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德
老子说：治理身体，最好的方法是养神，其次是炼养形体，神气清宁意气平和，四肢百节皆得安宁，这是养生的根本。使肌肤肥厚、腹肠充实，满足欲望，这是养生的尾末。治理国家最好的方法是以正道进行教化，使人民返朴还淳、回归自然，其次是理正刑罚奖赏制度，人民互相谦让争处卑下，财物利益争相少得，事情劳动力争去作。逐渐被人君感化而改过迁善，大家却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原因，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用货利奖赏的办法达到劝善的目的，使百姓畏惧刑罚而不敢为非作歹，法令修政施行于上，百姓服从于下，这是治理国政的微末。上古之世遵行治国的根本，后世从事治国的微末。
下德就是执着固守于施行仁德。最高的养生方法是养护精神，这是养生修持的根本，其次是养护形体，这是养生修持的微末了。最高层次的治国之术是养德以化民，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其次是修正法制，这是治理国家的微末之术了。依此而向下，则又是下德之下的方法了。
老子说：圣明的君主不是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的，贤能的臣子万人中也不能有一个。不是每个时代都能出现的圣明之君，来求万人之中难得一人的贤能之臣，这就是说达到国家大治之所以千岁都不相同的原因。霸王的功业也不是每个时代都能确立的，顺应他的善意，防备他的邪心，与人民同心同德，则人民就会从善如流，社会风俗就会和谐美好。圣人之所以可贵，并不是他善于依罪而量刑，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明白祸乱动荡所滋生的原因。如果开启矛盾而且顺从它的发展，放纵邪僻淫恶而不予理会，之后再绳之以法，以法施之以刑，如此一来，即使残伤祸害杀尽天下之人，也不能禁止奸邪的产生。
明君良臣风云际会，或许千载一逢。明君不是历世就能出现，良臣万中无一人，以不是历朝历代都能出现的明君而去求得万中无一的良臣，唐尧虞舜之后，就是像成汤遇到伊尹、文王相遇吕公望一样，历代都不多见。又如齐桓公遇到管仲，也不是历世都能确定的，所以说达到治理的时候要少而国家混乱的时候要多，或许是因为君子少而小人多吧。
老子说：身在江湖之上隐迹遁世，心却在魏都繁华的闹市中，向往着富贵的生活。就是为了看重生命，看重生命就要轻视身外的财物和货利了，尚且不能自我控制，而去顺应自己的心情，精神因此不受到伤害吗？不能控制自己的心情，而又去勉强抑制内心的欲望，这就会使得内伤过重，得到重大伤害的人就没有长寿可言了。所以说知道和谐和平的道理就可以说得到了长久之道，知道了什么是长久之道就是聪明。贪生纵欲就会有灾祸，内心的欲望支配了危机的运行就会逞强好胜，所以说要与玄妙的大道理念相同，如果使用了这样的精神就会复返到那样的智慧上来。
人世间有隐居之士，大道没有或屈或伸，身处江湖之上而心在朝廷之中，这就好像是家里有几亩水田也不会忘记的。所以说有道之士，隐居也是为了修此道，任职理事也是在修此道，因时而止则止，因时而行则行，这是学道行道相同的道理，道理相同而行事有异。
老子说：天下最容易的莫过于行善，天下最难的莫过于为不善之事。所谓的行善容易，只要清静无为，适情恬淡，辞去多余的事物，拒绝诱惑，遵循生命，保守天真，不要改变自己的本元之性就可以了，所以说行善容易。所谓的为不善最难，譬如像篡位弑君，骄奢淫逸，躁动不安而又多欲望，这都是违背人的天然本性所为，所以说为不善之事比较难。现在我们认为的大祸患是由于人们无限的贪心所产生的，所以说利害产生的地方，祸与福交际相会，不可以不去审察啊！圣明的人没有这些欲望无须避开它们，有些事情本想要得到它才满足，却恰好相反地失去了，有些事情本想要避开它才内心安定，却恰好相反地得到了。心志有了私情欲望，就会忘记他所从事的事业。因此圣明的人审察动静的变化，适宜取舍揣度之事，梳理好恶爱憎之情，调和欢快与嗔恨的关系，动静得其宜则患难不能侵，接受施与恰当则罪恶不受牵累，梳理爱憎则忧患不能靠近，调和喜怒则怨恨不能触犯。善良与罪恶虽是两条途径，但是同出自一个心思。天下没有比行善最容易了，天下没有比为不善之事最困难的了，祸与福的关系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事有必想要得到的，结果反而失去了，有必要避开的，反而就须从得到了。因此圣人审视动静的变化，调和喜怒尺度，行为处事没有不适宜的，还有什么忧虑怨恨之言呢？
体道之人，不随便获得，不避让祸乱，有而不舍弃，非他自有而不裁制，常常满而不外溢，坚守清虚而易于满足，因此自当以道的理念处事作为，即是说吃饭以充饥，穿衣以御寒，生活足以温饱。七尺的身材，没有道学的自身修养而又祈求尊贵，即使是有国君一样的势力也不足以使他得到快乐，得到天下的财富也不足以使他愉悦。所以圣人内心平和，志趣简易，精神内守，事物不能迷惑。
修身有道，处事有方法。体道的人，守其自然的本性，安其分定的命运，饮食止至于充饥，穿衣止至于御寒，不期望多得，不舍弃所有之缘故，不庆幸能免于祸患，不期望靠近富贵，即使是通达也不因此而骄傲自满，即使是困穷也不随意改变自己的操守，快乐得如同天真烂漫的孩子，如此可与大道同其长久。
老子说：战胜别人是有力量，而能够战胜自己的弱点才是坚强的人。能力强的人必然是利用别人力量的结果，能够善于利用别人力量的人，也必然是得到人心的人，能够得到人心的人，也必然是自有所得的人。没有得到自己而又失去别人的人，也没有得到别人而又失去自己的人，所以治理的根本问题在于安定民心，安民的根本在于物足民用，物足民用的根本在于不夺农时，不夺农时的根本在于简省事物，简省事物的根本在于节约物用，节约物用的根本在于除去骄奢淫逸，除去骄奢淫逸的根本在虚无清静。所以说通晓生命本质之性的人，不会去努力追求对生命本质没有什么好处的东西；通晓命运本原之情的人，不会去努力追求于命运本原无可奈何的事情。眼睛喜爱五颜六色的东西，嘴巴唯以滋味为嗜好，耳朵以五声为快乐。人的七窍如果一天比一天地相互竞争嗜欲，就会伤害本性，一天天地招引嗜欲淫于情志，竭尽本身的自然元和之气，自身况且还不能有所调治，怎能把天下治理好呢？
想要战胜别人，先要战胜自己，从来没有自己不能战胜自己而战胜别人的人。战胜别人的说明有力量，是欲望的战胜，这是一个天理。自己战胜自己的人坚强，这是天理战胜了人欲的结果。天理胜就会得到别人的心，别人将自用其力。欲望的战胜就会利用别人的力量，别人将先离间其心。天理人欲的差距，应该有所不同吧。
所谓得到天下的人，并不是说要脚踏在权力的最高处，百姓称呼他尊号等等。而是说他能够运用天下人的心，得到天下人的力量。即使有国君的名声，却无一人去称赞他，这是已经丧失了天下啊，所以夏桀和商纣王不能称王，并不是商汤和周武王流放他们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民心才丧失了天下。所以说天下有了道德教化而国泰民安，四方边境之国也会为之坚守；天下如果失去了道德教化，只有各地诸侯才为之坚守；诸侯有了道德教化，四方边境为之坚守；诸侯丧失道德教化，只有左右近亲为之坚守。所以没有什么凭借，难道还不能夺取我的地位和势力；有了凭借，就不能夺取我的地位和势力了。行施可以夺取的办法，并非是篡逆弑君的作为，如有篡逆弑君之事，是无益于持有天下的。
拥护我而后又诽谤我、残害我，就会滋生仇怨。圣人运用天下人的心，得到天下人的力量，而使天下大治。就像那夏桀和商纣王也做过国君，有国君之名，却无一个人赞誉他们，这就是商汤和周武王之所以不做他们臣民的原因。天下失了道德，诸侯们为之坚守，这是谁的过失呢？
老子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轻易改变原有的东西，不打破固有的常态规矩。愤怒之后行事作为是违背道德的，兵器是暴戾凶恶的东西，争斗是人们之所以混乱的原因，阴险奸诈违背道德而又用嗜好凶恶的利器来治理人民的混乱，可以说这种违背道德的作为已经到了极点了。若不是把祸患强加于人就不能祸及自己，还不如内心都沉淀淡定下来，挫折磨平其中锋芒毕露的锐器，和解其中的纷争，与天下万事万物和光同尘。人们的性情都愿意夸耀自己贤能而又嫉妒不如别人的那些方面，愿意夸耀自己贤能就会生出争强好胜之心，嫉妒不如别人就会有怨恨斗争滋生，怨恨斗争滋生就会使人心情迷乱而气机上逆。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消除斗争与怨恨，争斗怨恨不再产生就会使心志平和而气机顺畅，所以说：不崇尚贤能，使人民不争强好胜。争斗则有所不足，谦让则和谐有余，这是成就别人和自己两全其美的办法。愤怒悖逆道德，兵器是凶恶不善之物，争斗是人们之所以混乱的原因。阴谋奸邪悖逆于道德，好用凶恶之利器来治理人民的混乱，这是悖逆于常理到了极点了。文子把这些话传授给范蠡，越国想要攻打吴国，范蠡因此引用了这句话谏阻，勾践不予理会，最终被夫差打败。这就是为什么说想要祸乱别人的人，最终自己反被别人给祸乱了。贤明的人，能这样做吗？
老子说：治理事物的时候，不用事物的内在情态而用和；治理和的时候，不用和而是用人；治理人的时候，不用人而用君；治君的时候，不用君而用欲；治欲的时候，不用欲而用性；治性的时候，不用性而用德；治德的时候，不用德而用道。以道的理念来衡量人的本性，则本性就没有污秽邪恶，长久沾染于事物就会忘记其本性，忘记本性就合于他性了。衣服、食物、礼节、风俗都是人的本性，是本性所接受外在的东西，所以说：人的本性想要平淡，然而嗜好和欲望反而会伤害它，只有体道的人能够舍弃外物返回到本性上来。用道以自我鉴戒就不会丢失事物原有的情态，不能用道来自我鉴戒，只要有所行动就会被事物所迷惑，不能找回自己的天元之性，都是因为放纵欲望迷失本性，本性迷失行为动作从未有正的时候，从此之后以如此的状态去治生养命则损命失身，以此来治理国家就会立即引发人民的动乱，所以说不能体道的人就不能返回本性。
本性与欲望本来就有所不同，人们都是如此，而唯独国君更加严重。治理事物不用事物而用和的缘故，是要先明白自己的本性而后再明白事物之性，明白了事物的本性之后就可以参悟并赞美天地间万事万物生长变化之道了。
古代的圣人能够得以体察自己的本性，所以可做到有命令施行就即刻禁止自己的不当言行。大凡是要举行事情的，必然事先要平心清神静意，神清意平之后才可以去校正事物。听觉常在是与非之间，视觉常在彩色之中，而又想得到事物的正常状态就很困难了。所以贵在致虚守静，因此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激拨水面就起波纹，气机零乱则理智昏聩，智昏就不可以达到平正，有波纹的水面就不可以恢复平静，所以圣明的君王抱持元和之气，专守真一之心，用来治理事物的性情。所谓的一，极其贵重而且无敌于天下，圣明的君王执守其一，把自己托于无所不安适的状态，所以能为天下命主。
古代勤学好问的人，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立身处世之道，自己立身处世之道确定之后，为他人为社会之道就可以施行，圣人得以反躬自省审时度势。所以清静明智就在于身体力行，他的恩光将无远不烛，感悟体察获得万物的情性与万物和谐统一，政令自然行使于天下。
老子说：阴阳二气消长变化陶冶万物，都是凭借着冲和之气而生，如果上下离心，中和之气就上升，君臣不和谐，五谷不能成熟，春有肃杀之气，秋有阳和之天，冬有雷电，夏有寒霜，都是奸邪阴阳不和之气所造成的后果。天地之间就好比一个人的身躯，上下四方六合之内就是一个人的形体，所以明白人本性的人天地万物也不能胁迫他，能审视体察征兆的人即使是怪诞奇异的事物也不能迷惑他。圣人以近知远见微知著，从万变差异中寻求一同。中和之气熏蒸于天地之间，不用设立礼义廉耻，万民也不因此相互侵害，没有残暴虐待等不良事端的发生，原因是万民受中和之气道性的教化，都处在混沌冥杳淳厚朴实的状态。廉耻欺凌残暴是社会到了没落的末期，使用太多而财富却很少，劳力过度而给养却不足以养民，人民贫穷困苦而纷争产生，因此以仁为贵。人们鄙视不能齐心协力，处处都是结党营私，各推举和自己友好之人，胸怀机巧奸诈之心，因此又以义为贵。男女群居，混杂而且没有分别，因此以礼为贵。人的性情和生命，淫欲过多而不能自已，就使得身体不能和平，因此以乐为贵，以平淡欲望变改风俗、陶冶性情。所以仁义礼乐这些东西是为了解救散乱败坏的心境，并不是通达治世之道。
天地是一个身躯，天下是一个气息，阳变阴化，陶冶万物，都是乘着这一个气息而有生命。圣人博爱养育万民，视天下为一家，所以天下才有和谐平安。如果说花费太多而取得的财货却又很少，尽力劳苦而所得的生活资养却不足，那么人民因贫穷困苦就会有纷争滋生，这并不是通达治政之道啊。
果真能使神明安定于天下，而内心返回到原来的本性，则人民就会心地良善，人民心地良善则天下阴阳和谐而包括其中，所以财物丰足而人民得以赡养，贪婪卑鄙纷争的心思就不再产生了。仁义不使用，而把道德的理念确定于天下，则人民不淫泆于色彩之中。所以说德衰之后就掩饰以仁义，和谐丧失而后协调音声，有礼而淫乱然后修饰仪容。所以说知道了道德，然后知道仁义，然后才明白仁义不足以施行；知道仁义，然后知道礼乐，然后才明白礼乐是不足以修养啊！
圣人诚能以明智之心返回到原来的本性，人民还会回到淳朴良善。人民的本性良善则天地阴阳和谐，依从而包裹着，财物富足人民得以赡养，贪婪邪鄙不能产生，纷争平息，仁义不能使用，而道德就安定于天下了。
老子说：以清静无为的思想治理天下，和谐通顺而寂静恬淡，本质天真而朴实无华，闲适安静而无躁动，在内修合于道，在外行而合同于义，其中的言语简单而且遵循常理，其中的行为快乐而且顺乎人情，其心和平而且不虚伪，其应事朴素而不予装饰，不用谋划开始也不用计较结果，心安就留下来，激发而动就离身而去，与天地相通，与阴阳相化，与四时和一，与日月同明。与大道同化的人，自身之中的机巧诈伪不能承载于内心，因此天覆盖以德，地承载以乐，四时不失其时令，风雨不能不按时令而肆虐，日月清静明亮而且辉光照耀，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不失其运行的轨道，这是因为清静而带来的光明。
天清地静，所以能够长久，圣人遵循清静作为治国的理念，这是效法于天地之道啊。心清则内合于道，体静则外与人同，所以不用跨出门户而教化已经兴行。
老子说：得以治理的盛世职责容易持守，其中的事务容易处理，其间的礼仪也容易施行，其中的债务也容易偿还。所以世俗之人不兼与官职，官员不兼与事物，士农工商各处其所，乡镇有别于州府。所以农民与农民谈论收获储藏，士人与士人之间谈论道德仁义和人生的行为，工人与工人之间谈论工艺的技巧，商人与商人之间谈论做事的方法和把握时令季节、方域特产。因此士人不丢弃操守，工人不生产假冒伪劣和粗质滥造的东西，农民不荒废农时，商人都是货真价实的物品，人民各安其本性，不见异思迁投机取巧。虽然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层次都有所不同，但是各能安逸其事务，而不违背常理，从事他们善于做的事而不混乱，失去所从事的职业就人品低贱，能在所从事的职业中发挥其作为，就会变得高贵。
古代的人，终生司守一个职位，每个职位就是一个固定的事业，所以治世的时代，做臣子的能尽于职守，事情也比较好做。后代官吏都有兼顾的事务，在职的官员益冗而且吏卒益繁，一个政令出自多个衙门，反而危害了治理。
有先知和远见的人，是才能超常的人，然而治理的社会不以此标准来要求人民；博学强记、能言善辩的人，是才智过人的人，而圣明的君主不以此条件要求下面的百姓；蔑视名利、轻贱财物、出尘脱俗的人，是士人之中具有高贵品行的人，然而治理的社会却不以此标准来教化人民。所以高尚不可及的人，不可以把他奉为做人的标准，而那些行为不可及的人，不可以把他们作为国家的习俗来提倡。所以说：人才不能专一使用，只有一个方面的特长也不能拿来衡量所有的人。只有为人之道和行为准则是可以传于后世的，因此国家的法律制度确定好之后，可以交与愚人去持守，而且军队的管理也可以与法治相同一，不必等到类似于古代那些英明君主出现，只要因其所长、量其所能兼而用之就行了。未世的法律，以高标准量刑，不及标准就依律治罪，以量刑过重为能，有不胜任便受到惩罚，因为危险而又艰难，不敢去做的人便遭到诛戮。人民困迫于这三项要求，就会运用才智掩饰是非欺诈君上，作奸犯科而行危履险，即使是严刑峻法也不能禁止奸邪。野兽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也会反抗相争，飞鸟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就会用喙力啄，人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就产生奸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才智不可跨越德的界限，言语不可以超过行为。才智远大而有先见之明的人，在治世不以此而要求人民；博闻强识而且能言善辩的人，明智的君主不会因此要求下层民众。傲视贱物、不从流俗的人，要求他人较高而且又难以做到，勉强别人不可能为之事，是穷凶极恶奸诈之人。
老子说：雷霆之声可与钟鼓声相仿效，风雨的变化可用音律来表现。大而可以目睹的东西，就可以度量它；明而可以见到的，就可以人为地蒙蔽地；声音可以听到的，就可以去调和它；颜色可以观察到的，就可以去分别它。极其宏大的东西天地也不能涵盖，极其微小的东西神明也不能领受。至于说建立律历、分别五色、判断清浊、品尝甘苦，此时道就分化而为万物了。立仁义，修礼乐，此时德就分散而为虚伪了。人民巧饰智慧以惊动愚昧，设奸诈以欺骗君上，天下有能够持守它的，而未能有治理好的人。智能越多，而德愈加衰败，因此至人持守淳朴而不涣散。
圣人以极其大的淳朴，效法天地覆载之道，观象以制器，如同雷霆与钟鼓、风雨和音律一样，都是得到外在的表象而制器，至于说像那天地之大、神明之微妙，就有所不能全都穷究的了。只有像圣人那样淳朴而不流散，才可以为万世之师表。
老子说：至人修身，虚无寂静淡漠，看不到有欲望的事情，心与神相处，形体与本性和调，清静而形体和适，动作而与理相通达，遵循着自然之道，随缘不任意而为，漠然无为而天下和谐，淡然无欲而民自朴实，不纷争而财物充足，施与的人不以有德自居，接受的人也不因此谦让，如此一来德性反而回归于淳朴，而且没有恩德施惠之意，一切顺其自然。不用分辨的分辨，不用言语的言语，尽在不言不语中，如此或许与道相通了，称为虚无空旷的天府。获取它而不减少，酌饮它而不枯竭，不知道它从什么地方来，称它为摇光，摇光是资助万物生长的粮食。
北辰是天帝居住的地方，端居在天的中心，而众星向它朝拱。圣人取意效法为治之道，心与神相处，漠然无为而天下和谐。摇光位居北斗之杓，有资粮给万物之意，随天运左旋，一天转运一周。北斗不运，人民没有食物，虞舜观察璇玑以与日月木火土金水七政相调和，知天运四季时令，而天道与民用和同而化。
老子说：天爱其精神，地爱其平和，人爱其性情。天的精神为日月星辰雷霆风雨，地的平和为木火土金水五行，人的性情为思虑聪明喜怒由情感而发。所以关闭耳目心口四个关窍，端正五道，就与道混沦合一了。神明藏于无形之中，精气返回到天真之地，虽目明而不以其视物，虽耳聪不以其听声，虽善谈而不以其言语，心灵通而不以其思虑，委以重任而不作为，智慧明白而不矜持。依顺性命之情趣，奸诈就不能伤害，精气存于目即视力清楚，存于耳即听力聪明，留在口里即言语恰当，集存心中即其思虑通达。所以关闭四个关窍，就会终生没有灾患，四肢及九窍不死不生，永恒不变，这就是真人。大地生养财物的根本，只不过是五行的运动而已，圣人调和五行即治理不荒废。
人有五性，上应于天之五星，下应地之五行，五性动作而七情滋生，身体难道还不知爱护吗？而且神藏于心，精藏于肾，魂藏于肝，魄藏于肺，意藏于脾，神明藏于无形之中，不生不死，就是真人。
老子说：衡量物体对于左右来说，没有轻重的私心，所以才可以把它作为平衡的标准；准绳对于内外来说，没有曲直的私情，所以才可以为正的标志；君主对于法令来说，没有好憎的私欲，所以才可以作为政令施行。德行无所树立，怨忧无所隐遁，这是行道而合乎人心的情况，所以为治的人知道而不可以主观意志强加于人的缘故。水激涌浪急利则破坏船只，木头也可奋击折断车轴，不能怨恨木石而怪罪工匠笨拙，是智慧不能担当啊。所以体道者用智则混乱，行德者有心则危险，心性有眼目外露则眩惑。所以权衡规矩，一旦确定就不能更改，永恒而不偏倾，既然流行就不能停滞，一旦奉行它就要使万代传承它，用无为之为而应用它，抱一就是无为，百王施行它，万世传承它，施行起来就不能改变了。
人有私心，没有不害道的。人主没有私心，所以法令统一而令行禁止。所以德有心则危险，心有眼目则眩惑，知道了权衡规矩，一旦确定就不能改变。因此说，所谓的一，就是无为之为，百王施用它，万世传承它。
老子说：人们谈论说，国家有灭亡而天下却没有灭亡的道，人有可穷究的事而理却没有不通达的时候，所以说无为是道的宗旨，得了道的宗旨就会应事无穷尽了。所以说不顺从道理的自然规律，而是专任一己之能，其离穷困的地步已经不很远了。人君足不出户而且能够知道天下之事的原因，就在于他能因事变化而认知事物的状态，因其人的性情而知人之才能，所以集合众力来共举一物，就没有不能胜任的，汇聚大家的智慧做事，就没有不成功的。千人之众来务农就不会没饭吃，万人之群去做工就不会有废弃的物品，工人没有异常的技巧，士人没有身兼官职，各自持守其职责，不能相互干扰，人们各得其所，事物各得所安，因此器械不坏，职责事务不能怠慢。负债少的容易偿还，职责少的容易持守，任务轻的容易劝勉。君上操持简单极少的职分，臣民行其易为的功效，所以君臣民众也不会相互厌恶的。
上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为之天的，地也不是自然之地而是有为之地的。那个有为的是谁呢？国家有灭亡的时候而天下却没有灭亡的道理，伊尹五次见夏桀，而夏桀并不任用，这是专任一己之能，却不知道因循人才之能力而行事，所以伊尹不能助夏而佐助了商汤，夏桀岂能不灭亡，商汤怎能不兴呢？
老子说：为帝的体会太一，为王的效法阴阳，成霸的仿照四时，为君的使用六律。体会太一的人明白天地的情志，通晓道德的伦常，聪慧明白如同日月，精神通彻于万事万物，动静与阴阳和调，喜怒与四时悠分，隐显皆与道相符，爱憎无私，就连飞禽走兽和小小蠕动的昆虫，没有不仰仗其德而生的，德远播于方域之外，名声传扬于后代。效法阴阳的人，承秉天地的和气，德可与天地等同，光明与日月并照，精神与鬼神齐灵，头顶上天足履大地，循规蹈矩，以道德为行为准则，在内能修治自身，在外能得到人心，发号施令，天下之人如风顺从。仿照四时的人，依四时之气运，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舍有节制，出入有衡量，喜怒刚柔，不离开道理的范畴，柔而不脆弱，刚而不壮实，宽而不流散，肃而不悖逆，悠闲自得和气自然以养育万物，其德涵盖愚蠢而又包容不肖，没有私心杂念啊。运用六律的人，生与杀，赏与罚，给予夺，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道了，征伐战乱，禁止残暴，兴举贤良，废弃不肖，匡邪归正，攘除危险达到和平，矫曲以为正直，明确施舍开启阻塞，因循时机，顺应潮流，以使万民归服而役使人心。
为帝的人，若不体会太一，阴阳就会相侵；为王的人，若不效法于阴阳，四时就会削减他；为霸的人，若不用四时，六律就会羞辱他；为君的人，若丧失六律，他遵循的法则和准绳就会废弃。所以说以小的智慧而推行大的道理就会困穷阻塞而众人不能亲近，以大的智慧而行使小的道理就会狭隘而且不能被容纳。
不谈论皇而只说帝、说王、说霸、说君，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尊敬皇啊！为帝的人，失了道之后还有德；为王的人，失了德之后还有仁爱；为霸的人，失了仁爱之后还有正义；为君的人，失了正义之后还有礼义。大智慧的人树立之后，小智慧的人还存在那里，如果小智慧的人树立之后，大智慧的人就不能存在了。
老子说：地域广大人民众多，不足以凭此为强盛；铠甲坚固兵器锐利，不可以依此就能战胜；城墙高厚池水宽深，不足以借此而固守；严刑峻法，不足以凭此立威。为了存国而设立的政治，即使国家再小，也必然生存。为了亡国而设立的政治，即使国家再大，也必然要灭亡。所以说善于坚守的人不需要做防御，善于打仗的人不需要交战，乘借时势顺应民意就取得天下。因此善于为政的人积累品德，善于用兵的人蓄藏愤怒。品德积累则人民就可使用了，愤怒蓄藏而威严就可以树立了，所以积累的品德越深，归向的人越多，施与的德越广博，诚服的人越广。广则威信制服的人越多，多则我强而敌弱。善于用兵的人首先要削弱敌人，而后再去战胜对方，所以费用不够一半而可得到十倍的功果。千乘之国若行使文明之德政，就可以称王；万乘之国如果嗜好用兵，就会灭亡；仁义之师先自胜而后才可以交战；败亡之师首先交战而后才去求取战胜。这是不明白胜败之道啊。
行使文明德政的，国虽小必然保存；好用兵的，国虽大必然灭亡。善于为政的积累德，善于用兵的蓄藏怒。用兵的目的是为了止乱，而并不是为了作乱，如此则人民不能受到伤害，而且国家可以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