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
1 郭錫良：〈漢語歷代書面語和口語的關係〉，《漢語史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305-316。
2 Robert S. Bauer, "Written Cantonese of Hong Kong",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17/2(1988), p.246.
3 詹伯慧主編：《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16。另有語言學家把粵語方言字分為五類：訓讀字、會意字、假借字、形聲字和省形字。見邵慧君、甘于恩：《廣東方言與文化探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72-173。以詹氏的分類較周密。
4 詹伯慧主編：《廣東粵方言概要》，頁116。
5 王順隆：〈漢語方言中「有音無字」的書寫問題——從閩南語俗曲唱本「歌仔冊」的用字來看〉，本文發表於2002年6月21日香港理工大學主辦之「首屆漢語方言書寫國際研討會」，該研討會未見論文集，而全文見網頁http://sun-liong.myweb.hinet.net/lunwen15.htm。
6 同上注。
7 Robert S. Bauer, "Written Cantonese of Hong Kong",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17/2(1988), pp.245-293.
8 Cheung Kwan-hin and Robert S. Bauer, The Representation of Cantone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Berkeley, CA: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2.
9 Don Snow, Cantonese as Written Language: The Growth of a Written Chinese Vernacul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75-77.
10 黃仲鳴：《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香港：香港作家協會，2002年，頁99-102。
11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頁120-122。
12 同上，頁136。
13 同上，頁163。
14 黃炳炎、賴達觀主編：《冼玉清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287-382。
15 同上，頁117-161。又見《嶺南學報》，第7卷第3期，頁67-104。
16 許翼心：〈辛亥革命與香港的文界革命〉，見黃維樑主編：《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1999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75-87。
17 李默、徐巍選箋：《多情曲》，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年。
18 李默：〈辛亥革命時期廣東報刊錄〉，載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9 夏曉虹：〈白話文運動與文學改良思潮〉，《晚清社會與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15。並參考Elisabeth Kaske, "Mandarin, Vernacular and National Language: China's Emerging Concept of a National Language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ed.,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Leiden: Brill NV, 2004, pp.265-304.
20 「通用語」是本書使用的特定詞語，用以指稱晚清大多數啓蒙報刊上使用的一種書面語。關於本書中「白話」、「通用語」、「文言」和「粵語」等詞的用法，見本章第四節的說明。
21 關於北京官話的發展歷史，可參見林燾：〈北京官話溯源〉，《林燾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173-189。
22 〔意〕利瑪竇、金閣尼著，何高濟等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0。
23 王風：〈晚清拼音化與白話文催發的國語思潮〉，載夏曉虹、王風等著：《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從晚清到「五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28。
24 胡明揚：《北京話初探》，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17。
25 雍正年間，清帝因為聽不懂福建、廣東兩省官員的陳奏，而親令這些官員學習官話，以免地方統治權旁落。見楊文信：〈試論雍正、乾隆年間廣東的「正音運動」及其影響〉，載單周堯、陸鏡光主編：《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118-136。
26 貫公（鄭貫公）：〈拒約須急設機關日報議〉，《唯一趣報有所謂》，1905年8月20日。
27 陳榮袞：〈論報章宜改用淺說〉，《知新報》，第111號，1900年1月。
28 夏曉虹：「白話文運動還有一個重要的理論支柱，即其時剛剛傳入的進化論。」見〈白話文運動與文學改良思潮〉，《晚清社會與文化》，頁114。劉師培的〈論文雜記〉一文，更鮮明地表現出俗話即進化的道理：「英儒斯賓塞耳（按：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國著名哲學家）有言：世界愈進化則文字愈退化……故就文字之進化之公理言之，則中國自近代以來必經俗話入文之一級。」劉光漢（劉師培）：〈論文雜記〉，《劉師培全集》（二），據《劉申叔先生遺書》（寧武南氏校印本影印），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頁82。
29 飲冰子（梁啓超）：〈小說叢話〉，《新小說》，第7號，1903年9月6日。
30 楚卿（狄葆賢）：〈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新小說》，第7號，1903年9月6日。
31 趼（狄葆賢）：〈小說叢話〉，《新小說》，第19號，1905年8月。
32 「外史氏曰」（黃遵憲），〈日本國志•學術志二•文字〉，《黃遵憲全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420。
33 陳錚編：〈致梁啓超函〉，《黃遵憲全集》（上冊），頁432。
34 彭翼仲：〈語言和文字不同的病根〉，《京話日報》，第221號，1906年3月20日。
35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年，頁168。
36 《大公報》上《京話日報》廣告，光緒三十年七月十二日，即1904年8月22日。
37 大武：「諸位呀，要救中國，先要聯合中國的人心。要聯合中國的人心，先要統一中國的語言。……但現今中國的語言也不知有多少種，如何叫他們合而為一呢？……除了通用官話，更別無法子了。但是官話的種類也不少，有南方官話，有北方官話，有北京官話。現在中國全國通行官話，只須摹仿北京官話，自成一種普通國語哩。」轉引自胡適：《四十自述》，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79。
38 《中國官音白話報》（《無錫白話報》），第19、20期合刊，1898年8月27日。
39 同上注。
40 鄭振鐸指彈詞有國音和土音兩種，前者數量較多，體例也較純粹，後者則以吳音的最為流行。見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352-353。
41 漢血、愁予：〈導言〉，《崖山哀（一名〈忘國痛〉）》，載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說唱文學卷》（下），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281。
42 佚名：〈《母夜叉》閑評八則〉，《母夜叉》，小說社，1905年。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74。
43 海天獨嘯子：〈《女媧石》凡例〉，《女媧石》，東亞編輯局，1904年。見《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頁148。
44 程宗啓：〈《天足引》白話小說序例〉，《天足引》，上海鴻文書局，1906年。見《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頁215。
45 潘璇：〈上海《女學報》緣起〉，《女學報》，第1期，1898年7月。見徐楚影、焦立芝：〈中國近代婦女期刊介紹〉，《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682。
46 〈本館告白〉：「本報向意推雅三俗七，用官話演說一切女學，期易於披覽，名之曰《官話女學報》。惟主筆各有所見，不能一律，今定名為《女學報》云。」《女學報》，第1期，1898年7月24日。
47 〈創辦《南潯通俗報》之公啓及簡章〉，《南潯通俗報》，第13、14合冊，1905年3月。見蔡樂蘇：〈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餘種白話報刊〉，《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五集，頁513。
48 九思：〈敬告同胞姊妹（其二）（蘇州土白）•論女人責任〉及〈敬告同胞姊妹（其三）（蘇州土白）•論自重〉，《女子世界》，1904年5月15日及6月14日。見《中國近代期刊篇目
錄》第二卷（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49 蔡樂蘇：〈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餘種白話報刊〉，《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五集，頁504。
50 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79。
51 蔡樂蘇：〈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餘種白話報刊〉，《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五集，頁519。
52 梁培熾：「木魚書，種類繁多，真是不可勝計的。單據近人文史學家鄭振鐸先生所藏的，就『不下三四百本，但還不過存十一於千百而已』，一九二三年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劉復及李家瑞合編的《中國俗曲總目稿》中，屬廣州地區俗曲的有五百二十五種，而其中屬木魚書者也不在少數；就我自己平日斷斷續續地所收藏起來的，也有三、四百種，計共二千餘冊，而其中還有不少民間流行的手抄本。」《香港大學所藏木魚書敍錄與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78年，頁206。另譚正璧亦藏有二百八十種木魚書，見譚正璧、譚尋編著：《木魚歌、潮州歌敍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
53 朱培初編著：《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輕工業出版社，1984年，頁30。
54 蔣祖緣、方志欽主編：《簡明廣東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55-259。
55 David Faure, "Becoming Cantonese, the Ming Dynasty Transition", in Tao Tao Liu and David Faure, ed., Unity and Diversity: 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7-50.
56 Evelyn S. Rawski,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Late Imperial Culture",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Evelyn S. Rawski, ed.,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18.
57 引文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轉引自羅烈：〈憶廖恩燾•談《嬉笑集》〉，《文史閑談》，香港：中華書局，2001年，頁236。
58 胡適：〈《吳歌甲集》序〉，《國語周刊》，第17期，1925年4月10日。
59 木魚、龍舟最初都是粵地蜑民所唱的簡短民歌，只有兩句或四句，其後體式發展愈來愈繁複。最晚在明清之交，在外來民間說唱形式影響下，產生了兩種南音。一種仍沿用「龍舟」的名稱，有「南音龍舟歌」之說，長約數百言、千言，受北方子弟書等外省說唱形式的影響，文人參與仿作；一種篇幅更長的南音，則僅稱「南音」，多據鼓詞、彈詞、小說、傳奇改編，文詞非常文雅。此二者都是「木魚書」裏的作品，乃「彈詞曲本」之類的唱本，是成書出版的民間說唱本子，並非原汁原味的民間說唱作品。參見《木魚歌、潮州歌敍錄》，頁11及17。其他學者意見參考有：梁培熾：《香港大學所藏木魚書敍錄與研究》及《南音與粵謳之研究》（三藩市：舊金山州立大學民族學院亞美研究學系出版，1988年）；符公望：〈龍舟和南音〉（《方言文學》第一輯，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陳卓瑩：《粵曲寫唱常識》（廣州：南方通俗出版社，1952年）等。關於蜑民的人種、習俗、生活等方面，可參見陳序經：《蜑民的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該書最後一章錄有當時蜑民的一些鹹水歌。
60 梁培熾：《香港大學所藏木魚書敍錄與研究》，頁205。
61 楊寶霖：〈東莞木魚歌初探〉，載張淦祥、楊寶霖主編：《東莞詩詞俗曲研究》，東莞市：樂水園印行，2005年，頁607。
62 梁鑒江選注：《鄺露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42。
63 黃雨選注：《歷代名人入粵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364。
64 同上，頁351。
65 金文京：〈有關木魚書的幾個問題〉，載〔日〕稻葉明子、金文京、渡邊浩司編：《木魚書目錄》，東京：好文出版社，1995年，頁10。
66 屈大均：《廣東新語》（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59。
67 楊寶霖：〈東莞木魚歌初探〉，頁615。又見東莞群眾藝術館編：《東莞木魚書》，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年，頁5。
68 楊寶霖：〈東莞木魚歌初探〉，頁604。
69 同上，頁603。
70 〈校注前言〉，《東莞木魚書》，頁3。
71 梁培熾：《香港大學所藏木魚書敍錄與研究》，頁246。
72 同上，頁247。
73 參考金文京引述《佛山忠義鄉志》的記載，見〈有關木魚書的幾個問題〉，《木魚書目錄》，頁21。
74 見鄭振鐸：〈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中國文學研究》（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頁433；梁培熾輯校、標點：《花箋記會校會評本》，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7。
75 鄭振鐸：「鍾氏之批評《花箋記》，完全模仿金聖嘆之批評《水滸》、《西廂》，字分句解，復加以每段之引評、結論；評語幾較原書多出數倍。他對於聖嘆之批評方法，真是亦步亦趨，學得十分肖似。」〈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中國文學研究》（下），頁431。
76 梁培熾輯校、標點：《花箋記會校會評本》，頁63-64。
77 鄭振鐸：〈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中國文學研究》（下），頁432。
78 見鍾戴蒼〈序〉：「予批《花箋記》畢，客有過而譏之者，曰：『子之評此書也，善則善矣；然獨不思此書雖佳，不過歌本，乃村童俗婦人人得讀之書。吾輩文人，又何暇寄筆削於歌謠之末乎？』」，《花箋記會校會評本》，頁59。
79 《花箋記》的文學性也受鄭振鐸肯定：「《花箋記》之文字，在『粵曲』中可算是很好的，間亦有很輕妙、很入情之描寫。書中主人翁為梁亦滄及楊淑姬二人之戀愛的始終，頗脫出一般『言情小說』之窠臼。作者費二卷（據評本）之多的紙墨，專寫梁生與楊女的反覆相思，彷彿各種言情小說中都沒有這裏寫得那末深刻痛切，那末真摯動人；在這裏，兩個青年的戀愛心理，真被寫得很活潑，很細膩。」〈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中國文學研究》（下），頁432。
80 在粵語寫作和出版的歷史上，木魚書都比粵謳來得早，故本節集中介紹木魚書的情況，關於粵謳的介紹，詳見本書第三章。
81 楊寶霖：〈東莞木魚歌初探〉，《東莞詩歌俗曲研究》，頁656-658。因為粵語字的寫法難以規範，故本書涉及的粵語作品都盡量按原文引錄。
82 游汝杰：《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98-199。游氏的著錄中，《曉初訓道》和《啓蒙詩歌》的作者即《天路歷程》粵語版的作者俾士（George Piercy，1829-1913），可參考本書第四章。另外，著錄中尚有一種1857年香港出版的《千字文》，游氏稱為香港公立學校使用的讀物。
83 黃仲鳴：《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頁73。
84 劉聖宜、宋德華：《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3。
85 清人印光任、張汝霖所著的《澳門記略》，書後附有葡語字表，以漢字記音。見〔清〕印光任、張汝霖原著，趙春晨校注：《澳門記略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頁187-200。
86 〔美〕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駱幼玲、章文欽校：《廣州「番鬼」錄（1825-184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47。又見W.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64.
87 〔英〕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42。
88 R. Morrison, D.D., "Introduction",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China, 1828.
89 E. C. Bridgeman, "Introductio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本書尚有一較早的版本，出版於1839年。見《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頁176。
90 唐廷樞：中文〈序言〉，《英語集全》（The Chinese and English Instructor），廣州：緯經堂藏版，1862年。
91 同上書，卷六，問答，晨早對話。
92 唐廷樞：「漢文字瓣乃無音相合而成字，而外國字瓣本身有一定之音，因其音乃相合而成字，故中國言語之中多有音而無字，惟外國字與音相連，有音必有字……以外國文音漢文猶易，而以漢文音外國文字難，較茲以漢字音外國字多有其音而無其字，不得不擇其最近音之字，傍加一口拼得各字，編列一定切法，俾觀者易於晰覽……」〈切字論〉，《英語集全》。
93 David Faure, "Becoming Cantonese, the Ming Dynasty Transition", Unity and Diversity: 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 p. 37.
94 Kinsley Bolton, "Introduction", in Robert Morrison,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London： Ganesha Publishing Ltd., 2001, p. xxxiii.
95 J. Dyer Ball, Cantonese Made Easy,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imited, 1907), 3rd ed., pp. xiii-xv．本書尚有1888年的初版，由香港的“China Mail Office”出版。當代學者之中，亦有提出粵語不屬漢語方言者，參見李敬忠: 〈粵語是漢語族群中的獨立語言〉，《語文建設通訊》第27期，1990年3月，頁28-48。
96 見〔美〕布龍菲爾德著，袁家驊等譯，錢晉華校：《語言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47。又見Leonard Bloomfield, Languag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46, p.44．其後社會語言學對「言語共同體」的定義有所不同，本文採用布龍菲爾德的定義。參考Joshua A. Fishman, Sociolinguistics: A Brief Introduction, Massachusetts: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1977, pp.28-35.
97 此詞屬筆者的引申發明，語言學無此概念。
98 例如1919年8月1日的《益群報》在專欄「妙蓮台」刊出粵謳〈人地咁富〉，注明「諷振興國貨也」。1911年10月25日的《南僑日報》則刊出歌謠〈瑞澄嘆五更〉，南音〈攝酋聞耗哭李鴻章〉；11月2日刊出粵謳〈我啋過你〉，以另投別枝的妓女諷刺失勢的滿族。兩份報章均在新加坡刊行。
99 游汝杰：《漢語方言學導論（修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8。並參本章第二節注20。
100 〔美〕韋勒克、沃倫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13-15。
101 〔美〕卡勒著，李平譯：《文學理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見第二章「文學是什麼」。
102 胡適：〈答黃覺僧君《折衷的文學革新論》〉，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91。原刊《新青年》，1918年9月15日，第5卷第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