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黔军师长柿辉章官邸二层东侧的一个大房间举行。
房间呈长方形，地上铺着红色地板，三面白色灰墙，朝外的两扇窗户镶嵌着当时非常时髦的彩色玻璃。屋顶吊着一盏煤油灯，屋中央放着一张深褐色的长桌，桌子四周放置着一些木椅、藤椅和凳子。天气寒冷，周恩来特意嘱咐军委作战部的参谋生起了一盆炭火取暖。会议主持者博古坐在长桌的中央，其他参加者分散坐在桌子四周，不分座次，随意就座。
会议的议程有二：（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讨在反对五次“围剿”中和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项议程是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提议而确定的。他们认为，黔北地区虽然反动力量比较薄弱，但人烟稀少，经济落后，又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党的工作基础也比较差，不便于创建根据地。而与黔北相接的四川则不同，中央红军进入四川，一则可以与位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相呼应，得到红四方面军的接应；二则四川为天府之国，是西南的首富，人烟稠密，只要红军能够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则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派系较多，且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调集大军入川不容易，便于红军作战。因此，他们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会议经过分析与讨论，接受了刘、聂两人的建议，决定放弃黎平会议所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遵义会议会址
会议转入第二项议程：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这是会议的主题。
博古首先作关于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他在报告中把不能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不好，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工作薄弱，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够，各根据地之间的呼应不够，等等。总之，他非常强调客观的困难，虽然也谈到了主观上的军事指挥错误，但缺乏正确认识，只承认个别政策上的错误，而不承认是路线错误，更不承认是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周恩来接着代表中革军委作关于军事工作的副报告，较为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工作情况，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提出了批评。
遵义会议会场
随后，会议开始对博古、周恩来的报告内容进行讨论。张闻天首先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发言，反对博古的报告内容，他按照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提纲，系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对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接着作长篇发言，逐条驳斥了博古报告中所列举的种种客观原因，深刻揭示了“左倾”军事路线在作战指挥、战略战术等方面的错误要害，并对博古和李德进行了点名批评。王稼祥接着毛泽东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意见，批评博古、李德等人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并第一个提出请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王稼祥的发言，被毛泽东后来称作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毛泽东题写“遵义会议会址”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发言的主要内容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红军长征初期的损失，虽然有众多客观上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军事指挥上、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就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这种错误的军事路线具体表现在，在反“围剿”作战中，以单纯防御（专守防御）代替决战防御（攻势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并以所谓的“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使国民党军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达到了目的；分散兵力，全线出击，分兵把口，死拼硬打；在作战指挥上，机械武断，完全剥夺了下级的临机处置权；不善于利用国民党军的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粉碎敌军“围剿”；在内线作战已经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时，不是适时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寻找有利时机，转入反攻，而是继续与敌人拼消耗，造成红军的重大损失；在决定战略转移时，惊慌失措，转移前重大行动不经政治局讨论，并进行政治动员，部队未经休整即仓促行动；在突围行动中，消极避战，只是招架，搞“搬家式的行动”，把战略转移变成了退却逃跑。毛泽东将“左倾”错误路线的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概括为三句话：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三人发言后，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等人也相继发言，反对博古的报告内容，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发言意见，对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提出严肃批评。
朱德在发言中，声色俱厉地追究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的责任，谴责其排斥毛泽东而依靠外国人李德的错误，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在发言中，诚恳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议由毛泽东指挥红军，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他的发言对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能够得到多数会议参加者的赞同，进而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博古、李德、凯丰也作了发言。“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则“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在争论中出现了一个插曲。凯丰在发言中，称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也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此事，说：“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和争论，最终形成了基本意见：反对博古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只强调客观的原因，而没有“把我们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高到应有的高度。认为：没有能够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胜利地保卫中央苏区，以及战略转移初期行动的被动与损失，“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是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并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主要责任人是李德、博古和周恩来，而李德、博古要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传达提纲
会议同时强调：“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制造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是要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什维克没有丝毫的相同的地方……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必须坚决地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
会议决定：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会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最高“三人团”，仍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马上进行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逐步摆脱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独立承担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遵义会议，实际上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全党、全军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从此逐步确立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它因此而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分别向军委纵队、各军团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号召“全党同志要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随后，张闻天根据会议的要求，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于1935年2月8日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印发到了各支部。
陈云向中央纵队传达的遵义会议提纲
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正如刘伯承后来所讲的那样：“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朱德总司令赋诗一首，阐述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
史料链接
★改变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规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提出了“坚决地严厉地执行党的纪律，下决心重新（改）造党”的方针。在干部政策上，片面地采取了排斥知识分子，过分强调领导干部的工农成分的原则，主张支部书记、区委、县委、市委、省委的领导成员，都应“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实行干部大换班，搞“唯成分论”。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时，更是恶性发展，排斥、打击、迫害知识分子。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领导人张国焘甚至提出了“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危害。长征开始后，各级首长对部队中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在政治上“争取非常不够”，对于他们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甚至在合法范围以内的，如已经规定了马匹、零用费、挑行李等事，也没有充分地为他们解决”。这些同志虽然对党忠心耿耿，可在政治上没有得到充分信任，工作中被控制使用，生活上也没有享受应有的待遇。
1935年2月1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联名向红军各军团、各师、各团首长及各政治部、政治处主任发出《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做到：
一、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和教育，引导他们参加各项政治的研究和政治活动，增强他们对革命胜利的信心。二、因为经济十分困难，军委决定暂时减少津贴，改发零用费，这一决定是对的，但必须把这点好好向技术人员解释，使他们在自愿的原则之下，拥护军委这一决定。假如他们在改发零用费后，感觉到无钱用的话，对于技术特别好的人员，可给予用苏维埃纸票兑换现洋的便利，同时打土豪得来的实物、用具，应多分配给他们一些，使他们对物资不感缺乏。三、已规定应享有马匹、派人挑行李、有练习员、勤务员的技术人员，仍应按规定给予照顾，应该不使他们感到缺乏。如果他们的职务没有达到上述规定，但在生活上确实感到困难时，也可以酌量按上述规定予以照顾。对于有病的技术人员，更要很好地照顾，不要使他们掉队。
这一规定，使得技术人员感受到了党的政策的温暖，极大增强了革命的勇气与信
心。长征过程中；没有一位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逃跑、离队，他们与全体官兵一起全部走完了长征路，成了坚定的革命战士。
★告白军
下面这首宣传歌谣，是红军总政治部在长征经过云贵川地区时编写的，曾在这些地区广泛流传。
白军兄弟，我是红军，我们彼此，都是干人[1]。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联合起来，结个团体。团体结得紧又紧，打平云、贵、川三省。三省到处起红军，三省干人都唤醒。三省干人万万千，一打土豪，二分田；三不交租，四抗债；五抗苛税，六抗损；七条人人要吃饭；八条个个要衣穿；九条工钱要增加；十条百货要便宜。这个十条都做了，人人都说红军好。红军天下有威名，哪个军阀不打倒。
亲爱的白军弟兄们，我们说了就要行。不靠他人靠自己，不靠菩萨靠凡人。世上何人最尊贵？头等只有工农兵！土豪劣绅小杂种，贪官污更大臭虫。帝国主义一起滚，国民党请他进茅坑。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得天下。我将道理说完了，请你老哥下决心！
★红军到，干人笑
红军占领遵义地区后，深入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并没收土豪劣绅财物，分发给贫苦百姓，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戴。红军在宣传过程中，编写了许多通俗易懂的歌谣，当地群众也编写了许多歌谣歌颂红军的恩情。这些歌谣在当地流传广泛。下面是其中的几首：
（一）红军到，干人笑
红军到，干人笑，粮绅叫。
白军到，干人叫，粮绅笑。
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
要使粮绅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
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
（二）打富济贫变世道
三五年，腊月间，几吹乌云见青天。
白军听说红军到，夹起尾巴喊皇天。
红旗飘，红军到，干人个个都欢笑。
财主金钱分不完，猪牛羊羔随你要。
红军好，红军好，打富济贫变世道。
家家户户都在说，红军恩情比天高。
（三）绅粮堆谷满仓
绅粮堆谷满仓，干人无米煮汤；
土豪劣绅住洋房子，工人农民住茅棚。
还有种种苛捐杂税，
把工农血汗吸得精光。
只有拥护红军打胜仗，
工农才能得解放。
（四）当红军的好处
吃得饱，穿得暖，有自由，讲道理。
家里有田分，讨老婆不要钱。
（五）当白军的坏处
吃不饱，穿不暖，无自由，不讲道理。
家里干得不得了，一世讨老婆不到手。
★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
参加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
（以上按姓氏笔画为序）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
红1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
红3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
红5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列席者：
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华夫）
翻译：伍修权
[1]地方方言，指穷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