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最大化：公交车及其他

个人行为是在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虽然有时候行为选择的方式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但其目标都是一致的。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有可能增进了他人的效用水平，也有可能降低了他人的效用满足。公交车上的座位选择还有其他情况都是如此。

搭乘公交车时经常有这种情况出现，如果候车的人很多，大家便会在公交车到达时一窝蜂地往车上挤，争取能够在乘车时有个座位坐。而如果候车的人很少，乘客相对于座位而言数量比较少，大多数乘客上车后会选择零零散散地落座，彼此有意无意地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其中也有一些乘客彼此坐得很近。然而，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近距离落座的乘客一般都是彼此认识的，或者是有着特殊目的的乘客有意识地去接近他人。随着乘客数量的增多，座位上的乘客也渐渐地坐满了起来。一旦剩余的空座位数量比乘客数少了，大家将会争先恐后地去抢某一个空座位，与此同时也不乏一部分乘客选择站着，对空座位视而不见。我们经常遇见过也亲身经历这种情况，甚至在潜移默化中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种习惯。可是我们往往又对其视而不见，鲜有人去思考个中的经济学道理。其实，大家这么选择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学背景，都是一种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

第一个上车的乘客很幸运，他不仅有座位坐，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座位，从而在乘车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的效用满足。比如他可以选择靠窗的座位欣赏沿途的风景，选择靠前的座位减轻晕车带来的不适，选择靠近下车门的座位方便下车，甚至可以在座位普遍比较脏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比较干净的座位以减少擦拭座位的各项付出。第二个上车的乘客也比较幸运，他也可以做出类似的选择，从中获得比较高的效用满足。第三个上车的乘客也可以在落座时选择离谁远一些，与谁坐的近一些，也会从中获得一定的效用满足。只要位置相对乘客而言比较多，大家都会根据自己对座位的偏好做出能够获得更大效用的选择。此时大家都在思考与别人相邻而坐还是距离别人远一些，经过对比如果认为距离别人远一些效用更大，大家就会选择零零散散地坐下来，给彼此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空间。虽然大家都知道身边的空座位会被后上车的乘客占用，但能够先比较宽松地坐一下仍然是好的。特别是在人类所固有的领地意识的驱动下，大家一般会选择与陌生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相互认识的乘客选择相邻而坐，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得相对较多的效用满足，比如他们可以选择以聊天的方式打发时间。

到了车上位置相对拥挤的时候，再上车的乘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受到车上座位数量有限这一客观条件的限制，此时可供他们选择的不是坐哪个座位，更多的时候要在坐与不坐之间权衡抉择。如果紧挨着一个陌生人坐下来，或者是找一个不好的位置坐下来，能够比站着获得更多的效用满足，这位不是很幸运的乘客就会选择坐下来。相反，如果他经过权衡之后发现坐下来的效用满足还不如不坐，他就会做出站着乘车的决定。当然，仔细观察也可以发现，长时间坐车的乘客多数会在有空座位时坐下来，这是由于长时间站着需要比较大的成本付出，从而导致站着比找空座位坐下来的效用小。对那些有空座位但仍然站着的乘客来说，他们做出站而不是坐的决定同样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站着的效用满足要比坐着大，并且这类乘客一般是乘坐的距离较短，短时间站着并不需要太多的体力付出，选择站着或许是为了减少下车时的拥挤并从中获得效用满足。

如果车上已经没有了空座位，而偏偏在这时上来一位老人、孕妇、携带小孩的乘客或者是残疾人，诸如此类的乘客往往会受到优待，基本上都会有年轻健康的乘客主动让出座位给他们坐。从效用满足的角度来看，这一举动也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就让座者个人而言，如果身边站了“老、弱、病、残、孕或带小孩的乘客”，而自己却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心里多少会觉得不大合适，从而使个人的效用满足打了折扣。如果让座者是一位有着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他也会在意别的乘客是否有不屑的眼光，更是使自己的效用满足大打折扣。面对这种情况，与其坐着倒不如把座位让给身边这些更需要座位的人。这样一来，让座的乘客从其乐于助人的行为选择中获得了效用满足。并且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年轻健康的人让出座位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效用最大化。其理由是，相对而言，年轻且身体健全的人站着乘车所付出的成本比较小，同时站着的不适感也较小，因而可以使整个社会在成本支付较低的情况下获得更大的效用满足。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情况下，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都会导致整个社会效用满足得到提高。比如当公交车上的乘客比较拥挤，中间的过道站满了乘客时，刚刚上车的乘客往往会选择站在上车门口而不愿意往里面走。尽管此时司机一般会提醒乘客公交车的尾部位置相对比较宽松，并请站在前边尤其是上车门门口的乘客主动向后移动，但这种提醒效果往往不是很明显，上车门的门口依旧拥挤。站在上车门门口的乘客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想在与别人摩肩接踵时再往后挤，从而减少体力付出，降低往后挤的不适感以获取比较大的效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就会阻碍他人或者整个社会的效用最大化。其一，上车门门口挤满了乘客有可能导致公交车接下来途径的各个站点的乘客不能顺利搭乘公交车，不得不延长他们的等待时间或者是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从而降低了个人效用水平。其二，乘客拥堵在上车门门口有可能阻挡了司机的视线，使得司机看不到右侧的观后镜，增加了司机安全驾车的难度。当然，由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只是小概率事件，所以站在上车门门口的乘客一般可以通过站在那里获得效用满足，而为其行为支付成本的可能性很小。对此，如果有一定的制度约束效果就会好一些，比如乘客必须从中间的车门下车这一制度规定就能激励乘客在比较拥挤时主动后移，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时充分考虑整个社会的效用水平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情况还会在学校的公共教室、各类饭店、不需按座号就座的长途公共汽车等不必为座位支付额外费用，并且可以自由选择所坐位置的场所出现。如果人相对于座位而言比较少，大家就会选择比较零散地落座，彼此有意无意地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在人多的时候座位才会慢慢地被坐满。每个人都期待从这种选择中获取最大化的效用满足。类似的生活现象还有很多，诸如：我们平时外出时多数人会选择比较熟悉的道路，而在外出旅游时则选择以前没有到过的景点；购买日常用品时喜欢到自己熟悉的商店或者大超市，而购买小饰物时则又偏向于去那些很少光顾的饰品店等等。诸如此类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是矛盾的事情，背后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大家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因为这样选择可以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效用满足。虽然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这么做，或者说是习惯使然，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围绕着个人效用最大化这一目标而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有可能提高了他人的效用水平，也有可能减少了他人的效用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