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论野心的根源和社会阶层的区别
因为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同情快乐而不是悲伤,所以人们才喜欢炫耀自己的富有而掩饰自己的贫穷。被迫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的困境,而且感到虽然自己的处境已是众人皆知,但却没有人同情,这对每个人来说是最耻辱的事情。不仅如此,人们追求财富、避免贫穷,主要就是出于对人的上述情感的考虑。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劳碌都是为了什么呢?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和权力以及出人头地等等,这一切的目的又何在?难道是为了提供生活的必需品吗?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满足这些需要。我们看到,这些工资为他提供食物、衣服、舒适的住房,还使他可以养活整个家庭。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他的经济状况就会发现,他把大部分工资都花在了可以被看做是奢侈品的生活用品上了,并且在某些特殊场合,他甚至把一些工资都花在了追求虚荣和名利上了。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对他的情况反感呢?为什么那些上层社会受过教育的人会认为,要是上层人士沦落到和那个普通劳动者同样的境地,吃简单的饭菜,住低矮的房屋,穿破旧的衣服,那么,即使无须劳动,但过着这样的生活也还不如死掉好呢?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胃更高级一些,还是认为在一座宫殿里要比在一间茅舍中更能睡得安稳些呢?人们常常注意到这个矛盾。实际上,这个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从来没有人说出来,但是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那么,各阶层的人都竞相攀比的根源是什么呢?以改善我们自己的状况为人生伟大目标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我们希望谋求的全部利益就是要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扬。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和快乐。但是虚荣总是以相信我们是被人注意到和获得赞同为基础的。富人因自己的富有而得意扬扬,因为他觉得财富自然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他还能够感受到被人们认可的有利情况使他所产生的所有那些愉快的情感。一想到这些,他的心就仿佛膨胀起来,他因此更加喜爱财富,甚于财富能给他带来的所有其他利益。相反,穷人为自己的贫穷而感到羞愧,他觉得贫穷使他要么不被人注意,要么即使有人注意到他,也不会对他所遭受到的不幸和痛苦表示同情。这些都使他感到耻辱。因为虽然被人忽视和不被人赞同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然而正如默默无闻使我们远离荣誉和称赞一样,感到自己不被任何人注意,必然会抑制人性中最愉快的希望,挫伤人性中最强烈的欲望。穷人进进出出都无人注意,置身于人群之中就好像被关在自己的茅舍中一样默默无闻,因其处境所得到的那些卑微的关照和令人难堪的关注并不能给他带来那些放荡之人和快乐之人所拥有的乐趣。人们对他视而不见,或者即使他的极度悲伤使他们不得不注意他,但那也只是在藐视一个令人不快的对象而已。幸运和得意的人感到非常惊讶,这个可怜的人竟然如此傲慢无礼,敢在他们面前招摇过市,用一副令人讨厌的悲惨状况来扰乱他们宁静的幸福之情。相反,一个有身份和有地位的人广受世人的瞩目,每个人都急切地要一睹他的风采,而且至少是因为同情,想象着处于他的情况自然而然所产生的快乐和狂喜。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都不会被忽略。在盛大的集会上,他就是那个让所有人都关注的人,他们的全部激情似乎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以便得到他给予的鼓励和指导;如果他的行为举止不是完全荒唐可笑的,那么,他就每时每刻都有机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使他自己成为周围每一个人都观察和同情的对象。尽管这样会受到约束并使他失去自由,然而,在众人的眼里,他这样一位大人物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也补偿了他追求这种地位必然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更重要的是,为了得到这种地位,他宁可永远失去一切悠闲安逸和无忧无虑的保障。
当我们考虑大人物的状况时,我们的想象力容易给它涂上一层迷人的色彩,使它看上去几乎是处于一种抽象概念之中的完美和幸福的状态。在我们所有的空想和虚幻的梦中,正是这种状态被勾勒成了我们一切欲望的终极目标。因此,我们对那些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的人的快乐和满足怀有一种特殊的同情。我们赞同他们之所爱,也促成他们之所想。我们认为要是有什么事情破坏了如此令人愉快的状态,那该是多么遗憾!我们甚至希望他们永存于世,我们仿佛很难接受死亡最终将会结束这种完美的享受。实际上,我们觉得,强迫他们从显赫的地位上退下来,回到那个地位卑微却温馨的家,回到那个自然女神为其所有儿女提供的那个家,其实是很无情的。“吾皇万岁!”是一种东方式的恭维,但是如果经验没使我们明白这是很荒谬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就会做出这种荒唐可笑的举动。落在他们头上的灾难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伤害在旁观者的心中所激起的同情和愤恨,要比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所引起的同情和愤恨多十倍。正是国王的不幸才为悲剧提供了合适的题材。在这方面,这种不幸和情人们的不幸很相似。这两种情形在剧场里最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因为尽管理智和经验可以告诉我们许多相反的事情,但是想象的偏见却总是要给这两种情况加上一种高于一切的幸福。扰乱或结束如此完美的享受仿佛是所有伤害中最残酷的。一个谋害君主的卖国贼会被认为是一个比任何杀人犯都可恶的魔鬼。内战(查理一世同议会的战争,1642~1649年)中所流的全部无辜的鲜血所激起的义愤也不及查理一世的死所激起的愤怒大。一个不了解人性的人如果发现人们对地位比自己低下的人的痛苦漠不关心,而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的痛苦和不幸则感到遗憾和愤慨的话,那么,他就会设想:与地位低的人相比,地位高的人的疼痛一定更难以忍受,死亡时的痉挛也更加可怕。
正是人们对富人和有权有势之人的全部激情的这种赞同倾向构成了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对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的奉承,常常来自于我们对他们的处境所带来的利益的羡慕,而不是来自于想从他们的善意中得到恩惠的个人期待。他们的恩惠只能给予少数人,但他们的幸运却几乎吸引了每个人。我们渴望帮助他们去得到一系列近乎完美的幸福,为了他们的缘故,我们渴望为其效劳,除了为他们效劳而得到的虚荣心和荣誉之外,不图任何其他回报。我们遵从他们的意愿,这主要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出于对这种遵从的效用的重视,也不是出于对这种遵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的考虑。即使在社会秩序似乎需要我们反对他们时,我们也几乎做不到。君主是人民的公仆,人们根据公众的利益需要服从他们或反抗他们,甚至废黜他们或者惩治他们,但这是理性和哲学的教条,而不是自然女神的训导。自然女神教导我们为了他们的缘故而服从他们,在他们高贵的地位面前点头哈腰、瑟瑟发抖,把他们的微笑看做是一种足以补偿所有服务的酬劳,并担心他们会不高兴。不过虽然这不会带来什么不幸,但我们还是会认为这是自己的莫大的耻辱。在各方面都把他们当成普通的人来对待,在普通场合同他们评理和争论,需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能做到,除非是亲友和熟人,否则很少有人如此大胆。那些最强烈的动机以及最狂暴的激情、恐惧、敌意和怨恨,都不足以抵消这种尊敬他们的自然倾向,只有到了他们的行为无论正当与否,都已经使上述所有那些激情都达到极点时,大多数人才肯用暴力来反抗他们,或者希望看到他们受到惩罚和被废黜。甚至当激情已经达到这种程度时,人民仍然时时刻刻会对他们动怜悯之心,并且很容易回到遵从他们的习惯性的状态中去,仍像过去一样视他们为天生高于自己的人。人民不能忍受自己的君主受到侮辱,同情很快就替代了怨恨,他们忘掉了过去所有那些让他们愤怒的事情,重新奉行旧的忠君原则,带着他们曾经用来反对它的那种狂热,为重新确立他们旧日主人已经遭到破坏的权威而奔走出力。查理一世的死导致了王室的复辟。当詹姆斯二世在逃亡的船上被平民抓住时,人们对他的同情几乎阻断了那场革命,使革命比以前更难继续下去。
大人物们难道不知道他们不费力就能博得公正的敬佩吗?或者,他们想过没有,就像其他人一样,这一定需要用血汗来换取吗?年轻的贵族是靠什么重大成就来支撑他的阶层的尊严,并使自己配得上高于同胞的优越地位的呢?是靠祖先的美德吗?是靠知识、勤劳、耐心、无私还是靠某种美德?由于他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加注意,所以他养成了注意日常行为每一个细节的习惯,并且学会了恰到好处地履行所有那些微小的职责。由于他知道自己是多么引人注目,人们是多么愿意赞同他的意愿,所以在最平常的场合,他的举止也都全带有因知道这一切而自然产生的风度与高雅。他的风度气质、举止神态,无不显示出高雅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那些出身卑微的人从来不曾有过的。这些都是他用来使人们更容易服从他的权威,以及按照他的意愿支配他们的意志的手段;在这一点上,他的希望很少落空。在一般情况下,这些靠地位权势维持的手段足以统治整个世界。路易十四在其执政的大部分期间,不仅被法国,甚至被整个欧洲均看成是伟大君主的最完美的楷模。但是他是以何德何能来获得这种巨大的荣誉的呢?是靠他对全部事业的谨小慎微和一贯正当?是靠伴随着这些事业所带来的巨大的危险和困难,或是靠追求他的事业时不知疲倦的和不屈不挠的努力?是靠广博的知识、精准的判断力或者英雄气概吗?根本不是靠这些品质。首先,因为他是欧洲最强大的君主,所以在欧洲各国君主中他拥有最高的地位;其次,为其著书立传的历史学家说:“他的体态优雅和相貌威严英俊,胜过所有的朝臣。他的声音庄严动人,能够紧紧抓住和威慑所有在场的人的心。他具有一种只适合他本人和他的地位的步态举止,这种步态举止在任何其他人的身上就会显得滑稽可笑。他使对他讲话的人感到窘迫不安,这使他为自己的优越地位暗自高兴。有一位老军官在他面前惶恐不安,结结巴巴地恳求给予恩赐,最后甚至连话都说不下去了。这位军官对他说:‘阁下,陛下,我希望,相信我在您的敌人面前不会像现在这样发抖的。’这位军官毫不费力地就得到了他要求的东西。”靠他的地位,无疑也靠某种程度的似乎并不比普通人高多少的才能和美德维持着的这些雕虫小技,这位国王赢得了他那个时代的人的尊敬,甚至还赢得了后人们对他满怀尊敬的纪念。在他那个时代,在他的面前,其他的美德与这些雕虫小技相比,似乎都没有任何优点。学问、勤奋、勇气和仁慈在他的雕虫小技面前都大为逊色,失去了全部的尊严。
但是,地位低下的人一定不希望靠这类手段来出人头地。礼貌是属于大人物的美德,不会给他们以外的人带来任何荣誉。在日常生活中模仿他们的举止言谈、故作高雅的纨绔子弟,因为自己的愚蠢和自以为是招来的是加倍的轻蔑。为什么一个非常注意自己举手投足的人在穿过房间时,没有人认为他值得一顾呢?他一定是过分注意自己了,过分关注自己的重要性了,而这种重要性是无人赞同的。最完美的谦虚和质朴,加上与对同伴的尊敬相一致的不拘小节,应该是个人行为的主要特征。如果他实在想出人头地,那就必须依靠更重要的美德。他必须要有与大人物的侍从相当的侍从,他必须靠自己的身体和头脑而不是其他的财源来支付这些仆人的工资。所以,他必须在以下方面进行磨炼:他必须掌握较多的专业知识,并在从业时非常勤勉;他必须任劳任怨,面对危险时不屈不挠,面对困难时意志坚强;他必须通过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艰难和重要性,同时通过对自己事业的良好判断,通过自己追求事业时所需要的刻苦勤奋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向公众展示他的这些才能;他必须在所有普通的场合都表现得正直谨慎、慷慨坦率;同时,他必须热心地投入到所有那些需要卓越的才能和美德才能做到行为适宜的场合之中,而在那种场合得到最高赞美的人是那些行为表现出令人尊敬的人。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却受到所处环境限制的人,多么急切地希望寻找到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他渴望任何能够为他提供机会的事情。他甚至带着愉快的心情渴望国外战争或国内冲突的爆发,带着暗暗的喜悦之情观望随之而来的混战和血腥,寻找可能一显身手的机会,只要抓住这个机会,他就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获得人们的赞赏。相反,有地位和有声望的人,他们的全部名誉都存在于日常行为的适宜性之中,他们满足于这些适宜的行为给他们提供的微小名望,他们没有才能去获得其他的东西,也不愿意让自己陷入那些伴有困难或不幸的麻烦事之中。他们的伟大胜利就是在舞会上大出风头,他们的伟大成就就是在风流韵事中获得成功。他们讨厌任何社会的动乱,这不是出于他们对人类的热爱,因为大人物们从来不把比他们地位低的人看成是自己的同胞;这也不是由于他们缺乏勇气,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很少会胆怯;而在于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美德,意识到公众的注意力一定会被其他人从他们身上吸引走。他们可能愿意去冒一些小小的危险,从事一项刚好时兴的运动。但是,当他们想到某种需要长期持续做到耐心、勤勉、坚定和动脑筋的情况时,就会恐惧得浑身发抖。在出身高贵的人身上简直找不到这些美德。因此,在所有的政府中,甚至在君主国中,最高的职位以及整个具体的行政管理事务,通常都是由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但是受过教育的人来担任,这些人虽然受到出身高贵的人的嫉妒和怨恨,但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和才能而得到提拔。大人物们见到他们先是轻蔑,继而是嫉妒,最后是心甘情愿地屈从,而这本来是他们希望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
正是由于对人类的情感不容易掌控才使得显贵们的衰落变得如此不堪。据说,当马其顿国王一家被保卢斯·埃米利乌斯在胜利的凯旋中带走时,他们的不幸使罗马人的注意力从征服者身上转到了被征服者身上。看到王室的孩子们因年纪尚小而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时,在欢庆中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深受触动,产生了极为微妙的悲伤和同情。在行列中紧接着出现的是国王本人,他看上去因自己的巨大灾难而显得神情恍惚和惊愕不已,失去了一切感觉。他的身后是他的朋友们和大臣们。这些朋友们和大臣们在行走时,经常总是把满含泪水的目光投向他们那个失去权势的君主。他们所有的举止都表明,他们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不幸,而完全是国王的巨大的不幸。相反,宽宏大量的罗马人却用鄙视的和愤怒的目光看着国王,觉得他一点也不值得同情,因为他太卑鄙了,竟然在这样的灾难中苟且偷生。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呢?根据大部分历史学家的记载,他的余生是在一个强大而又人道的民族的保护之下,在一种富足、闲适和安全的状况中度过的,这种生活状况本身似乎就值得羡慕,甚至连他自己的愚蠢也不可能使这种生活状况有所下降。但是,他的周围不像以前那样尽是对他歌功颂德的弄臣、阿谀奉承者和侍从。从前这些人总是在他的各种活动中随侍左右。他不再受到公众的瞩目,也不再有权势使自己成为受他们尊敬、感激、爱戴和钦佩的对象。他的志趣爱好不再影响整个民族的激情。这就是那难以忍受的灾难,这种灾难使国王丧失了全部的情感,使他的朋友们忘记了自己的不幸,使宽宏大度的罗马人简直不能想象竟然有人会卑鄙到能够苟且偷生的地步。
罗斯福克勋爵说:“爱通常会被野心所取代,而野心却几乎从未被爱取代过。”人们的心中一旦充满了野心,就容不下对手,也容不下后继者。对于那些已经习惯得到甚或希望得到公众赞美的人来说,其他一切的快乐都会相形见绌。所有那些失宠的政治家们为了宽慰自己,都曾经研究过克制野心并鄙视那些再也得不到的荣誉。然而,又有几个人能够成功呢?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无精打采地打发时光,一想到自己现在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就会烦恼不已,对自己生活中的各种消遣不感兴趣;除了谈谈过去的辉煌,他们没有其他的快乐;除了徒劳无益地忙于试图恢复昔日的荣耀的计划外,他们再也没有其他称心的事。你真的决定决不用你的自由去换取宫廷中贵族似的差役,而过一种自由自在的、无所畏惧的和独立自主的生活吗?要坚持这样一种正直的决心,似乎只有一个办法,或许也只有一个办法:决不进入让自己难以自拔的地方;决不投身于野心的包围之中;也决不与那些在你之前就已经赢得一些人注意的主宰世界的人攀比。
在人们的想象中,身处那种最能受到普遍同情和关注的地位之上显得非常重要。这样一来,桌旁的位子——那个让市政官的夫人们失和的重要目标——就成了那些市政官员们占据人生一半的努力来追求的目标,也成了一切动乱、掠夺和不义的起因,它给世界带来了贪婪和野心。据说,有理智的人其实不看重位子,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坐在桌子的首席位子并不以为然,他们也不关心因这个小小的细节使众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因为一点点的优势就能抵消这个细节带来的差异。但是,不会有人轻视高贵的等级和显赫的地位,除非他们远远高于或低于人性的一般水准;除非他们非常坚信智慧和真正的哲理,并且也因此而相信:只要他们的适宜行为得到认可,即使不被人关注,也得不到赞美,那也无关紧要;或者,除非他们已习惯地认为自己卑贱,深陷于懒惰和愚蠢的冷漠之中,以至于彻底或几乎完全忘记了对优越地位的期望。
由于成为人们祝贺、同情与关心的自然对象会给幸福带来所有绚丽的辉煌,所以,如果有人觉得自己的不幸不但得不到同伴的同情,反而会遭到他们的蔑视和厌恶,那就会比任何事情都要加重不幸的忧伤。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而最可怕的灾难也并不总是最难以忍受的。在公众场合发生的小事故常常比大的不幸更让人受伤。前者激不起同情;而后者虽然没有激起和不幸者的痛苦相近的情感,但却唤起了一种强烈的怜悯之情。在第二种情况下,旁观者的情感没有达到不幸者的那种程度,但是他们这种不彻底的同情有助于不幸者忍受自己的痛苦。在一个轻松愉快的集会上,一位绅士如果穿着肮脏破烂的衣服露面,那就要比他带着伤口和鲜血登场更加丢脸。后一种情况会引起人们的同情;而前一种情况则会引起人们的嘲笑。法官判处一个罪犯带上颈手枷示众,这比判他绞刑更使他受辱。几年前,有位伟大的君主在军队的面前用手杖责打一位将军,这使这位将军蒙受到了极大的耻辱。如果国王刺伤了他,那这倒是一种轻得多的惩罚。根据有关荣誉的法律,用手杖责打人会给人以耻辱,而用剑刺则不会如此,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位认为耻辱是最大不幸的绅士受到了那些较轻的惩罚,则在仁慈和宽厚的人们看来,他是受到了最可怕的惩罚。因此,对于绅士阶层的人通常不用那些能给他们带来耻辱的刑罚。虽然在许多场合法律会取他们的性命,但是在几乎所有的场合都会尊重他们的名誉。不管某人犯了什么罪,鞭打一位有地位的人或让他带上颈手枷示众,这是除俄国之外的任何欧洲政府都不做的残酷行为。
一个勇敢的人不会因为被送上绞刑架就被认为是卑贱的,可是给他带上颈手枷示众却使他蒙受耻辱。在前一种情况下,他的行为可能让他赢得普遍的尊敬和赞美;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的行为却得不到人们的任何赞美。在前一种情况下,旁观者的同情支持了他,使他从羞辱中解脱出来,从那种自己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从那种最难以忍受的情况中解脱出来;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没有任何同情,或者即便是有的话,也不是由于他受到的痛苦,而是因为意识到没有人同情他的不幸而引起的。人们同情他的是他所受到的耻辱,而不是同情他所遭遇到的不幸。那些可怜他的人为他感到脸红,替他抬不起头来。而他也同样沮丧,并且感到自己不是因为犯罪,而是因为受到惩罚才受到了极大的耻辱。相反,一个决心赴死的人因为人们自然觉得他具有受人尊敬和称赞的坚定面容,所以他也会显得面无惧色;如果罪行没能使他失去别人对他的尊敬,那么惩罚也绝不会做到这一点。他毫不怀疑他的这种处境是会受到别人的蔑视和嘲笑的,但他不仅能恰当地表现出一种非常平静的神态,而且还会面带胜利的笑容。
红衣主教德里兹说:“巨大的危险自有它的诱人之处,因为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某种荣耀,甚至失败了也是如此。但是普通的危险则除了可怕之外别无他物,因为失败就意味着丧失名誉。”他的这一格言和我们刚才讨论的有关惩罚的道理是一样的。
人的美德不会屈服于痛苦、贫困、危险和死亡,即使屈服了也不必尽力去鄙视它。但是遭到侮辱和嘲笑,在胜利之中被俘,站在那里被人指指点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德就很难坚守如一。与人们的轻蔑相比,任何其他外在的不幸都是容易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