗教人士更是為傳播福音，吸引信眾。至於方言教科書，更與文學無關。除了廖恩燾的方言詩（見本書第二章）帶有娛己娛人的文學功用外，其他的都是實用的工具書或宣傳品，這一點是令人失望的。本書的總論中比較了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說作者韓邦慶寫這部小說「並無啓蒙和商業的考慮，讀者面的大小顯然不是韓邦慶最關心的問題」（頁330），相對於粵語作品，我們就是缺少這種文學家的氣質和自信。清末民初的廣東一直是中國革新以至革命的策源地，或者，太熱衷於政治，太急於求成，做事太現實，就失去了文學的優雅與深沉。

第三，和上面所說有關的是純文學體裁作品的缺乏。本書介紹的粵語書寫有五種，分別是散文（含說唱韻文）、古典格律詩、粵劇、小說和粵語教科書。但小說一項最弱，兩部作品一是由宣講《聖諭廣訓》發展出來的《俗話傾談》，另一部則是翻譯的宗教讀物《天路歷程土話》，二者都和帶實用的目的而與創作有距離。後者是否看作小說，尚有爭論。作者在這一節用的標題是「被遺忘的小說」，以及總論的第三節「尋找粵語小說」，是有感於小說數量之少吧。筆者對此有同感。維新派倡小說界革命，推崇小說的教化作用，具「熏、浸、刺、提」的力量。晚清的小說作品數以千計，粵籍的小說家也不少，就是缺少粵語小說，其中原因值得探究。我和婉薇曾討論過吳趼人，他的筆名最有名的是「我佛山人」，可見他以佛山人自豪。他有小說《九命奇冤》，寫廣東梁天來慘案，卻全不用粵語。他在北京出生，十八歲到上海謀生，這些或者是他寫小說不考慮粵語的原因吧。本書對這一點有所發揮，這裏就不多說了。

第四，是作為方言文學，為什麼容易有詼諧、滑稽的效果。書中的總論第二節提出是為了「反抗」，並引用巴赫金等西方學者對此作了演繹。筆者對此也很感興趣，但有不同的解說。和方言相對的是共同語，通常，在政治的護航下，共同語享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在很多場合，用共同語（國語、普通話）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早年中文大學的教務會開會、畢業典禮致辭、宣讀畢業生姓名，都得用國語。傳統一向如此，再向上追溯，這種傳統大概是中國士大夫一直以來的「雅言的語言觀」（何大安語）在起作用。所以在正人君子面前說一段方言，大有挑戰權威的痛快。廣東話有一個據說是來自壯語的動詞「撩」可堪借用。前面所說的場景，就像小人物在「撩」道貌岸然、一派正經、嚴肅的大人先生吧。從早期的《時諧新集》，到後來在香港大受讀者歡迎的「怪論」，都貫穿着這種一針見血、嘻笑怒罵的諷刺精神，其中一些作者的文字技巧，令人折服。例如外國政要的譯名，三蘇有兩個精彩的翻譯，他把基辛格（Kissinger）意譯作「接緊吻嘅麻甩佬」，又把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音譯為「補你之裂褲」，帶來極大的喜劇效果，可見作者的聰明和機智。

香港有兩篇博士論文、兩本著作談粵語的書寫，除了本書，另一是黃仲鳴的《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有趣的是李著屬近現代文學範疇而黃著則是語言文字學的論文。而二者在研究對象的年份和地域雖有一點重疊，但基本上有不同。李著研究的時代較早，主要發生在內地廣州。而黃著則集中在三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二者結合，就是一部完整的粵語書面語史。我尤其慶幸和這兩部著作有關係。我是二篇博士論文的校外考試委員，要是在科舉時代就是所謂的「座師」了。當然我是李婉薇哲學碩士的指導老師，和一次性的座師畢竟不同，之前我們曾一同關注八、九十年代內地尋根文學「筆記小說」的發展歷史和文學特點。那幾年的學習生活是愉快的，我感受到婉薇較強的學術潛質。到了博士學位，在名師的指點下，她終於有今天的成就，作為老師，我為此感到欣慰，因此樂於撰寫這篇序，作為她學術路途上進步成熟的見證。

是為序。

張雙慶

2017年春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