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专业化史看“治疗”与“自疗”的关系

一、专业化史

从社会工作的历史角度来看，社会工作有两大起源，一是慈善会社传统；二是睦邻会社传统。因为追求科学助人，慈善会社传统逐渐走向了个案式的救助和治疗；而睦邻会社传统则在后来成了社区工作的重要的起源（Allison，2009）。

芮奇蒙领导的“慈善组织会社”想要借助于科学方法实现慈善工作的科学化，以帮助具体的案主解决自身的问题，从社会工作的历史角度来看问题，这支流脉也是社会工作“个案工作”的发端；亚当斯引发的“睦邻组织运动”通过在社区里建设睦邻点，整合志愿者和慈善资源，帮助整体社会更加负责任地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徐永祥、杨威威、徐选国，2018）。

从1920年芮奇蒙写的第一本社会工作专业有关著作《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以来，基于发展专业基础的需要，成为一个被认可的“专业”，社会工作首先借鉴了当时风靡全球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以一种可以被验证的、检视的和自然科学的方式去做个案服务。即使到现在，如社会工作界常用的画个人生命路线图、探询案主的早期经验、人格分析、心理动力分析、梦的解释等这些方法、技术和技巧，大多源自于此。

这样一来，社会工作服务就开始被贴上了“治疗”取向的标签，例如我们采用的心理社会模式，这个最早被公认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模式，也包括后来的危机干预模式、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等诸多的方法和技巧，都是努力向医学看齐，采用医学中典型的“诊断—治疗”流程，把辅导过程看作一个治疗过程，希望通过专业技术来帮助案主解决问题。

在社会工作临床实务中，治疗师（个案工作者）与病人（受助者）之间的沟通过程充分展现了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的内涵，即人们相信这样的真理：专家对病人拥有绝对的权威，二者是一种基于权力依附关系，病人（受助者）通过叙述可以准确地表达自身的经验，而治疗师（个案工作者）也能准确地理解病人（受助者）的经验并制定出治疗或干预方案。同时，在这种治疗或咨询实务过程当中，现代主义的本体论还认为，病人（受助者）的心理特征或人格是稳定的（熊跃根，2016）。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精神分析的治疗学派是社会工作治疗方法的主流（宋丽玉、曾华源等，2012）。但社会工作在追寻这样的一个专业发展的时候，问题来了，那就是发现社会工作所使用的精神分析的方法更多是去服务那些“中产”人士（Goldstein，1990）。这样一套专业咨商的方法，对于基层的民众来说，难以代入这种专业的套路，例如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还有需要较强的文化理解力和反思力，另外高昂的收费等都是社会工作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学者批判社会工作迷失于使用如精神分析这样所谓科学的方法，在追求发展自己的专业知识框架的时候，丢失了它原有的基础（Goldstein，1990）。而这个基础，就是社会工作最开始和始终关注弱势群体的初心和专业使命。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在这个时期社会工作在追求它的学术和专业地位的时候，和它原本的追求越来越远。

然而，社会工作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跟随精神病医学的脚步踏上了“芮奇蒙”路线，即追求实务过程的科学化，而枉顾改变整体社会的责任和使命，专注于从个体的角度诊断并解决案主的问题（徐永祥、杨威威、徐选国，2018）。

但是随着社会脉络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需要协助的人数增加，以及其他观点的产生，如行为学派以及认知学派等，精神分析观点逐渐式微（宋丽玉、曾华源等，2012）。

二、去专业化史

从社会工作专业化历史进程来看，专业化的同时也伴随着反专业的呼吁。最初，专业主义被认为具有维护社会稳定、提升专业能力、获得案主信任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是，后来随着专业人士利己主义倾向的兴盛，专业主义被赋予了消极悲观的意义，沦为专业团体维护自我利益（如薪水、地位、权力等）、制造市场壁垒、垄断行业领地的话语工具（葛忠明，2015）。

反专业主义开始反思社会工作的目标和使命，因为专业主义话语引导下的社会工作逐渐倒向了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科学化水平较高的专业，导致个案工作、个人治疗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现象引发的负面后果是，社会工作远离了社会变革、社会行动，放弃了对于穷人、移民等弱势群体的道德关怀，社会正义的理念遭到抛弃。

因此，反专业一直在与专业化作抗争。首先，反专业主义倡导社会变革、社会正义；社会变革的目的在于消除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和压迫，为社会底层群体谋取合法权益，继而兑现社会工作对于社会正义的道德承诺。但是，专业主义通常是社会变革的绊脚石。例如，格林伍德就认为，社会工作对专业权威、地位和垄断的追求，阻碍了社会运动、社会改革的发展（Jennissen和Lundy，2011）。

其次，反专业主义反对个案工作的主导地位，尤其是“诊断—治疗”心理分析模式的个案辅导。后来以生态系统论作为分水岭的个案工作模式，以及各式各样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模型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心理分析式个案治疗模式的一种回应。

再次，反专业主义反对价值中立，主张价值介入。专业主义倡导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都主张价值中立，即为了保证专业活动的科学性、客观性，要求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将个人的主观价值、情感等悬置。但是，价值中立的结果是政治问题的技术化（technicization of political problems），忽视了案主困境背后的结构性根源，这是倡导结构变革的反专业主义者所要坚决反对的（Mullaly和Keating，1991）。事实上，社会工作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它更多是科学与价值的结合，既包括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又包含价值承诺和判断（Thursz，1966）。所以，有学者提出社会工作的强烈价值介入论，强调其既是道德实践，又是政治实践（贺玉英、阮新邦，2004）。

最后，反专业主义反对专业霸权，反对不平等的专业关系。专业主义很容易产生不平等的专业关系，导致专业人士对于案主的操控和压迫。在服务过程中，专家刻意使用神秘的知识（confidential knowledge）和服务对象不熟悉的专业术语、词汇，继而体现其科学性、权威性。例如，社会工作者运用不正当性格（inadequate personality）、低动机（low motivation）、低智商（low intelligence）、长期依赖（chronic dependent）等字眼来对案主进行分类诊断（彭伯顿，1992），导致案主产生无力感，加重对专家的依赖（Poppendieck，1992；转引自李伟、杨彩云，2018）。

三、从work for到work with

1951年，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完成了他的人本心理治疗的重要著作《当事人中心疗法》，提出以当事人中心这一非指导性的辅导模式，并在后来的著作《成为一个人》中，完善了人本主义治疗模式（卡尔·罗杰斯著，宋文里译，1990）。从重新定义辅导关系角度来看，人本治疗模式是一次重大的革命。借此，社会工作也开始对传统以治疗师为中心的社会工作模式提出了反思，开始批判传统治疗模式过于强调治疗者的技术权威等。

但是，学者童敏（2003）指出人本治疗模式依然脱离不了传统的在辅导关系中把社会工作者当成是中心的观点。“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卡尔·罗杰斯的辅导模式并没有摆脱原有社会工作辅导模式的基本分析逻辑框架。卡尔·罗杰斯依旧把社会工作者和受助者视为相互独立的个体，在辅导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只提供受助者改变的外部条件，借助于社会工作者提供的信任、接纳和融洽的外部条件，受助者就能发生有效的改变。可见，卡尔·罗杰斯依旧像原有的社会工作辅导模式那样以一个价值标准确定社会工作者与受助者之间的辅导关系，辅导者依然是社会工作辅导模式的中心。”“因此，即使这样的社会工作辅导模式使受助者发生了有效的改变，也会不自觉地忽视受助者自己的独立分析、判断和行动的能力。可见，传统社会工作辅导模式在逻辑构建上根本忽视了受助者的独特性、个别性，与社会工作倡导的基本原则相违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社会出现大量的社会问题，贫困、疾病、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于是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开始反思，并试图超越现代主义，于是产生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造反’的思想，反对一元论、决定论；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反对主题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于泽元，2002）。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出现，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又一次重大的变革。在发展过程中，社会工作开始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应该把权力还回给案主，案主才是问题解决的专家。在这一点上，社会工作者借鉴了大量后现代学者的观点，尤其是福柯权力和话语分析的观点，去解构辅导关系中的权力问题。

有学者认为，立足于社会工作本位，区分社会工作权力是否被滥用的重要区分标准，则是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是将自己所服务的案主视为“客体”抑或“主体”。换言之，社会工作主要是根据专业权力与社会目标，抑或是根据案主自身所阐释和表达的主体知识对案主开展服务（徐永祥、杨威威、徐选国，2018）。基于权力的讨论，回答了为何我们要尊重案主主体，以案主为中心，把评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权力交回给案主，从案主的脉络去理解案主，再放到大的历史、传统习惯、文化、权力结构和话语等脉络中去理解具体的人的问题等，由此重新定义社工与案主之间的关系。

社会工作也是一种“人的科学”，它将自身工作对象定位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也即福柯意义的“无名者”，着力借助实务工作与科学实践将其主体知识整理、还原与呈现，最终达成社会中大多数人能够认识到以往隐蔽的“无名者的生活”，直至推动社会权力施展方式与权力资源配置的变更。在权力运作过程中，社会工作强调“助人自助”与“赋权”，帮助案主掌握“自我技术”以不断重塑自身。然而，在社会工作自身实践过程中也始终遭受着社会整体权力与专业为本权力导向的威胁，因而产生“行政化”与“专业主义”的问题（徐永祥、杨威威、徐选国，2018）。

多向价值视角引入社会工作辅导模式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辅导者不再是专家、指导者，辅导关系也不再仅仅限制在辅导室或者专业知识领域，辅导者的整个生活都纳入与受助者的沟通交流中。与受助者接受帮助相对应的是辅导者的指导，这两者构成了传统的专业社会工作辅导关系。显然，不仅受助者需要改变自己的处境，辅导者也要调整自己的角色（童敏，2003）。在实务场域中，社会工作者越来越清晰自己的定位，摒除过去大包大揽为案主解决问题的父权主义和专家主义，更注重与案主同行，从协助者、辅助者的角色出发，支持案主实现自我改变与成长。

“work with”助人路径的选择，也是社会工作专业自我解放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它鼓励社会工作者从传统专家的神坛走下来，回归专业使命。中国台湾学者王醒之（2013）认为，助人从“济贫救苦、施医赠药”式的慈善，到（现代性概念下的）助人所强调的反社会排斥与身为人的基本权利（rights）对应的是社会排除的救赎与修正。但背后去异求同的想象，却反向强化了社会排除的基础，进而将社会实存去脉络化、去历史化，同时将这两者捆绑于其中，助人者被镶嵌在体制里，也被扭曲成为受压迫者，empower遂成为欺人骗己的谎言。因此，他认为，助人者唯有清楚辨认自己也是专业体制中的受压迫者（原来自己赖以生存的、自己认同的，恰恰是压迫自己的）并且与受助者一起发展出对压迫共同辨认的可能，共同往再历史化、再整体化、再脉络化的关系方向挪动，“互助”的认识才得以展开，也才得以“助己”。当助人者带着实务工作自我怀疑重新审视“异／同”的社会建构，就会发现“边缘即核心”“他者即我者”，就会逐渐放掉求同存异的想象，进而从工具性审查中解放，也会从暗示—驯化的关系中解放。

基于以上的讨论，如果我们把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历史看作一个必要的且惨痛的“专业化”史，同时也把“去专业化”史看作一个必然的且需审慎对待的“专业化”史，这样会不会更好？无论是专家取向，还是去专业化，对于发展中的社会工作而言都是两个极端。以史为鉴，社会工作应该如何对待专业化的问题？作为一个走向多元包容的专业，社会工作需要更审慎地看待不同知识和知识脉络，引进和吸收其中的养分，推动专业化的同时不至于丢失与案主同行的专业本色和初心（李伟、杨彩云，2018）。