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寓箴言於諧謔

鄭、黃等人的群體在辛亥之後即風流雲散，不過他們留下的多種報刊，既有晚清報刊的共同特點，更有粵地啓蒙報刊的特殊考慮，並由此成就了一批粵語作品的出現。這與鄭、黃等人的辦報思想關係密切。從鄭貫公留日時所辦的《開智錄》看來，他的辦報思想在當時已略見體系。〈開智會錄緣起〉指出，辦報的目的是「代表國民之智慧，以企增人類之幸福」。鄭氏又引用拿破倫的話，認為新聞紙的力量比軍火還要強，同時指出，議會的議員乃「間接發言者」，相比之下，報章卻是「直接發言者」，比前者更為重要，又宣稱：「嗚呼！新聞紙之權力大矣，責任重矣。」⁴⁵《開智錄》每期最末兩欄為「時事笑談」和「粵謳解心」，前者仿筆記體式，以嬉笑怒罵的方式抨擊官員的怯懦和腐敗；後者以民間說唱形式，表達憂傷國事的情懷。二者正是鄭貫公辦報的主要特點，日後在《廣東日報》、《有所謂報》等報章中有更淋漓盡致的發揮。在主編《開智錄》時期，鄭貫公還著有《啓蒙韻語初集》，「其中皆以小子身心要務為旨。四字一句，押韻句末。立意甚深，措詞淺白。」⁴⁶與日後《有所謂報》舉辦新童謠徵文比賽若有呼應。主編《廣東日報》時，他的排滿思想更為明確，反對君主立憲，同時受無政府激進思想影響⁴⁷，但開啓民智的想法始終沒有改變。《廣東日報》和後來的《有所謂報》一樣，以「開智社」的名義印行⁴⁸，《廣東日報》的副刊名為《無所謂》⁴⁹，它的設立使鄭貫公主辦的報刊「用文藝體裁宣傳革命」的篇幅大大增加：「其中舞台新籟、社會心聲，係用廣州方言民間說唱班本、龍舟、南音、粵謳等形式演唱民族歷史故事，揭露清政府專制黑暗腐朽，反映人民疾苦。」⁵⁰

保存得最為完整的《有所謂報》，使我們能充份觀察鄭貫公的辦報思想，也得見革命派報人的粵語寫作成熟的面貌。該報的體式更為自由，「先諧後莊」，把詼諧通俗的內容放在前面，篇幅達五分之二，而且種類多元化：「題詞」、「落花影」刊載「一切遊戲文章」，而「滑稽魂」則「一切笑談屬之」，「官紳鏡」多描繪官場醜態，「新鼓吹」專刊粵劇班本，「社會聲」專刊廣東民間曲藝，包括粵謳、南音、龍舟等，傳記小說亦偶爾闢出特別專欄連載。其中粵語成份最多，固然是「社會聲」一欄，但亦不時「入侵」其他專欄。《有所謂報》創刊當日，諧部的重要欄目都以報紙面世為題。「落花影」的〈有所謂發刊辭〉是駢文，通篇活用古今典故，有捶胸頓足之痛：「縱觀大陸，盡是愁城。千重之毒霧長霾，半形之斜陽有限。新亭未坐，哭已失聲。故國頻危，起孟軻於今日；閎辯應詳，憶列子之當年。」⁵¹由鄭貫公所寫的〈開智社有所謂出世之始聲〉是淺近的文言文，主題單一清晰，風格嚴正莊重：「異族獅睡於上，漢奸虎倀於中，同胞牛馬於下。罹此專制野蠻之網羅，凡有血氣，莫不怦怦然。」⁵²以粵謳體寫作的〈有所謂〉最直白地說出鄭貫公等人的心聲：

有所謂，今日係出世良辰。睇吓舌劍唇槍，幾咁認真。仲話監督住個的民賊獨夫，同百姓雪忿，又試婆心苦口，導愚民。咁樣子把世界開通，心亦太懇。真正逞頭浪角，不顧其身。君呀，試睇吓近日世界點樣子情形，實在唔忍再問，就係危同累卵，不久就大起風雲。況且舉國人心，好似染着長睡嘅症，若不力為喚醒唎，一味地黑天昏。唉，我今日重有一點精神，還想盡的我本份。心實不忍，望我同胞齊發奮。雖則我呢吓諧言諷世啫，未必係亂講時聞。⁵³

班本《黃帝再世》則塑造了「黃帝」這個角色，遙想當年漢族的勇武，斥責利欲熏心之徒，認外族君主作父，並對《唯一趣報有所謂》的創辦寄予厚望：「下頭一片喧笑歡迎之聲，我估為着何事，卻是我們有用的遠孫，在香港組織一間開智社，印刊《有所謂》新聞紙發賣，今天是出版之期，故而有如此熱鬧。」⁵⁴綜合上述幾篇不同風格體裁的作品，已可見《唯一趣報有所謂》的宗旨乃開啓民智、抨擊官紳劣行，正如創刊號首頁「本報之旨趣」的聲明：「監察政界之現象，改良社會之魔氛。伸民權，抒公理，淋漓大筆，慷慨悲歌，體備莊諧，賞兼雅俗」⁵⁵。事實上，這也是當時穗港革命派報刊的宗旨。

鄭貫公辦報思想的主要特點，是非常重視通俗文藝的詼諧風格和娛樂功能。他認為在民智未開的社會，最能激動人心：「激社會之熱腸，莫善乎嬉笑怒罵之文字。大抵同胞智育久失，雅愛詼諧。今欲以寓言諷時，謳歌變俗，因勢利導，化無用為有用。」⁵⁶前文已經述及，在鄭貫公心目中，報章具有偉大的使命和巨大的影響力，這時他更視辦報為一種「無形的暗殺」⁵⁷。鄭氏甚至認為，在報章中善用通俗文藝來傳播革命思想和開啓民智，是繼承《詩經》、《春秋》等「無形暗殺主義妙品」⁵⁸，也就是善用報紙這種比軍火還要厲害的武器。從這種深刻的思想根據，可見滑稽小品、民間說唱在鄭貫公心目的特殊地位。其後在〈拒約必須急設機關日報〉⁵⁹一文中，提及辦報的諸種要素，他仍不忘提及民間文藝的作用：

謳歌戲本不能不多撰也。開智之道，開上等社會易，開下流社會難。報紙為開智之良劑；而謳歌戲本，為開下流社會智識之聖樂。故邇來報界漸次進化，皆知謳歌戲本，為開一般社會智慧之不二法門，樂為撰作。⁶⁰

但值得注意的是，鄭貫公雖然寫作不少民間歌謠，但對於以方言俗語作為全國普遍使用的書寫文字卻有焦慮。透過報章開化民智，或者鼓吹反美運動，對下層社會而言，他們的方法是間接的、曲線的——先以「淺文」開化略有知識的社會群體，然後透過更具體的手法傳播給完全不通文字的百姓：

查日本變法，全賴報紙之鼓吹，而報紙尤以淺文白話為普及。彼原與中國同文，迨後自創數十字之字母，遂為日本之文字。發明後，舉國習之為普為通，雖婦孺皆識。蓋以其字少而易於記憶也。且字母之功用，可串為俗語白話。日本報紙，雖勞動社會，如車夫侍役，亦能各手一篇，故武士道大和魂之主義，膨脹於全國人之腦海者，未嘗非報紙之有以致也。吾國方言之雜，各省固不同音，即一省中亦各有其語。白話之撰，戛戛獨難。即以吾粵論，其俗語恒有其音而無其字者。無已，則惟有淺文之一法焉。庶幾一般之社會，皆得其解，互相播傳，即互相警戒……⁶¹

這裏的「白話」，應指口語。因為日本以字母書寫的文字，能寫成俗語白話，但中國既非拼音文字，方言又雜亂，以報紙普及新知，還得依賴一貫使用的文言文，不過要把它盡量淺化。然後希望民眾之間互相講解傳播，可謂一種「曲線啓蒙」的方法。

《有所謂報》曾經主辦一次饒有意義的新童謠創作比賽，選刊的十篇作品中，前八首都以純用粵語寫成，第九名雜有古字「汝」，第十名可能用官話寫成，沒有明顯的粵語詞，卻有官話詞語「嚇煞」。童謠的語言本來就該以淺白易懂為尚，但評判鍾朝袞卻收到不少「雅文」，這些作品自然沒有獲獎，但箇中原因，評判卻要特別聲明一番：

此場徵集童謠，僕之用意，注重有益於未就學之童子，以作唱歌之用。蓋童子智識未開，記憶不易，歌謠一門，頗為得法。惟惜賜教諸君，類多文人，下筆每鄰於雅，是以此場佳卷，大都名言奧理，美不勝收。然僕既以蒙起見，自不得不略為割愛，捨深取淺。有心蒙學者，其許我乎？⁶²

「啓蒙起見」四字，深刻地點明了「雅」的語言風格不再適合時代需求，但從編者小心翼翼的辯解口吻看來，雅言的觀念仍然有牢固的地位。在《中國日報》寫作粵謳的作者，也想擺脫載道的要求，把粵謳寫得「有情兼有趣」，不要「正襟而談」：「成咑主筆，只會講康莊大道。雖則身列聖門，唔敢把言詞放蕩。聲聲道學，方比得個程子朱張。我話唔係代神聖立言，斷使唔怕犯上。文詞遊戲，風雅何妨」⁶³。從中可見當時廣東報人徘徊在雅、俗之間的焦慮。

黃氏兄弟在南洋為華人報刊撰稿時多寫政論，不過黃世仲也曾思考報章的角色。他特別強調報人的民族氣節和道德責任，不可趨媚權貴、錮民心思⁶⁴。他認為中國古代忠臣的諍言，可與報館的清議相比，又同樣引用拿破倫的話，指出報館足為當政者所懼的，正是其清議的壓力：「此拿破倫所謂有一家反對報館，慘於四千枝快槍者」⁶⁵。同時，兄弟二人也很重視粵語作品的啓蒙作用，黃伯耀在《社會公報》創刊時介紹該報內容時就說：「方言雅愛粵聲，不以艱深文淺陋；小說雖殊正史，依然記述寓箴規。則叢編白話，而署號稗官也。」⁶⁶並用粵語介紹創辦該報的原因：「我地的同人，創辦此報社，力量雖薄，願望好大，一則扶進社會的智慧，一則掃去社會的窒礙，以完全普通社會的希望，宗旨係咁樣嘅。」⁶⁷黃伯耀尤其關注粵語群體需要，寫作了大量「擬演說」，散見於兄弟二人主辦的報刊，尤其集中見於《廣東白話雜誌》和《嶺南白話雜誌》兩種粵語刊物，這在本章稍後將詳細論及。黃世仲在用官話寫章回小說之餘，也用粵語寫作不少粵謳、龍舟歌、笑話、班本等。他在編《時諧三集》時指出，廣東說唱文藝、詼諧的叢談雜錄，可以使讀者一新耳目，留下深刻印象：「粵謳、小說、詩歌、雜錄、小調、南音，亦若莊生之反語，滑稽之譬譚，旁敲側擊，借題鋪演，使目漁耳食者，一光眼簾新腦印也。」⁶⁸當然，黃氏兄弟對小說這種文體特別注意，他們亦認為小說有鼓民氣、啓民智等功能。黃世仲還認為小說比報紙更普及化，雖然二者同樣有助於「啓迪性靈」，但小說比報章更立竿見影，也更為徹底：「如其人而為盜也者，與其說報紙而生其凜處決之刑，曷若閱《水滸》而生其懷英雄之志；如其人而為智也者，與其閱報紙而浚其聰明之念，曷若閱《三國》而引其機警之思」，如此類推，有情慾的應以《金瓶梅》「範圍之」，有邪心者，應以《會真記》「救正之」。讀報有如「對山妻」，讀小說卻是「擁名妓」。小說如此無所不能，以至這位小說家用「神聖哉！」「慈悲哉！」來歌頌小說，並且總結說報紙之功在一時，而小說之功在萬世⁶⁹。讀小說不但勝於讀報，也勝於觀劇，因為「觀劇本者聚於一堂，而觀小說佈諸四方；觀劇本者在於一時，而著小說者行論百世」⁷⁰，憑藉著書和說書之力，小說的影響力無遠弗屆，所以改良小說，比改良劇本更迫切。黃伯耀認為西方的探險小說，比本國的小說更能激發冒險精神，因為《封神演義》、《西遊記》之類的小說，「每遇險處，非假神靈之呵護，即託邪術之轉旋。非有哥倫覓地之實蹟也，非有華生包探之妙悟也」，他感嘆中國固有的典籍已不能應付特定的社會需要：「六經陳腐，八索沓荒，翹文壇一幟而為扶翼社會之功臣者，是誠小說之倚賴。」⁷¹但值得注意的是，黃伯耀同時考慮小說的語言問題：

二十世紀開幕，為吾國小說界騰達之燒點。文人學士，慮文字因緣之未能普及也，曾組設《中國白話》，而內附小說，以謀進化。揆其內容，既非單純小說之性質，而所演文字，又純用正音，以吾國省界紛歧，土音各異，其曾受正音之教育者幾何哉？苟如是，吾料讀者囫圇莫解，轉不如各隨其省界，各用其土音，猶足使其普通社會之了於心而了於口也。⁷²

黃伯耀和鄭貫公面對同一處境，鄭氏退而求次，建議多用淺近的文言文，但仍然用粵語新編多種說唱文藝；黃伯耀更進一步，試圖以土音啓蒙，於是有方言雜誌的創設。

鄭、黃等人的辦報觀念和啓蒙方案中，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其對詼諧的信仰。這固然有其背景，清中葉以來，廣州作為唯一的通商口岸，商業迅速發展，民間娛樂形式也蓬勃起來，文人亦有參與擬作。晚清以降，知識階層在批評、改良通俗文學方面多有反省，戲曲、歌謠，乃至諧文擔當了娛樂和啓蒙的雙重角色。1898年，裘廷梁創辦《無錫白話報》時，序文除了提倡「以話代文」，還同意「間涉詼諧，以博其趣」⁷³。這時，《遊戲報》、《消閑報》等報章已經印行。儘管《唯一趣報有所謂》有多種不同的身份和使命，但其對滑稽的信仰的確可以視為推動滑稽文學的晚清小報之一⁷⁴。不過，同樣不可忽略的是，這種詼諧傳統亦是繼承、發揚了傳統文人的傳統。除了報章之外，鄭貫公在1904年編纂出版的《時諧新集》，其用心與他在《唯一趣報有所謂》大量寫作通俗文藝，以開民智的思想，實同出一轍。

《時諧新集》選輯報章上有關政治風俗的「遊戲筆墨」，被譽為「晚清革命文學與諷刺文學的集大成者」⁷⁵，由於「不能盡知出自誰手筆」⁷⁶，故全都略去作者姓名。該書序文以駢文寫成，情理兼備，能見貫公情志。開首他批評過去的筆記小說叢談之類的故事「莫正人心，奚開民智」，而且沒意識到時代危機：「安知大地山川，芸芸待化，可憐黃種，被誘黑甜」，寫作這些作品，無異於「導世於荒唐之境」，「難逃東野之譏」。這和他視民間文藝本是「無用」，以之作思想傳播的工具後方為有用的想法互為表裏。繼而論述生平志願⁷⁷，並表示在詼諧遊戲背後寄託救國悲情：

……事本離奇，語都遊戲；處草昧未開之世，為花樣翻新之文。別有會心，獨開生面；上關政治，下益人群。偶誦何忍獨醒之詩，激發與民同樂之念；就人人之喜異，聊爾爾以效顰。……須知嬉笑怒罵，即蘇子雄文。紀陋見以盧胡，質諸有道；寓箴言於諧謔，豈盡無稽？聊破涕以為歡，假長歌以當哭。⁷⁸

《時諧新集》分為文界、小說界、詩界及曲界四部份，「曲界」包括粵謳、南音、小調及班本。文界包含的體裁既有賦、書、傳、序、碑、檄等，亦有告示、章程、供狀等，前者以古典嚴肅的文體言荒誕之事，或諷刺守舊派，例如〈文昌帝君致財帛帝星君書〉、〈八股先生傳〉、〈科舉卦〉等；後者借簡明的形式突顯舊風俗之惡，如〈剃頭辮髮會章程〉、〈纏足會章程〉，二者都以戲仿的手法取得滑稽喜劇效果。「曲界」內容，或怨刺官吏揮霍、或呼籲戒除舊習，表現晚清以來報界和知識界改造民間文藝的成果。事實上，顛覆高雅的文體、模仿民間文藝形式，以抒發對時事不滿的情緒，這種做法並非鄭貫公首創，在傳統文人的系譜上其來有自。故此《時諧新集》的廣告介紹「是書仿《嶺南即事雜詠》、《文章遊戲》之體裁」，並稱讚它「可讀可歌可泣，可以新民智，可以解人頤，雖茶餘酒後之談，寓導世諷時之意」⁷⁹。

《嶺南即事雜詠》是清末流行一時的讀物，不斷增減內容和重印，有的名為「雜選」，有的名為「雜撰」，民國時仍有《改良嶺南即事》出版。《嶺南即事雜詠》收錄通俗詩文一百四十多則，包括不少民間文藝體裁如龍舟、木魚、南音、竹枝詞等⁸⁰，其中最流行的是〈嘆五更〉，相傳為順德人何惠群始作，原作是妓女自述本身的悲慘命運，晚清報刊中屢有出現仿作，以傳播新思想、改變舊風俗。《時諧新集》就收有〈國民嘆五更〉⁸¹，《有所謂報》亦曾刊登鄭貫公所寫、同情華工的〈金山客嘆五更〉⁸²。《文章遊戲》於嘉慶、道光年間刻印，編者繆艮，字蓮仙，是當時廣東的文士。《文章遊戲》以具有嚴肅功能的傳統文體作遊戲書寫，不少亦屬戲仿作品，如〈討蚤文〉、〈祭齒文〉、〈何許人傳〉、〈致貧賦　以酒色煙賭呆懶大為韻〉等，表達對當時社會的種種不滿。

正如《有所謂報》的「內容力求多方面適應讀者不同的口味與要求、主張多式多樣」⁸³一樣，鄭、黃等人所辦的報刊雖然以啓蒙為目的，但對象並非都是目不識丁的普通百姓，還包括文人、商賈、學生等階層。《嶺南即事雜詠》和《文章遊戲》正好道出為人的啓蒙和為己的趣味，同時並存在清末革命派的報刊中。前者多以民間說唱的形式出現，旨在開啓民智、宣傳革命、批評風俗，後者更多暗示了革命派報人心裏的文人認同，借文字作遊戲，博得同儕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