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商业战略家

英国人把伦敦叫作“The Great Wen”，意即大瘤子、大疙瘩。伦敦在几百年间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瘤子，挂在泰晤士河长长的飘带上，成千条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线从这里辐射出去。

对政治经济学史来说，伦敦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城市。这个世界贸易和金融的中心曾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合适场所。配第的小册子问世于伦敦，配第的一生同伦敦的联系不下于同爱尔兰的联系。过了100年，在伦敦又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巨著《国富论》。伦敦的真正产儿，它的激烈的实业、政治和科学生活的产儿是大卫·李嘉图。马克思在伦敦度过了大半生，并在那里出版了《资本论》。

托马斯·曼这位英国重商主义思想的出色表述者，1571年生于伦敦。他出身于一个旧的家庭手工业者和商人之家。他的祖辈当过伦敦造币局的模压工，父亲是一位丝绸商人。与他的同时代人孟克列钦不同，托马斯·曼没有写过剧本，没有参加过决斗，也没有加入叛乱者的队伍。作为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他的一生过得平静而体面。

由于父亲去世较早，托马斯·曼是在继父家中接受教育的。他的继父既是一位富有的商人，又是东印度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它是更老的列文特公司（与地中海各国从事贸易）的一个分支。离开继父的事务所后，他起初任职于列文特公司，几年后赴意大利，又到土耳其和近东一些国家旅行过。

托马斯·曼发了财，也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他于1615年首次被选进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通过在国会的活动以及发表文章，他很快就成为这个公司利益的精明而积极的捍卫者。不过，他是一个谨慎而不太讲虚荣的人：他谢绝了要他就任公司副董事长的建议，也拒绝以公司海外商站视察人的身份去印度旅行。但延迟了三四个月之后终于成行，而且遇到了不少危险：暴风雨、疾病和海盗。

然而，托马斯·曼是伦敦金融界和商界中最富声望的名人之一。米塞尔顿（经济问题作家和评论家）在1623年曾经这样评论托马斯·曼：“他关于东印度贸易的知识和对一般商业的见解，他为国家辛勤操劳和对国外事务的经验，所有这一切都使他能够取得当时一般商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成就。”

这个说法也许有些夸张和恭维，然而我们毕竟可以相信托马斯·曼绝不是一个平庸的商人。正如近代的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他是一位商业战略家（顺便指出，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人看来，“商业”和“经济”是同义的）。

在斯图亚特王朝的头两个国王的时代，托马斯·曼在各方面成熟起来。无嗣的伊丽莎白女王在统治近半个世纪之后，于1603年死去。伊丽莎白即位时英国还是一个孤立的岛国，正为错综复杂的教派斗争和政治纷争所困扰。而当她去世时，英国已是一个具有强大海军和广泛贸易的世界强国了。伊丽莎白时代还以文化高涨而闻名，她死后，已被处死的苏格兰王后玛利亚的儿子雅柯夫（詹姆斯）·斯图亚特一世登上王位。詹姆斯一世对城市金融资产阶级既感到害怕又有所企求。他想建立极权统治，但金钱却掌握在国会和伦敦商人手中。17世纪20年代初财政和贸易上的困难迫使他及其臣属们召集金融贸易界专家会议，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国家贸易委员会。1622年托马斯·曼进入该委员会，是这个咨询机构中有影响的积极成员。

在17世纪20年代不少小册子和出版物中，在贸易委员会的辩论中，都曾表述了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则，这些原则一直实行到17世纪末。原料（特别是羊毛）出口被禁止，而制造品出口受到鼓励，其中包括由国家予以津贴。英国占据了越来越多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大批廉价原料，给那些直接间接从事糖、丝绸、香料和烟草的商人带来了巨额利润。外国工业品输往英国受到高额关税的限制，目的在于削弱竞争并促进国内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此即保护关税主义）。对海上船队的建设十分重视，要求它们能够运载货物到世界各地，并且保卫英国的贸易。这一措施的最主要目的在于把贵金属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内。西班牙人直接从美洲人手中弄来金银，而英国则实行显得更有利的吸引货币的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措施是发展制造业、海上船队和贸易。

然而风暴即将降临到斯图亚特王朝的头上。詹姆斯一世的儿子——短见和固执的查理一世又同资产阶级（依靠心怀不满的广大人民群众）作对。1640年即托马斯·曼去世前一年，国会公开反对国王。斗争开始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九年之后国王被处死。

托马斯·曼没有活到革命事件进一步发展时期，对他晚年的政治观点我们也不得而知。他反对过王权专制，主张限制国王权力，特别是在税收方面。不过，他未必会赞成处死国王。直到去世，托马斯·曼一直是个富翁。他购置了大量地产，还因能贷出巨额现金而闻名于伦敦。

托马斯·曼为经济学文献宝库留下了两部篇幅不大但文笔高雅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命运是很不寻常的。其中第一部是1621年问世的《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兼评各种反对意见》。这篇论战性著作旨在反驳批评东印度公司的人，这些人站在旧的重金的重商主义（货币主义）立场上，断言东印度公司的经营活动使英国蒙受了损害，因为该公司为了购买外国商品而把白银输往国外。托马斯·曼引用数字和材料反驳了这种看法。他指出，白银非但没有从英国消失，反而以更大的数额回到了英国。要不然，由公司商船运送的商品将不得不以贵得多的价格从土耳其人和列文特人那里去购买。此外，这些商品的很大一部分可以转运到欧洲其他国家而得到金银。这本小册子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维护了东印度公司的利益，而且在于它是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成熟的重商主义的论据。

托马斯·曼的名声在更大程度上是基于他的第二部著作，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在该书的标题上就反映出来了：《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外贸差额是我国财富的调节者）》。这本书在作者死后差不多1/4世纪才问世（1664年）。在漫长的革命和内战年代，托马斯·曼这本著作的手稿，连同他的儿子所继承的动产与不动产契据一起，一直被压在箱底。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以及经济问题的热烈争论，促使富商和土地所有者出版了这本书，从而使当局和人们回想起几乎已被遗忘了的托马斯·曼的思想。

这本书是作者在1625—1630年对前一本书彻底修改后写成的，它充分而精确地表述了重商主义观点。许多人觉得它的文笔非常优美。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因为学识欠缺”，他所写的“不是多余的话，也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许多小事情上的极普通的真理”。他不引证古代作家的著作，而引用民间俗语和小本经营者的簿记。只有一次他提到了一个历史人物——马其顿的菲利浦国王，还是因为这位国王允许把货币用到权力未及的地方。

作为一个真正的重商主义者，托马斯·曼常把货币金银看作财富，他的思想受商业资本观点的支配。作为一个商业资本家，他知道把货币投入流通才能从中收回更多的货币，国家才能通过出超的贸易而致富。对他来说发展生产的意义只在于它是扩大贸易的手段。

经济著作总是或多或少地服务于一定的实际目的：为某种经济措施、方法或政策进行论证。不过，在重商主义者那里尤其负有这一任务。托马斯·曼同其他重商主义著作家一样，根本没有想要创立某种经济思想“体系”。但经济思想有自己的逻辑，而且托马斯·曼必然要依据某些反映实际情况的经济概念：商品、货币、利润和资本等。不管怎样，他曾试图探求这些经济活动的因果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