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中國古代小說的價值和意義
■ 古代小說的史學價值
中國古代小說在文學上的重大價值，自不待言；至於其史學價值，陳大康指出，古代小說“或多或少、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它的描寫中蘊含着對某些歷史現象的認定。……任何單部作品只能提供某些考察的線索，只有在眾多的小說作整體綜合之後，才可能得出較有說服力的結論。”他舉例說，如果想重現明代社會生活的風俗畫卷，那麼，當時的小說描繪就是極重要的依據。但橫亙於文學與史學之間的鴻溝，主要就是令史學家望而生畏，而小說家不可離之須臾的虛構、捏合與誇張等藝術手法，問題就在於如何才能從小說家所追求的藝術的“真”中，篩濾與梳理出能使史學家感到放心的歷史的“真”。他進而認為：
經過分解歸類以及比照印證這兩道分析程序，我們便從文學園地邁入了史學領域。發掘與認定那些為正史所未載的史實固然令人欣喜，但研究卻還不能就此終止。隨着歷史上某些社會現象的發現與認定，一連串的問題將接踵而來，至少，那些現象產生的原因是甚麼、其發展史如何以及最後的結果又怎樣，它們都是必須回答的問題，……。而且，既然那些被發現與認定的歷史現象多為正史所不載，那麼要尋得與此相關聯的問題的答案，就仍然不能將正史作為主要的依靠，而是須得在分解歸類以及比照的印證的基礎上作更高層次的綜合。(19)
陳大康接着說，“這種專題性研究的意義顯然要高於各個歷史現象的零星發現與認定。對於這類同一層次上的各專題性研究成果，還可以繼續作更進一步的綜合分析，通過逐層推進，最後就能得到一部內容極為豐富、涵蓋面又極廣的古代社會生活史，也只有在這時，古代小說的史學價值才能充分地體現出來。”他又強調，“儘管這裏主要是以古代小說為材料發掘其史學價值，而且發現與認定的歷史現象又多為正史所未載，但這決非意味着可以將正史輕率地置於一旁而不顧，事實上，正史所勾勒的歷史框架與走向，始終是這種研究不可缺少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參照系。”(20)
總的來說，發掘和認定古代小說的歷史價值是一個跨學科性質的課題，雖然有一些學者作了嘗試，但學界迄今尚未有過系統的研究，缺少可供借鑒的經驗，成績相當有限，而且多是從文學角度加以論述，以歷史文化視野作探討的仍付闕如。無論如何，這一有益於史學研究與文學研究的工作，應予適當的重視，有待文史工作者合力開拓。小說既受惠於史學，又以其史學價值作為回饋，文學與史學之間，就是存在這樣微妙的關係。
■ 古代小說的文化意義
中國古代小說的文化意義，葉桂桐著《中國古代小說概論》一書的結語強調：“要瞭解一個民族的思想文化、社會習俗，乃至最深厚的民族心理意識等，要看它的小說。小說不同於歷史等等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它對社會全部生活的表現是立體的、全面的、細緻的、生動形象的。中國古代小說，是五千年中華民族文明的寫照。”(21)
值得注意的有三點：其一，小說不僅對人民靈魂的塑造有着重大的意義，甚至連對語言都起着規範作用；其二，中國古代章回小說，通常是在廣泛的民間傳說的基礎上，經文人加工昇華的，反過來又回到民間廣泛流傳，這是中國小說一個突出的特點，是中國人民與小說之間的特殊關係；其三，古代小說在中國文化有獨特的地位和價值，要構建中國的新文化，就需要對中國古代小說進行深入的研究。因此在二十一世紀今天，要從歷史的實際和時代的視域出發來總結中國文化，進而豐富全人類的智慧寶庫，為世界文化的構建與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1)據石麟著《中國古代小說文本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統計，唐代至清代的“純小說”，包括現存傳奇小說三千七百篇（部）以上，話本、擬話本小說八百篇以上，章回小說八百部以上。“純小說”是完全符合以下五個標準的作品：（一）必須以敍事為主，而非以議論、說明、抒情為主；（二）必須是寫人的，包括具有人格意味的神仙鬼怪；（三）敍事寫人必須是一個完滿自足的整體，而非局部零星或殘缺不全的片斷；（四）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虛構，而非完全照抄歷史著作甚或連細節描寫都忠實於歷史事實；（五）必須以散文為主，詩詞歌賦乃至講唱藝術因素只能具有輔助作用。（頁9及16）
(2)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魯迅中國小說史論文集》（台北：里人書局，1992年），頁508。
(3)《莊子》〈雜篇•外物〉：“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意思就是說，修飾瑣碎的言詞，以求得好的名聲，這跟治理國家的大道理，相距是很遠的。
(4)《漢書》（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卷三十〈藝文志•諸子略〉，頁1745。
(5)桓譚《新論》已佚，引文見《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444。
(6)《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小說〉條，頁3147。
(7)張燕瑾主編《中國古代小說專題》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緒論〉，頁1。
(8)袁行霈著《中國文學概論》彩圖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頁309。
(9)《京本通俗小說》是繆荃孫（1844－1919年）所刊印，1915年收入叢書《煙畫東堂小品》之中，一般認為是宋、元人的作品，是城市中“說話”藝人的底本。亦有人認為此書來歷不明，所以七篇都見於明末馮夢龍編《警世通言》及《醒世恆言》，繆荃孫抄掇數篇，仿元刻戲曲小說字體和樣式刊印，並偽撰書名。
(10)紀德君著《明清通俗小說編創方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11)林語堂著，黃嘉德譯《吾國與吾民》（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5年），頁266－267。
(12)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梁啟超著、林志鈞輯《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據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頁6。
(13)梁啟超〈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22。
(14)陳平原著《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27－242。
(15)王鍾麒〈中國歷代小說史論〉，《月月小說》第一卷第十一期（1907年）。原文未見，參胡從經著《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香港：中華書局，1999年）。
(16)郭豫適〈前言〉，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插圖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7)胡從經著《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對上述諸書有較詳細介紹。1950年代以後，中國內地和台灣續有研究中國小說史的專著出版，包括舊書新刊，詳見本書附論二及書末所列主要參考書目。
(18)齊裕焜主編《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對1949年以來的中國小說史研究有扼要的述評，並強調1985年以後，出現了古代小說史研究空前活躍的局面。（頁11－17）
(19)陳大康著《古代小說研究及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65－171。
(20)同上註。
(21)葉桂桐著《中國古代小說概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頁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