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
天下之事，千变万化，没有任何事是一成不变的。如此多事，不是明白通达世事人心的人，是不能够去应对的。所谓通达之人处在无我的境界之中，无我就没有自私的思想，只保持无为的心志，那么祸福就不能危及他们。无我则自己的见解就没有对立面，就可以应对天下的至变，即使处天下之至难，仍然寂静淡然不动而自己不受丝毫的牵累。
然而克己与无我有所不同，克己未达到无我的地步。克己则有思有为，有思猝然至于无思，有为猝然至于无为。也就是说，有思有为最终至于无思无为，有思有为仍然是以无思无为为起始点的。庄子之意，在于道不能事杂，事杂则多繁，多繁则扰乱，扰乱则忧心，心忧则不能挽救。
大道的原始状态是集于虚无而生于一，一是道的玄妙根本，若能抱一以求道，则免于惑乱繁多扰心之累，所以圣人持守于一，怀抱于一，足以作为体道的法则。所以说：体道不能事杂，若不能抱元守一，则支离杂乱、百端生事。也就是说：杂则多有迷惑，事生百端则心不能休止，也可以说多事则扰乱心思，心神不能得以休养，又未免被事务牵累。所以说：受到干扰、则心生忧患，内心不能免于忧患的牵累，那么又怎么能够去帮助他人解脱忧患的牵累呢？忧患不能解救，都是有思有为的牵累所致啊。
圣人不求名，所以无为；不用智，所以无所得。然而无为则万物莫不依归，无所得则万物莫不竞相给予。常人好名用智因而有为有得，有所为则万物不相从服，有所得则万物必然和他竞争，所以说为名的人相互倾轧，是竞争之中最下之器。用眼睛去审视，即所谓眸子的虚光是不能看清楚的；用色彩去遮盖比和的，即所谓色彩被混淆不明；用话语去经营，即所谓夸夸其谈、故弄玄虚、随口之说罢了；用形容去取悦的，即所谓以表情言讲取悦于人；用心暂且去成就的，即所谓改变自己依从于事物。
名称、形式与实际内容都是空虚的器物，圣人岂能有心去寻求它们？所以圣人寂寞淡然无为，声誉与形迹全都泯除丧失，那些所谓的凶灾福患就不可以殃及了，这就是唐尧大禹能安处于天下的原因。愚昧的人不知道名与实的利害关系，而去深入祈求那些名与实，名与实已经确立而凶灾祸患相继而至。圣人忘却名实，名实既忘因而无自我，那么天下万物岂能牵累于我？假使圣人不能忘却名与实，则名与实确立而且有自我之心，那么天下万物交相继至而为万物所累，圣人岂能应付它们？所以说名与实圣人尚且不能应付，更何况是常人呢？
至人外无我而内无心，人身与太虚相合，而不从有得用心，所以能使万物俱为其所化。如果只是效法自然和上古的淳朴之风，则必然不能与太虚相合，又怎么能使万物自化呢？所以无心于物则物莫不相从，有心于化则化未必能及。颜回想度化卫国国君，尚且是有心之化，所以孔子说他是有心理打算。
专心致志，抱元守一，则心间自定而思虑澄清，廓然空虚而至道自然内集，所以心斋必然要一心一志，心中空虚无物而道法自然相集，并非由外学而知识，而是由内空虚所得，所以庄子心斋是不用耳听外之音声，而是由心之内听，心既有所得于道果，然后以气而得到感知。因而又说：无听于心，而听之于气，如此而至道集于己内，然后可以用其余绪化于他人。然而至道不可以用感情去追求，必然要先使体道者耳目精明，所以说：“听止于耳。”耳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既然已经入于至道，则自然有合于心；心既然得道了，则自然又合于气机，所以气止于符信。气是空虚的，而且万物无所不被它容纳，唯有体道的人专心集神于空虚之境。空虚无物就是所谓的心斋。
斋，人们容易把它理解为斋戒，以祭祀神明彰显其德。一般的斋是有所思想或是有所作为的。心斋以虚空为要，然而虚要做到一心一态。斋的要点是静，一心一志则足以应酬万变，静定则足以制约群物，如此则可以化人。而心斋本于无我无心，以忘我无物为要，达到身、心、耳、息合一。
达到至虚至无玄妙境界的人，虽然身处于天地之间却泯然断绝外界的声音，所以说：如果进入世间，游其常人之樊笼，而且并不对名与实有所感受，那么就是说对名实无有感觉而进入冲漠空寂之地了。做到物来然后去应事接物，不来则自然不自动，就好比人受到外物则有所反应，物止则停息。至虚抱一，安处而无心于物，物来则应，万不得已之时然后应事接物，这是体道之人应具有的心态。
泯除世情，淡然无为，高出于世俗而又绝迹于世俗，这是圣人体道容易的原因。既要超然于物外，又要有为于世情，经历世俗而无有祸患，这是圣人体道艰难的原因。
人是相互依从的状态，我为人，人为我，天地是纯粹效法于自然而然的；人相互依从，就可以有欺瞒的行为，而自然而然的天地却是不可以欺诈的。所以说：与人交往就容易有欺诈，与天地交流就不会有虚伪。
室内空虚所以生白，心内空虚所以白静，若能常静则性命之情不会衰退，然后吉祥景象就会前来居住了。所以说只要关闭了思虑出行的门径，自然就内心空灵，自性生光，所谓知止而后定，达到定的境界便得吉祥住止。心不虚则不能定止，不止则自然不定，不定则偏满法界，役使万物而不能止息，形体虽然端坐而内心实驰骋万里，所以人们常常是身不动，而心思却外游不能止息。
耳目多关注于身外之事，心智则由内感而发，只有忘我的人才能超然而自得。耳目并非一定要关注于外，心智也并非只发自于内，形体与造化相合，而道理就与精神契合，更何况是人世间那些事，还有什么不能被造物者所化的呢？所以说，即使耳目收视返听，厮守于内，而心智仍然能够外知阴阳鬼神的情状，常人的心智岂有不窥测的呢？
心身合于至虚则可知万物之所化，无论有为无为，均可达到玄妙，至此而与大道浑然相合而不会分解散失。圣人始终在其玄妙浑然相合之间，而与道混然相合达于至妙，虽然有离有散但仍然于精神之中得其混合，足以在万事万物之中任其遨游而自化，即使有散亦可使之入于所化。
经世济民之道，必然先要忘记自身，其次在于信命。所以忘记自身便可至于无我，信命就会任其自然，如此则忧患不足以牵累其身心。
有天地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父子君臣之道立则万事兴起，万事兴起之后就不可以不谨慎。所以说：天下有两种大戒，其一是命运，其二是仁义。父子是内在的血缘关系，君臣是在外处事立身的关系；在内的由命所主导，在外的由义所主导，命因此没有间隔，而义因此树立自我。没有间隔就不会间隔亲与疏的关系，树立自我则必然可以树立君的主导关系。亲人不可以违背所以说不可以脱离于内心，君不可以回避所以说没有合适的就不是君了。内事于父而外事于君是有诸多自身罢了，有诸多自身必然就有诸多事情，不可能全都放下一下子隐遁而去，所以是不可以逃脱于天地之间的，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只要能顺应其自然，就自然免于忧患的牵累了。
不选择工作和生活环境而能安居乐业的人是所谓安贫乐道、不受地域限制的人，不选择事业而能安心工作的是所谓不回避困难安守于本分而有爱心的人。不回避困难故能有诚敬，有爱必然有孝，有诚敬必然有忠心，这是为臣子之道，能做到如此的，是孝敬的极致、忠诚的盛大之事、极致次于盛大，而盛大是广泛的极致。
做儿子的孝养双亲，知道是他的使命；做臣子的侍奉君主，知道是他的正义所在。如果发自内心而又顺应自然之道，那么悲伤和喜悦的事情就不足以动摇他。所以说自然安守其心的人，哀伤和快乐不容易在他的面前施展。哀伤和快乐本来是不存在人的内心的，只是因为外物的触动而招致，如果能持守其内心的恬淡虚无，忘记哀伤和快乐，就会通达正义和使命的极致，而且对于死与生也是平淡安然的，所以说这又是德的本体。
作为属臣和儿子的侍奉君主和双亲，若能安守他的使命就会忘却自身，忘却自身则生与死就不会放在心中，所以更谈不到对生命的喜悦和对死亡的厌恶了。
喜悦是出自原本的不喜悦，愤怒是出自原本的不愤怒，如此的话全都是诚恳之言。喜悦出自原本的喜悦，而愤怒出自原本的愤怒，这样的话并非是诚恳之言。诚恳之言有法度而非诚恳之言有太多过于溢美之词，过于溢美之言传承下去并不容易。所以又说：传承流行两种喜悦和两种愤怒之言是天下最难实现的事情。
两种喜悦必然多为溢美之言，两种愤怒必然多为溢恶之言，大凡过于美化或过于羞辱之类的言语都为虚妄，虚妄的言语其可信度没有，没有可信度的言语再去传播它必然有灾殃。所以按照常规说，要传播它的常情，不传播过誉之言，其中的缘故就好像是说：以巧取斗力的人，开始以正常状态比拼，而常常终于用阴损的方法获胜；以礼节饮酒的人，开始的时候有秩序，而最终常常出现混乱状态，这都是到了过激的程度。所以说泰然处之，则多为奇异巧妙，多为不寻常的快乐，这是圣贤不去作为的事情罢了。
孔子说：“我想不说话。”圣人岂能勉强自己说话？不说话，外物就不能干扰，而一旦说话，外物就发生相应变化。有应则不能保持清静。所以说：说话是风波兴起的开始。没有行为痕迹就被隐藏了，有了行为则痕迹就显现。痕迹显现于外则本元之真消亡于内。所以说，行为是实际丧失的标志。不能安静就会渐变为躁动，元真消亡则难以久安。所以说：风波会变为躁动，真实丧失会变为危险。
安处内心于寂静淡然无事之境地，则和谐之声内蕴而且阴气自存，通达于性命之理而动静自然正顺。若猝然之间处于纷繁忧患之际则天真混乱而阴气不存，忤逆于性命之理而举措乖乱。
至人隐藏天真之性，掩蔽心术，不刻意作为而自然有为，不主动有应而自然有应；静时与万物和同，而动时都与吉祥相会。倘若炫耀聪明，刻意于精审明察，用心太过，则举措有不当之累，而导致祸患不期而至还不知从哪里招惹的，而且还不知它的终极在何处。所以说苛刻太过则必然出现不肖之心，而且不知道它出现的原因。如果始终不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又怎能知道它的终极呢。至人无心，假借万物之心为心，来去没有阻碍，而不居守于一，也就是所谓的游心者。既然假借万物之心以为心，就是无为了。如果是有为则是不得已的有为，是不得已而后应对。然而不得已而后有应，又能去除自己的太过而存守于中和，就是这样来保全道了。
因为是天生的贤智之人，所以才要辅佐不贤不智的人。如果贤智的人炫耀他们的贤智，那么不贤不智的人也要起来充当贤智，反被不贤不智的人牵累。只有内藏着贤智而外与事物和同，才足以免除当世的患难。
枉曲自己见解的人，未有能使他人正的。如果想要使他人正，必然要先使自己正直，自己正直之后则他人也就自然正直。
形体是天假之质，心是人身中的君主。天假之形质不可以不保全，所以说形质已安，君主不可以不和谐。所以又说：心若不和，形质虽全也不可以曲就依从于一物；心和的，不可以虑发而昭示于外。所以说：形质安不要沉滞，心气和心思不要外出。所谓君子外顺而内正，不独自去做与别人不同的事情，因此能顺时以应变，而且与万物没有违背，大概是因为他们能通达于道，而且不给自己树立小的荣誉以显示自己的清高，大概的要点是以没有瑕疵为美啊。所以说通达于道的人没有瑕疵。
螳螂以臂来阻挡车轮，虽然才力可以称道，然而却不胜它的强敌啊！猛虎不敢伤害饲养他的人，虽然本性凶恶，然而却不敢冒犯驯养它的人。
仁心的人爱物，没有丧失爱的时候。委曲成全其爱物之心，有违常理，又轻率地使他顺从，然而仁爱之人却始终不能忘记他的仁爱。岂能因为有过错的爱反伤损他的仁爱吗？因爱而伤，则是以人之力而灭绝天理啊。所以说：意图有所到之处，仁爱就有所灭失之处，岂能不慎重？
万物的生长是因为得其自然的本性而生长，如果修剪砍伐就是要失掉它们的本性。得顺其本性就是荣，失掉其本性就是屈辱；荣必然有所美誉，辱则必有所毁伤。齐国的大栎树，因其大而不能做器材，岂能失掉本性再求得荣誉？此处明指世间体道之人，体道而放任其性情以致忘却自己，虽然齐于物而对于毁誉却不能正确面对。
至人能内收精神，自度自己而不缺于用。内收精神，自度自己的精神富足有余，大概是达到了保全性命的境地了。生命是万事的根本，而且没有比生命更大的了，所以庄子每每以大树为比喻。树木的作用，只要使用就要伤害到它们的根本；如果不使用，它们的枝叶就繁茂生长。所以树木保生方法是以不能使用的材质为材质，以没有用处的用处为用，如此行事就能保全而且不能受到伤害。老子说深根固蒂之道，大概就是说生命的重要性啊。而南伯子綦看见商丘的大木而嗟叹其神，人中不成材的，以此看就可以知道，这也是保全性命的方法啊。假使聪慧如神的人，因其才而被见用，就不能保全他的生命了，这与宋国荆氏之地的楸树、柏树、桑树有什么不同呢？只是那些楸树、柏树、桑树因材可用而先夭折，因其小有材质就如此过早地夭亡，所以小有才而不能明白道的人，以至于生命不能保全，恰恰是自己伤害了自己，所以说这是材质可用的祸患啊。
白额的牛、鼻孔上翻的猪，是动物中不能成材、不堪大用的。人生了痔病，是人之中不能成材的。巫祝祭祀河神都不用这样的牛、猪、人为祭品，以为三者是不吉祥而不堪为用的。因为不用所以其生命就自然保全，生命保全就自然能活到天假之年，能活到天假之年的，吉祥没有如此大的了。所以说：这是神仙中人以为大吉祥的事情。然而庄子话说这些的缘故，大概是说生活在人世间的，不能够使道不明而又忘了自己，而且每多经理玄虚、炫耀才能，用以夸耀于众人，众人虽然企盼仰慕，然而最终反自伤其生命。还不如隐藏有道以忘有己，掩蔽材质以保全生命，而免除经历世事的祸患呢！庄子之所以要反复谈论，而且用寓言比喻，这是在敲警钟啊！
支离疏是一个形体生长不端正的人，虽然外形不端正，而内心实在端正，因其外形不正人们不用他，所以可以保命他自己的性命，足以活到天假之年。然而形体支离尚且能保全其生命，何况是支离其德呢？自然是外不炫耀其美好，内不亏缺真实的自己，又岂能不保全其生命又免于人间的牵累？所以说更何况支离其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大圣之人，与世迁移，应物变化，而不凝滞于物，与物无忤，物也不能伤到他们。孔子之心，不曾以经国济世为事，其思想主张被推行的原因，一直以来是随着时代佐助世事而已。所以时代可以推行就可以成就他的功业，时代可以停止就保全他的生命，淡然没有滞碍，而且盛衰也不因为他有什么先知先觉，原来圣人之心是如此的。所以庄子描述接舆者所唱之歌，在寓意圣人之心，而庄子在此引用以最终比喻经国济世之道，并且也是感叹他生不逢时。
庄子所说的祸福，并不是世间之人所谓的祸福。把能全其性命的人叫作有福，忘掉自身性命的人称为有祸。全其性命的人他的道微妙，所以说福轻于羽毛。然而因其极其微小，所以不能自我运行它。所以说不知道可有所承载之地。忘记自身性命的人，其中的道理比较显著，所以说他们的祸患重于大地。然而因其极其显著，所以不能自我察觉从而躲避它。所以说没有可躲避的地方。这是庄子所以感叹世间之人，不能全都明白保全性命的方法。
桂子可以作为食品，所以被摘取；漆可以使用，所以漆树被人们刀割。这是所说的小有作用的材质，尚且不能自我得以保全，也是因为能有所用的材质带来的灾患啊！哪里知道圣人将不能成材的称为神奇，而又把无用作为玄妙呢？知道它不是可用之材，明白它们无用，那么经国济世之道就极其完善了。这是庄子最终以“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作为结束之语的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