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第和戈劳特，谁发明了统计学？

配第晚年的著作集中于人口问题，说明人口的增长、分布和就业。他同自己的朋友约翰·戈劳特一起，享有人口统计奠基者的声誉。从这些先驱者的篇幅不大的著作中逐渐发展出了现代各种有力的统计工具，用以进行正规的人口统计、细致的抽样调查以及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

在每个学科中都有关于著作权和发明权的争论。这些争论有些是对科学无益甚至是有害的，有些则有助于阐明科学的历史，因而是有益的。在统计学史上就有“配第—戈劳特之争”。事情是这样的：1662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书名是《对死亡报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涉及管理、宗教、商业、空气、疾病以及所谓城市的其他变动》。作者：伦敦公民约翰·戈劳特。尽管这本书加了这么一个很复杂甚至很悲观的书名，它却引起了人们相当大的兴趣，几年之间出了五版，有时一年之内出两次。它还引起了国王本人的兴趣，按国王的御旨，戈劳特进入了刚刚成立的皇家协会。问题在于，这是第一次试图在当时还很缺乏的统计资料基础上所做的冷静考察，而所考察的又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死亡率和出生率、性别与平均寿命的关系、居民的迁移以及死亡的主要原因。

戈劳特著作的功绩在于，他最早小心翼翼地试图提出统计学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原理：通过大量充分的统计总和可以看出各种现象（其中的单个现象是偶然的）在整体上受着某种严格的规律性的支配。就单个人来说，生与死是有偶然性的。但就一个国家（或一个较大城市或地区）来说，出生率和死亡率却是一个非常肯定和缓慢变动的量。对这种变动可以作出科学的解释，甚至作出预测。统计学严密的数量论证是在下一个世纪即18世纪奠立的，但某些初步的思想已经包含在伦敦的这位不知名的小商人的书中了。

约翰·戈劳特在伦敦开设了一家服饰用品商店，有自修和从事研究的“自由时间”。配第同他早在17世纪40年代末就是朋友了，戈劳特那时甚至还保护过他。到17世纪60年代，他们调换了一下各自扮演的角色，但这并没有冲淡他们的友谊。戈劳特这时是配第最接近的友人，是他在伦敦的委托人，又是他同皇家协会的联系人。

当戈劳特的书引起人们的兴趣时，在伦敦学者圈子里出现了一些流言，说本书的真正作者是威廉·配第爵士，说出于某种原因，配第不愿让人知道他的姓名。这种流言在戈劳特死后更盛了。在配第的著作和书信中可以发现一些地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这种说法。可是，另外，配第曾十分明确地写道“我们的朋友戈劳特的著作”。

在19世纪，关于《对死亡报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的著作权问题在英国文献中有过一场热烈的争论。现在“配第—戈劳特之争”可以认为是解决了。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书中主要的统计思想和方法的作者还是约翰·戈劳特。但在社会经济观点方面，他受到配第的影响。反映这些观点的序言和结论，可能是配第写的。很显然，本书总的构想属于配第，而将它予以实现却是戈劳特的事情。

“偏向于配第”的主要理由是，戈劳特出身低微，未受过系统教育，也没有任何其他值得称道之处，所以完全“不可能”写出这本书。正如一位苏联统计史研究者蒲杜哈所说，这使人想起某些人所持的论据，他们否认莎士比亚的著作权，认为他的作品不是奥斯福尔特伯爵所撰，就是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所写，反正是出于某个知名的同时代人的手笔。威廉·配第在科学史上的作用是很大的，他完全不需要掠人之美。

戈劳特家曾遭1666年“伦敦大火”之灾。此后不久，他转而信奉天主教，结果损害了他的社会地位。这一切很可能加速了他的去世。约翰·奥布利（配第的朋友，也是配第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写道，在追悼戈劳特时，“他的亲密老友，精明能干的威廉·配第爵士眼里噙满了泪水”。

这场大火烧毁了半个伦敦，但也为建设一个新城市清理了地盘。配第关于远景的最大胆的设想之一就是同这场大火有关的。火灾过后，配第这位不知疲倦的设计家向政府提出了治理和重建城市的计划。该计划宣称，它是从下述前提出发而编制的：“全部土地和废墟应归一个所有者支配，它拥有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各种手段，也拥有解决各种纠纷所必需的法律权力。”换句话说，他是从土地和房产的国有制或市立制的想法出发的，这同现实的私有制是对立的，私有制在当时已经妨碍了城市的发展。

为了充分评价近三百年前提出的这些思想，请认真想一想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伦敦和巴黎，对纽约和东京的发展引起了并且还在产生怎样的问题和困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