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选题依据

选题源于何处，意义何为，这是本研究首先需要说明和阐述的内容。具体而言，本节将从城市发展的时代趋势、城市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城市建设与治理的必要性、城市弹性研究的重要性四个方面窥视城市弹性的研究背景，并尝试指出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我国城镇化正处于转型期，现已步入城市化发展的快车道和深水区（王庆玉，2013），城市虽然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但长期发展积累的“慢性城市病”使其暴露于各种不确定性突发性灾害和风险之中；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背景下，降低城市脆弱性、提高城市弹性，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统筹区域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1）城市化与城镇化是时代所趋

当下，城市正处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中心位置，不仅是社会网络化的有效结点、新兴科学技术的快速孵化基地，还是海量信息的主要源体和受体，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Pu & Qiu,2015）。2012年3月，联合国在《世界城市发展展望研究报告》中指出，到2050年世界上居住在城镇中的人口将从2011年的36.3亿人快速地增加到62.5亿人。与此同时，世界城市化率将从当年的52.08%进一步提升到67.13%。据相关研究估计，到2050年较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率将达到86.26%，而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率也可能提升至64.08%（林仁、夏方礼、王扉，2014；张占斌，2013）。可以说，城市化进程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逆转的潮流与趋势。当下，如何为城市化服务、如何提高城市治理水平进而提升城市化质量已然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挑战。就我国而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水平（城市化率）从当年的17.92%快速地提高到2014年的54.77%（见图1－1）。根据国际上城市化三阶段论“起步阶段——城市化率低于30%，加速阶段——城市化率介于30%～70%之间，后期阶段——城市化率高于70%”（Northam, 1979）和我国学者提出的城市化四阶段论“起步阶段——城市化率低于30%，中期阶段——城市化率介于30%～60%之间，后期阶段——城市化率介于60%～80%之间，终期阶段——城市化率高于80%”（方创琳、刘晓丽、藺雪芹，2008），目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并将很快步入后期阶段。当下，我国如何进一步深化城镇化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我国城市发展的阶段目标，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李克强，2012）。

（2）城市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风险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创造和典型产物。随着世界范围各国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城市作为复杂巨系统一方面显得越来越强大和发达，另一方面变得越来越脆弱和多风险。在面临和遭遇不确定性风险与灾害时，城市系统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被破坏或退化，都会对整个城市带来致命性的威胁和伤害。比如：因极端天气引发的干旱、洪灾、海平面上升等气候灾害；因地壳运动引起的地震、海啸等重大自然灾害；因恐怖袭击和传染病导致的社会恐慌；因城市低效率扩张和管理不善带来的城市空间混乱；等等（蔡建明、郭华、汪德根，2012；田祚雄，2013；昝国江，2013）。换言之，城市无时无刻不暴露于各种危机和风险之中，危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已然成为当今城市在发展中无法避免而又必须应对的挑战。正如倪明胜与纪宁（2010）所言，在全球化、现代化、科技化进程的时代浪潮中，人类社会在面对风险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管理模式的变迁。同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因城市需全方位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城市的转型和管理模式的变迁就表现得更为集中和典型。当下，“风险”已成为诠释和表征城市发展与社会矛盾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就我国而言，在快速前进的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城市发展而产生的各种结构紧张和结构断裂，出现了人口增长与土地利用、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贫富分化与空间分层、数据开放与秩序维护、公民权利与政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冲突。这些冲突孕育着风险与危机，给城市及区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挑战。

（3）城市治理与建设有待加强

时隔37年后，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召开。会议将城市工作视为一个系统工程，建议在“建设”和“管理”两端重点着力，一方面要求尽快转变城市可持续发展方式；另一方面要求继续规范和完善城市治理体系，以提高城市管理与治理能力，并有效地缓和与解决城市病的相关问题，如人口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社会贫富加剧、住房困难、交通拥挤等（葛丰，2015）。更直接地说，未来的城市工作，一方面需要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需要协调城市空间、城市规模、城市产业三大结构并理顺相互之间的关系，全局思考和统筹城市相关工作；同时，需要优化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三大环节，系统地提高城市管理与发展水平。此外，还需要刺激城市改革、城市科技、城市文化三大发展动力，使城市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和延续性（葛丰，2015）。城市治理和建设，还可以通过必要的政策措施降低城市脆弱性、提高城市弹性，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4）城市弹性相关研究亟须深化

城市如何在重重挑战与危机中，应对各种变化、保持发展活力、增强弹性，并形成弹性城市（Cartalis,2014; Coaffee,2009,2013; Jha & Miner, 2013; Newman, Beatley & Boyer,2009；李彤玥、牛品一、顾朝林，2014；田祚雄，2013），是亟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联合国减灾署在2013年3月的报告中建议，在全世界范围建设“弹性城市”，以应对城市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和灾害。

城市弹性是城市或城市系统能够消化吸收外界干扰并保持原有主要特征、结构和关键功能的能力（Resilience Alliance,2007）。实际上，城市弹性不仅涉及城市系统能够适当调整自己应对各种消极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风险的能力，还涉及那些积极地将挑战与机遇转化为有效资源资本的能力（蔡建明等人，2012；田祚雄，2013；徐苏宁，2015）。

当下，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与城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各种城市问题的突发性凸显，潜在的不确定性危机增多，尤其在城市急速扩张与蔓延、基础设施严重超负荷运转、三大产业结构失衡、生态环境甚忧、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关切不足等方面，已使城市处于各种不确定性冲击和危机之中。此时，城市及区域显示出了极大的脆弱性（张炜熙，2006），急需弹性城市理论指导城市管理与发展，以提升城市弹性能力、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李彤玥、牛品一、顾朝林，2014；徐振强、王亚男、郭佳星、潘琳，2014；杨东峰、殷成志，2013）。而我国城市弹性水平如何，是否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都是有待探索的新课题。

鉴于此，在城市化转型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我国城市面临种种不确定性风险与危机。什么因素会影响城市弹性，如何评估城市弹性，城市弹性及其协调发展能力在市际是否存在区域差异以及在时空上又如何演化，不同类型的城市如何加强城市弹性建设，这些问题的探索与解答，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另一方面有助于为弹性城市建设提供必备的理论参考，还有助于为城市管理者制定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提供科学的实证依据。

1.1.2 研究意义

把握城镇化、城市化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综合评价城市弹性，分析市际城市弹性的区域差异与时空演变，对推动弹性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探寻城市治理手段、提升城市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1）理论意义

弹性是复杂系统的一个重要属性，在全球化时代，弹性呈现出多学科、多视野的特点。开展城市弹性研究，有利于丰富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因此，在我国进入城镇化发展深水区、城市问题凸显的背景下，明确城市弹性的概念，建立城市弹性测度体系，既能丰富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又能为区域统筹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2）实践意义

综合测评城市弹性，是掌握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前提；分析城市弹性的区域差异，可为制定城市及区域统筹发展战略提供实证依据。因此，开展城市弹性研究，一方面有利于厘清城市弹性影响因素，分析发展变化情况，有针对性地看待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建设中面临的种种挑战；另一方面能把握城市弹性的时空演变状况，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减少城市脆弱性、增强城市弹性，进而实现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此外，从城市弹性的空间差异和协调发展状况看，可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必要的实证依据，并为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献策献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