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自我疗愈⁽²⁾

自我疗愈是一种内生的力量，且不易被发现。这就要求社工或者治疗师要善于观察，协助案主激发其内在的力量，从而达到自我疗愈的目标。自疗与治疗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疗”强调案主自身内在的潜能和力量，而“治疗”则关注的是技术、方法，并侧重于以治疗和矫正的方法处理疾病和缺陷。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我们的视角越来越超脱了传统的问题视角，在此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培养、提升案主的自我疗愈力，而不只是通过治疗的方法为案主解决问题。

一、自我疗愈（Self Healing）

自我疗愈是一个当事人通过自我调节来实现心理平衡的过程，人本治疗模式的创始人卡尔·罗杰斯较早提出和强调在辅导关系中需要注重案主自我疗愈（Self Healing）。卡尔·罗杰斯在《当事人中心疗法》和《成为一个人》这两本重要的人本主义著作当中，都涉猎了关于当事人中心和关注当事人自我疗愈力相关观点。

“案主来求助治疗之前其实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疗’”“治疗来自于外部，但是，痊愈来自于内部——生命体的本质中”（Andrew Well，2003）。很多时候，人们试图通过与别人建立亲密关系来缓解自己的孤独和恐惧感，我们试图从别人那里获取能量和填补自己的空虚，于是我们渴望获得他人的认可、关注和喜爱，以此抚平自己的伤痛。但自我疗愈治疗师认为，把自己交给他人来填补空虚的做法是危险的。而自我疗愈鼓励我们转向自我的、内在的，寻找内心那个迷路的小孩，鼓励我们去拥抱自己不良的情绪，不是逃避，而是要正视内心的痛苦，哪怕是孤独、恐惧、被遗弃感等。

自我疗愈又可以分为内在和外在两种自我调适。内在调适主要是指通过内心调节来获得心灵平衡，外在调适则是指通过活动、社交、环境改变等来辅助个人实现情绪、心理的平衡。自我疗愈以内在调适为主，但同时也并不排斥外在的活动调适，很多时候需要依靠外在的活动调适来刺激获得新的能量达成感悟，如适当的社会接触、良性的人际互动等都有利于自我疗愈。

在社会工作助人活动中，很多治疗取向的同工急于寻求某种技术来帮助案主渡过难关，反而淡忘了案主自我疗愈的能力，我们的思维局限于医生看病必须是打针吃药的惯性中。退一步来说，即使真能够用医生看病的例子作为比喻，但作为治疗师应该看到案主在这一过程中的主体性，而不是把案主当作一个被动的、有待接受修复的对象，若忽视了这一最基本的量度，我们就会陷入过度治疗的陷阱，让案主更容易形成“治疗依赖”“技术依赖”，不利于案主主体性、独立性的发展。

二、自愈力（Self－healing Capabilities）

基于“自我疗愈”概念的提出，有学者同时提出“自我疗愈力”（以下简称自愈力）的概念。所谓“自然痊愈力量”（自愈力）除了包含某些原始的痊愈疗法——如祈祷、冥想、静坐、气功、草药等之外，还有来自身体内在的免疫机制的力量。这个免疫机制的力量无时不在运作，人能够持续地健康存活就是自我疗愈力存在并保持运作的最强佐证（向鸿全，2005）。

自愈力的概念来自于医学。通过中国知网输入“自愈力”的概念来搜索学术文献会发现，目前该概念更多地被中医和预防医学所运用。在心理学方面，也开始有一些治疗方法越来越注重发挥案主自我康复的能力的做法，例如复原力的概念、人本治疗模式等。目前在辅导方面也有学者将自我疗愈与游戏结合来开展儿童辅导，看孩子在玩沙盘或是其他游戏的过程中是如何平复心情的（林美珠，2002）。

在心理学界，和自愈力相近的概念是复原力（Resilience⁽³⁾）。心理复原是个体在经历对生命具有威胁的事件或严重的创伤后仍然能回复到良好适应状况的现象（雷鸣、张庆林，2009）。心理复原的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由Garmezy及其同事在进行儿童精神分裂病理学研究中提出的（Luthar，2006）。复原力的概念，在台湾心理咨商界和社工界都较为流行。复原力是指个人与生俱有或后天学习到的某种特质与能力，可以帮助个人与环境互动时不受生活压力的影响，使个人不落入忧郁的困扰中。复原力包含社会支持、正向自我与自我控制三个向度（王昭琪、萧文，2007）。从21世纪初开始，该概念被引入中国大陆，较多应用于心理学领域，尤其是学校心理咨商领域。

从复原力的角度看，人们特别重视对案主个体自身保护因子的挖掘。从发展结果角度考察心理复原力的学者，倾向于将心理复原力的生理机制归结为保护因子的积极影响。近年来，学者们从认知神经的角度探讨基因、气质、情绪调节、认知、早期经验等保护因子对个体心理复原力的影响（雷鸣、张庆林，2009）。因此，在精神学科中，尤其强调如何通过来自精神科学、心理调适等治疗手段让案主复原。

由于社会工作助人目标和心理学助人目标的不同，⁽⁴⁾这样就决定了两者在介入案主问题的时候，所处遇的角色和采取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在本书中，作者更倾向于使用自愈力的概念，希望从社工专业助人使命的角度，强调辅导过程应该看到来自案主身上的自我疗愈力，而不仅是从心理咨商角度透过外在技术帮助促使案主复原。这就会涉及社会工作所常用的优势视角、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家庭生态系统理论、增权理论乃至基进社会工作理论、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理论等心理学范围以外的理论视角来帮助案主获得自我的平衡。

治愈意味着整合调动身体和心灵的机制，去面对障碍、身体疾病或精神断裂。治愈也需要个人与更强大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之间的良性关系。对人类而言，事物的自然状态经历了无数时间的演变，且从细胞到自我形象的每一个组织层次，所有的过程都是对个人心灵与身体的修复。治愈的效果出现在治疗师或个人与机体之间建立联系或注入力量以实现自我恢复的时候（Cousins，1989；pelletier，2000；Weil，1995）。

而谈到自愈力，我们还可能会联想到优势视角下的抗逆力（Resistance）。抗逆力是一个过程，源于迎接自己被世界需要和挑战关于能力、知识、洞察力和美德的持续成长和阐明，尽管这是矫正性的（Saleebey著，杜立婕等译，2013）。作为实践者，我们必须尊重事实，伤害已经发生了，情感和身体的伤疤已经见证了这一切。对于许多人来说，尽管伤口还在，但这样的经历是具有意义的，能增进我们面对挫折的能力。就如同我们相信案主具有无限的潜能一样，我们相信案主同样具有强大的自愈力，而自愈力本身就是案主自我察觉、自我改变和自我增能的过程。

三、叙事自我疗愈

社会工作在开展个案工作时，应当鼓励案主讲述自己的故事，以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重新审视其日常生活经验。为达成此目的，首先，社工应当提供宽松的会谈氛围，运用“完人”的角度去看待案主，鼓励其谈论个人经验和自身赋予经验基础上的意义，而后引导案主关注宏大叙事和主流话语在自我叙述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次，社工应当围绕问题展开，帮助服务对象探寻自身久远且隐秘的记忆，借助于质询的技巧，帮助案主围绕问题运用自我知识重新审视自身与经验（问题）之间的关系，以此超越主流的、外在的和标准的话语框架，发现自我的、个体的和多元的话语框架，在此过程中案主能够学会关照自我并建构主体性的知识，以此收获在助人过程中的主动性（徐永祥、杨威威、徐选国，2018）。

叙事治疗为改写生命故事提供了可能。我们在反思越来越走向治疗取向的西方社会工作时，对“诊断—治疗—评估”这一医疗服务模式所带来的药物、技术和专业依赖有了更多的警醒。自我疗愈似乎更适合于隐忍内倾、追求内在超越的传统文化性格。那么，在我们移植叙事治疗到中国文化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将两者结合起来？

正如前面提到的，对于隐忍内倾性格的人来说，其内在的心灵对话是很丰富的。这种自我对话其实就是自我叙事，更是自我合理化生命历程过程。只要掌握一套恰当的叙事方法（叙事治疗师助人自助的使命最终也就是要教会当事人这样一套方法，而不是用这样一套方法“医好”了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有可能改写有问题的生命故事，也就是说叙事自我疗愈也就有了可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叙事自我疗愈就是一套鼓励案主以自我生命对话的方式来获得内心平衡的疗愈方法。

叙事自我疗愈是充满主体性的，并鼓励案主用自己的话语体系进行叙说。或许有人会担心这样会不会陷入过度诠释的陷阱里？其实，这仍是实证主义思维范式在作祟。在叙事自我疗愈中，笔者认为，只要是内心真实的感受，就不存在过度诠释——存在即合理。尽管新故事与所谓的标准和真理偏离，也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推翻这些“真理”，而是借此反思是谁在利用所谓的“标准”与“真理”来操纵和压迫，以此使案主获得解放，自我增权。

叙事自我疗愈的形式是自由的。自由书写，乃至疯狂书写都是叙事治疗师们所鼓励的。网络日记、口头阐述、录音……只要使用者（案主）喜欢，它们就是叙事自我疗愈最好的方式。在自由的空间里，任由使用者天马行空，最真实的自己跃然于纸上，无比淋漓酣畅。

叙事自我疗愈的形式丰富多样，其中运用较多的是叙事信和自我故事。正如我们第二部分的内容，同学们几乎都是使用书写自我故事的形式进行自我疗愈。另外，在叙事自我疗愈过程中也会使用一些自证式文件，包括证书、宣言和授予自我证书。在叙事自我疗愈的见证部分，人们常会用到以上自证式文件，以见证自我的成长。

正如前面在解释“自我疗愈”概念时所述，叙事自我疗愈并不排斥外力（包括与亲友的分享、生活体验、辅导治疗等）的推动。相反，在故事发展陷入困境时，更需要某些外在的力量来刺激开启故事演绎的空间。所以，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本研究中探索“叙事自我疗愈”时并非是要把自己关起来，也绝对不是倡导与治疗师的“治疗”以及外界互动割裂，而是把“自我疗愈”和“治疗”看作案主实现复康过程中两个重要的部分。“自疗”是实现“助人自助”终极目标最根本的方法，而“治疗”则是协助个体实现“自疗”的重要支撑。因此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专门地把研习叙事疗愈的学生的实践论文列入其中，以供大家从如何激发案主“自愈力”（自疗）角度去学习治疗。

由于人在自己的空间不能和其他人直接接触，所以也无法互相比较彼此的经验，产生不同的知识，建立同盟，反抗这种压制。这个严格划分阶层的观察体制，这个“个体化的金字塔”当中，不可能发生“多元化”常有的挣扎与反抗，反权力就这样有效地中和掉了（White和Epston著，廖世德译，1990）。

那么叙事自我疗愈的过程是怎样的？从解读福柯后现代精神当中，我们似乎从解剖语言和关注对话中找到了出路。所以，人们提出福柯式方案，希望从挑战人学真言体系出发，解构各种有关正常人的学科标准和专业技术权力，开辟出当事人积极参与的另类的生活故事，建构不同的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此作为一种抵抗策略（郭伟和、郭丽强，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