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态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生态经济学形成的背景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总和还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更加丰富的文化与制度，人真正成为“自然的统治者”。但是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环境问题，诸如资源耗竭、环境恶化、同温层臭氧减少、海平面上升、森林缩减、土壤侵蚀、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的正常生活和经济发展。人类的经济亚系统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地球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也制约了经济系统的进一步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新的知识或学科的出现。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中，循环经济思想还仅仅表现为发达国家一些环境科学工作者的一种超前性和理想化的理念，还远远没有变为他们国家的人们的自觉实践，因为当时这些工业发达国家所关心的还只是以公害为代表的环境污染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开始注意到采用资源化的方式来处理生产过程的废弃物，但对污染和废弃物产生是否合理和是否应该从生产和消费的源头上防止污染产生，则还没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们开始关心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后果，但还没有质疑造成这种后果的经济运行模式本身。
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取得空前的共识。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环境污染的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开始代替末端治理成为发达国家环境与发展政策的主流。这种认识上的理性飞跃，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线性经济必然会带来严重污染，而污染的末端治理又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和杜绝产生污染的内在逻辑关系。30年来，我国环保事业尽管在治污、控污方面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各种污染问题仍很严重，继续污染的趋势还没得到根本遏制，追根溯源，症结概出于此。既然末端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污染产生和防治问题，那就自然要从源头和过程方面去寻找解决的途径，从产生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这种背景下，循环经济的出现就是顺理成章了。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为内容的新的科学发展观。这种科学发展观本质要求“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不断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推进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种科学发展观正确地解决了经济、社会与环境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了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实践这种新的发展观，必须彻底摒弃人类沿用至今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要代之以大力发展物质闭环流动的生态经济为本质特征的循环经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美丽中国”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的新目标，推动中国绿色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引领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征程上阔步前行。
二、生态经济学的形成及发展
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归功于生态学向经济社会问题研究领域的渗透。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麦肯齐首次将植物生态学与动物生态学的概念运用到对人类群落和社会的研究上，提出了“经济生态学”这一名词，主张经济分析不能不考虑生态学的过程。
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正式创建的。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她于1962年发表了著名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对美国滥用杀虫剂所造成的危害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揭示了近代工业对自然生态的影响，首次真正结合经济社会问题开展生态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鲍尔丁明确阐述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提出了“生态经济协调理论”。美国另一经济学家列昂捷夫是第一个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的。
联合国于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把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落实到保护生态环境的实际行动中。但是自然生态的破坏并没有停止，人类生存的环境还在继续恶化。为此，联合国于1992年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会议”。大会提出：环境保护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脱离了经济的发展来保护环境是保护不了环境的。大会明确提出把环境与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以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界环境保护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共同的正确指导思想。
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开了以“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为主题的会议，并确定将“环境经济”（生态经济）作为1981年《环境状况报告》的第一项主题。由此，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既有理论性又有应用性的新兴科学，开始被世人瞩目。1989年，国际生态经济学会成立，《生态经济》杂志创刊。尔后，成立了两个著名的生态经济学研究机构，一个是位于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国际生态经济学研究所，另一个是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学会的北界国际生态经济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所及学会会员的研究大体代表和左右着西方国家生态经济学界的动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经济理论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在1996年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戴利发表《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9年保罗·霍肯出版《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2002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出版了《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B模式》等生态经济学力作之后，生态经济学沿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此后，一大批论述生态经济学的著作问世，从此，生态学进入了“边缘学科”的新时代，与社会经济问题密切结合，交叉发展，产生了公害经济学、污染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最终分离出一门新的边缘学科——生态经济学。
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具有深刻的理念和实践支撑基础：①生态经济效益理念。1992年世界工商企业可持续发展理事会（WBCSD）在向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提交的报告《变革中的历程》中提出了生态经济效益的新理念。这一理念要求企业生产过程中要实现物料和能源的循环往复使用以达到废物和污染排放最小化。②工业生态系统理念。这是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研究部任职的福罗什和加劳布劳斯提出的一种新理念。1989年他们在《科学美国人》发表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文，提出了生态工业园的新概念，要求企业之间产出的各种废弃物要互为消化利用，原则上不再排放到工业园区之外。其实质就是运用循环经济的思想组织园区内企业之间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使用。自1993年起，生态工业园区建设逐渐在各个国家展开。③生活垃圾无废物理念。这种理念本质上要求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处理要由无害化向减量化和资源化方向过渡，要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或在消费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有效地组织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利用。
当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之际，生态与经济不协调的问题日益显现。面对当时已经凸显的人口、粮食、资源、能源和环境等五大生态经济问题，人们纷纷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引发了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观点和以美国的赫尔曼·康恩、朱利安·西蒙为代表的“乐观派”观点。
悲观派以“罗马俱乐部”为主要代表。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该派环境经济学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研究，将全球的未来描绘成一幅可悲的图景。其代表性著作有《增长的极限》《全球2000年》和《世界保护战略》等。悲观派的基本看法是：如果人类社会按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则2000年的世界将比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更不安定、更拥挤、污染更严重、生态上更不平衡。如不立即采取全球性的坚决措施来制止或减缓人口和经济增长速度，则在若干年内的某一时刻，人类社会的增长会达到极限。此后，便是人类社会不可控制地崩溃，人口和产量都将大幅度下降。
乐观派以美国未来研究所所长卡恩博士为代表，其代表作是《世界经济发展——令人兴奋的1978—2000年》。他坚持用设想的方式而不是用数学推导的方式看待未来。他对历史进行了分析解释，并以此作为预测未来的基础。
此外，还存在着中间派，中间派对世界未来的看法介于以上两者之间。中间派承认人类面临问题的严重性，但认为只要有谨慎而坚决的行动，就一定有希望，而且必能战胜这一挑战。代表人物有世界未来学会主席柯尼什和德·儒弗内尔和艾伦·科特奈尔等，其代表作是《环境经济学》，以及阿·托夫勒的《未来的震荡》和《第三次浪潮》，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间派的基本看法是：今后的岁月可能布满风险，但人类各个领域的活动仍有希望取得许多巨大的成就。中间派对未来的态度既不是悲观主义，也不是乐观主义，而是满怀信心的现实主义。
三、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形成及发展
我国对生态经济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8月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的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首次提出开展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创建生态经济学科的建议。同年9月，许涤新发起召开了有农业经济学家王耕今，生态学家马世骏、侯学煜和阳含熙院士参加的首次生态经济座谈会。与会者一致强调在我国加强生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明确提出了在我国创建生态经济学的任务和当时需要研究的一些重大课题。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生态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1981年5月，云南省农经学会在昆明召开了生态经济问题研究工作会议，同年11月成立了云南生态经济研究会，这是我国诞生的第一个群众性的生态经济研究组织。
1982年11月在江西南昌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生态经济讨论会，会上递交的70多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生态经济基础理论问题和实际应用问题进行了探讨，讨论会还通过了给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生态经济研究的建议书。
1984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局、中国生态学会和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为大会做了报告，指出生态经济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问题，认为生态学会和生态经济学会的成立是我国对这个问题开始觉醒的表现。要求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为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提出建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发挥作用。会后，出版了许涤新的专著《生态经济学探索》，并被苏联译成俄文版出版；还出版了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论文集。这次会议的召开，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生态经济研究工作的飞跃发展。会后，全国生态经济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学术交流活动空前活跃。
1985年6月，云南省生态经济学会创办了《生态经济》杂志。1987年，许涤新出版了《生态经济学》，其后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生态经济学的著作和教材。这些成果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生态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理论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案例链接：生态文明贵阳会议
2009年8月，第一次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并以生态文明为焦点，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大会提出，保护生态环境是前提，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正确认识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关系，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保护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键，实现从“褐色经济”到“绿色经济”的转变。2011生态文明贵阳会议，进一步明确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作为重要的政策导向，对于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生态文明贵阳会议继续致力于汇聚官、产、学、媒、民及其他各界决策者开展交流与合作，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分享知识与经验，促进政策的落实与完善，抓住绿色经济转型的机遇，应对生态安全的挑战，形成国际、地区和行业议程，从而有助于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2012年生态文明贵阳会议继续致力于汇聚官、产、学、媒、民及其他各界决策者开展交流与合作，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分享知识与经验，促进政策的落实与完善，抓住绿色经济转型的机遇，应对生态安全的挑战，形成国际、地区和行业议程，从而有助于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2013年生态文明贵阳会议的主题是“建设生态文明：绿色变革与转型——绿色产业、绿色城镇和绿色消费引领可持续发展”。2014年生态文明贵阳会议的主题是“改革驱动，全球携手，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政府、企业、公众：绿色发展的制度框架于路径选择”。2015生态文明贵阳会议的主题是“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新议程、新常态、新行动”。201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主题是“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绿色发展·知行合一”。2017生态文明试验区贵阳国际研讨会秉持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理念、风格和模式，以“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共享绿色红利”为主题，坚持“既要论起来，又要干起来”，围绕以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重点的前瞻性、战略性、实践性问题，举办了一场研讨大会、一场国际咨询会委员会议、九场专题研讨会和系列活动。2018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是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创办十周年，也是升格为国家级国际性论坛的第五次年会。论坛以“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主题，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2426名嘉宾参会，围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生态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反贫困等方面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分享了各自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果。历届会议均达成了对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具有积极意义的“贵阳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